業內人士就中國公益透明話題展開討論。京華時報記者黃英男攝

　　8月29日，基金會中心網成立兩週年大會在北京隆重舉行，隆重的原因不在於“慶生”，而是因為這一天將要發佈中基透明指數FTI，該指數是動態展示中國基金會的“透明英雄榜”。當天，與會者們熱烈地在網絡上發佈這個公益透明的“利好”消息，然而，儘管信息洶湧，但回復者仍以公益業內人士為主。在“郭美美事件”之後，儘管各方對中國公益組織的透明呼聲都日漸強烈，然而，真正推動中國公益實現透明的力量在現階段仍不算強大，中國公益透明，尚行走在艱難“破繭”的階段。

　　◎行業 透明呼聲伴雜音

　　截至8月29日，中國基金會的數量已達2753家，其中北京地區343家。然而參加29日發佈會的基金會僅有69家，此外，還包括8家民間公益組織以及35家國際機構。無論是公益組織從業者還是與會專家，出現在當天會場的，多半仍是老面孔。儘管近年對中國公益行業透明呼聲日益強烈，越來越多的公益組織也在向透明方向努力，但在整個中國公益業內，“透明”仍非所有組織的願望。

　　FTI指數系統開發專家、清華大學廉政與治理研究中心主任程文浩在系統研發的10個月中，發現了一些令人深思的現象：“有些基金會基本上沒有任何信息公開，但是照樣通過了年檢，照樣可以生存。有些基金會非常不透明，尤其是它的收入、支出、項目信息方面，但是仍然能夠獲得大部分的捐贈。同時，雖然國家對於基金會的收入支出比例有非常嚴格的規定，但我們計算發現，很多基金會在沒有達到國家規定的收支比例情況下，仍然從容過關。”

　　在2011年非公募基金會論壇上，一位外地的基金會領導就曾對記者説：“透明只是這一群人的要求而已，我們沒有籌款危機，發展得很好，幹嗎非要投人投力投錢自己去折騰搞什麼透明？”

　　不必透明仍然可以“健康生存”，正是這樣的原因，讓為數不少的中國公益組織並不熱衷甚至於排斥透明。

　　“向老百姓籌款是成本最高、難度最大的，因為募集的錢不多，你又要告訴人家錢是怎麼用的，公募基金會大都有點政府資源，所以企業也願意給這些基金會捐款，捐上一千萬，基金會只要給企業寫個報告説錢是怎麼用的就行了，多方便。”騰訊公益慈善基金會執行秘書長竇瑞剛如此分析。

　　籌款不難、政府背景讓許多中國的公益組織對透明不夠積極，“在行業基金會方面有兩類值得關注：一是人民教育基金會，二是各地的見義勇為基金會。這兩個行業基金會透明指數均值非常低，值得社會大眾和監管部門高度重視。”程文浩説。

　　◎公眾 日常關注尚不足

　　“這兩年每次發生負面事件，公眾關注度都空前高漲，罵聲一片，但真正平時我們想吸引公眾來關注、推動公益組織透明，覺得太難了。”基金會中心網工作人員袁媛説。

　　作為近年推動中國公益透明最強大的一股力量，公眾的力量一直為各方所重視，但公眾如何能在沒有負面事件的情況下，也能積極地參與到透明進程中，是許多公益人努力而尚未實現的期望。

　　今年以來，基金會中心網搞了兩次透明日活動，通過網絡、熟人轉告等各種線上線下方式來讓普通老百姓走進公益組織，通過面對面的方式來了解公益組織的運作情況。每次透明日儘管做足了宣傳工作，但最後的結果仍非常不讓人樂觀。第一次的中國扶貧基金會透明日一位普通公眾的身影都沒有，第二次的深圳市鄭衛寧慈善基金會的透明日來了一些普通公眾，也基本上是相關熟人帶來的。

　　“公益事業的發展必須依賴普通民眾的關注、參與，但目前除了醜聞時期，公眾普遍對公益是不關注、不參與的，公益界的裸曬更像沒有看客、孤獨的脫衣舞娘。”瑞森德企業社會責任機構總經理段德峰用如此表達對公眾參與度不夠的無奈。

　　國務院參事、友成企業家扶貧基金會常務副理事長湯敏談説：“如果我們費了這麼大努力（做這個透明指數），而社會卻不太了解，或者不知道的話，那我們的作用可能就沒有這麼大。”

　　讓捐款人看到錢的清楚流向，從而決定是否捐錢，這是希望工程創始人、基金會中心網理事長徐永光很多年的願望：“‘透明指數'最重要的價值就是給公眾一把打開基金會透明大門的鑰匙，捐款人可以參考這個指數‘用腳投票'，通過了解哪個基金會的透明度比較高，再決定是否捐款。”

