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公益 期待和風險並存

　　一個澆水工在森林公園中，只是執行命令的每天拖著水管走來走去，周圍的遊人對於他而言都是陌生人。他感受不到人與人之間的友好，也感受不到別人對自己的尊重，也無法參與到更多的社會事務中，實現自己更大的價值。直到有一天，這個澆水工看到了帶著女兒來公園遊玩的母親。女兒的手臟了，母親希望能借用澆水工的水龍頭洗洗手。澆水工沒有任何猶豫地就答應了。洗完手後，母女都很高興地感謝澆水工的幫助。澆水工在幫助別人的過程中感受到了別人對他的尊重。他也很開心。

　　這種舉手之勞就讓自己感受到快樂，這促使澆水工有了做志願者的念頭，漸漸地，澆水工也不再滿足於僅僅做志願者，而是開始參與到社會組織中去，開始為社會組織捐款。“這些幫助別人的小舉動可以帶來友好、尊重、價值，如果將其擴大，他感受到了快樂，會去做志願者，進行捐贈，這樣發展下去，這就是‘公益的主幹道’。”北京師範大學社會公益研究中心主任陶傳進説。

　　（本報記者 徐輝 王燁）在12月5日，陶傳進在廣州舉辦的“2010年全民公益啟動大會暨全民公益論壇”上講述的一個普通的小人物如何參與到公益中去的故事。這個論壇由廣東省人民政府和中國扶貧基金會（以下簡稱“扶貧基金會”）共同主辦。

　　在陶傳進看來，這種小人物參與到公益組織中去的志願者的行為，就是“民眾”的公益。如果有更多的“澆水工”參與到社會組織中，必然會形成“全民公益”。“全民公益是民眾公益，是普通人的公益。”

　　陶傳進認為，捐錢的行為本來只是一種動機和願望來表達自己的價值。全民公益不一定只有捐錢這一種選擇，隨著公益意識的發展，普通人最終是可以走到捐錢這一階段的。但是，這只是“全民公益”故事的開始，這個故事是不是會繼續，還是未知。

　　澆水工的風險

　　“澆水工到了為社會組織捐款的階段，是存在巨大的風險的。”陶傳進所指的風險是，社會組織如何能夠保證，澆水工在捐款後，如何能夠一直感受到自願捐款的快樂，並感覺到最大化的實現了自己的價值，而不是有被強迫的感覺。也就是，社會組織如何通過機構的透明、專業來很好地為捐款人做好服務。

　　風險不僅僅存在於社會組織，更多人擔心的是，在“全民公益”的過程中，政府應該扮演何種角色。“我們的經濟發展、國勢強大，有很多官員特別願意選擇風險比較低的領域做公益。但我不希望在全民公益的過程，政府扮演著一個動員性太強的角色。”北京師範大學社會學系博士韓俊奎直言，不希望中國的慈善變成一個動員式的，暴風驟雨式的，而應該是潛移默化，潤物細無聲的輻射。“政府的主要精力應該放在改善慈善環境，引導慈善的發展方面。”

　　陶傳進認為，小人物要想實現他的價值，首先遇到的就是公益組織，其次才是政府，政府比公益組織風險更大，因此我們怎麼化解公益組織的風險、怎麼化解政府的風險，“把這個系統打通了，小人物才能在做公益的過程中獲得收益。”

　　清華大學創新與社會責任研究中心主任鄧國勝對於政府在慈善中的角色定位有同樣的擔心。鄧表示，政府在公益慈善方面確實可以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和發揮重要的作用，但是政府一定要清晰地知道自己和慈善組織之間的邊界到底在哪，這些方面如果越位了，就有可能擠壓公益慈善組織的力量。

　　如果社會組織不發達，意味著公眾和全民的參與缺乏愛心的平臺。有學者提出現代公益的特點在於組織化程度比較高，通過現代公益慈善組織從事公益慈善行為。“在這方面，因為政府的角色不清，很多大量公益慈善組織還是體制內的，獨立性、自主性不高，因此對民間的組織形成了一定的擠壓。”

　　“公益主幹道上的社會發育，現在是去政府化的過程，社會的公益熱情與公益能力上升的過程，逐漸完善的過程。”陶傳進不無擔憂地表示，現在在推動全民公益實際還是存在很大風險，全民公益的渠道還沒有完全建設起來，監管者也沒有承擔起相應的責任。“我的個人觀點就是，去政府化，要公益組織為澆水工服務。”陶傳進表示，要真正實現全民公益，只要在做到這兩者的前提下才能夠實現。

　　“月捐”是嘗試

　　扶貧基金會在全國範圍內號召全民以月月捐的形式，參與到全民公益中來，廣東是此次全民公益的試點地區。

　　“全民公益的號召和開展最大的意義在於對全民思想的啟蒙，在全民範圍內傳播公益精神和公民理念，這種啟蒙對未來的作用是很重要的。”韓俊奎認為。

　　在扶貧基金會全民公益的方案設計中，他們選擇了月月捐的形式。扶貧基金會與中國銀行合作，利用中國銀行在全國的1萬個營業網點，開通扶貧月捐業務，公眾可以在各網點填寫《“扶貧月捐”捐贈人申請表》辦理捐贈業務。中國銀行根據申請表中確定的捐贈額度和年限，每月從該捐贈人的賬戶中扣取授權的捐贈款項（每月最低10元），月捐募款匯入扶貧基金會賬戶。

　　月捐活動將在全國範圍內開展，扶貧基金會將與有意願參與月捐活動的城市、高校、社區、家庭和企業結成合作夥伴關係，並以之為基本單元來開展全民公益活動。

　　“通過合作媒體的宣傳，首先動員這些基本單元的成員了解公益，參與月捐，進而通過他們影響更多周圍的人參與月捐。”扶貧基金會秘書長王行最介紹説。

　　作為此次全民公益活動的倡導者和方案制定者，扶貧基金會顯得信心十足。在扶貧基金會副會長何道峰看來，全民公益的倡導和開展建立在充分的現實背景之上，是恰逢其時的。

　　對於扶貧基金會通過月捐來推動全民公益的行為，陶傳進認為，選擇月捐作為全民公益的執行方案是公益組織自己的選擇，選擇的方案如果合理，就會“實打實”地做起來；而如果選擇不合理，所造成的結果就會讓兩方受害：公益組織受害、捐款人也會受害。“現在社會好就好在不僅僅只有一個扶貧基金會可以選擇，出了扶貧基金會，也可以出現第二個、第三個公信力和透明度都很強的社會組織。適者生存，有能力的公益組織就長起來了，沒能力的就死掉了。”

　　網民的力量

　　基於擁有大量網民的新媒體的興起，為全民公益的實現提供了另外的一種可能性。據統計，今年3月份，QQ的在線人數超過1個億；而支付寶的用戶，據最新的數據統計，在線註冊人數達到5個億。據互聯網研究中心的數據統計，今年6月底手機網民人數1.77億，網民上網的時間在上升。

　　“我們觀察注意到，現在不簡簡單單遇到網絡社會，更多的是移動的互聯網的社會，移動互聯網社會不僅僅是一種技術的創新，更重要的是應用的創新，應用的創新使得我們以網民為基礎的媒體空間促進全民公益時代的蓬勃發展。”北京大學公民社會研究中心執行主任師曾志説，網絡已經成為人類文明的新基因。

　　經過研究，師曾志發現，公益方面，新媒體的存在一方面是可以帶動公益極大的發展，同時加大了對公益項目執行力和執行的透明度，也加大了對項目執行的監督力。這對社會組織也帶來了很大挑戰，“可能一個公益組織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某人發了一個微薄，就會對公益機構花了很多精力和時間做的項目起到反面的作用。”

　　師曾志對於新媒體的興盛，在推動全民公益中發揮積極作用還是持有樂觀態度。“互聯網為公益捐助提供了更多的可能，各方的行動者通過不同的媒介進行公益活動的監督。政府、各類組織扮演著不同的角色。政府不缺位、不越位，進一步完善公益法律法規。”師曾志強調，探索完善慈善公益捐助的監督機制，提高公益組織的透明度、專業性、問責力，重視新媒體作為公益捐助的支持平臺，鼓勵普通個體的日常捐助和志願服務，全民慈善，由民到公民、由公民到公民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