　　無論是給出鑰匙也好，“用腳股票”也好，沒有公眾的關注與參與都是空談，“怎麼能讓公眾在平時像關注負面事件一樣去關注日常透明，我真的覺得這是當前最難的。”袁媛説。

　　◎政策 準入嚴格監管不夠

　　無論是行業自身的需求，還是公眾的日常參與，其有效性都不及一個科學規範的制度，而行業自律與公眾監督本身也應該建立在一個科學規範的管理制度之下，而不能替代制度本身。

　　在當前政策環境下，中國公益組織面對入門門檻過高，而一旦進入後監管又不夠到位的難題。

　　目前，中國名正言順的公益組織分別以社會團體、基金會和民辦非企業三類形式存在,分別受到《社會團體登記管理條例》、《基金會管理條例》、《民辦非企業單位登記管理暫行條例》三個國務院法規管理，而這三個法規在公益組織的註冊登記上都無一例外地實行“雙重管理”制度,即公益組織需要先找到一個“業務主管單位”才能實現註冊，讓民間公益組織去找一個政府部門作為自己的“業務主管單位”，可想而知殊為不易。在此情況下，許多民間公益組織只能轉而通過工商註冊來活動，而工商註冊卻不營利這種名實不符的身份，又在非營利的現實中遇到了等同企業的交稅困境。與此同時，對於一些找到主管單位拿到民政註冊身份的公益組織來説，想做到透明又不知從何下手。

　　以基金會為例，目前《基金會管理條例》規定：“基金會應當於每年3月31日前向登記管理機關報送上一年度工作報告，年度工作報告包括：財務會計報告、註冊會計師審計報告，開展募捐、接受捐贈、提供資助等活動的情況以及人員和機構的變動情況等。”從字面上不難看出，一年一次的工作報告究竟應該對基金會各項工作信息精確上報到什麼程度並未有明確説明，同時，對於公益組織如何向公眾公示信息也未有切實的考慮，畢竟相對專業的財務會計報告、註冊會計師審計報告很難讓普通公眾一目了然。

　　中國人民大學NPO研究所所長康曉光一針見血地指出：“從目前來看，我們的年審理論上還是比較嚴格的，但是，近年來爆出的醜聞幾乎沒有一個是被年審審出來的，基本上都是不小心被媒體抓到或者內部狗咬狗咬出來的。”

　　◎建議 公平參與嚴管

　　讓公益組織能夠健康蓬勃地發展，首先要有一個公平的、開放的空間和環境，相較于美國11萬家基金會的數量，中國在擁有13億人口的數量上只有兩千多家基金會，而更多的民間公益組織尚停留在不能實現正規註冊的門檻之外，所以，從政策上為不同的公益組織提供公平的準入制度是關鍵的第一步。

　　在今年三月份的第十三次全國民政會議上，溫家寶總理指出：“完善政策措施，積極支持發展社會互助團體和組織，鼓勵企業、團體、家庭及個人開展社會互助和慈善活動。”從中央到地方，正在為公益門檻的降低而釋放出積極的信號。

　　只有公平準入、拋棄特權，才能讓中國公益組織集體發出透明呼聲，從而增加自律、形成合力，促進行業的健康發展。

　　其次，是吸引公眾對公益事業的參與和監督，“公益組織應該努力去培養挑剔的捐款人，如果捐款人不夠挑剔，我們永遠不會成長，我們要做到像賣礦泉水一樣賣我們的透明指數，賣我們的品牌，這是很重要的一個思考方向。”段德峰説。

　　另外，重要的一點則是政府對公益機構嚴格、科學的監管。

　　在這方面可以借鑒的他山之石是，美國的非營利組織要想獲得免稅資格，需要向國稅局提交免稅申請表，申請表的內容詳盡到包括機構收入前五名人員的各項信息、理事會成員父母子女配偶等親屬是否有該機構有利害衝突的情況説明等，而這個申請表需要一個全職工作人員的20個工作日才能填完。

　　“透明只是基石，僅僅是公益繁榮的前提條件。透明不能解決所有問題。但是不透明，所有的問題都會找上門。”段德峰這樣評價透明的意義。

　　當下，雖然社會對透明呼聲甚高，但在追求透明的路上，許多公益人仍感到孤獨。一項事業在打基石階段，大抵都要經過艱苦而孤獨的摸索，作為公益繁榮的前提條件，公益人期待這個時期不會太長，在實現透明的路上，內在的合力與外在的助力早日來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