歧視是AIDS蔓延溫床 37萬隱形人不願洩露個人信息

　　“歧視”也是艾滋病毒蔓延的溫床

　　1981年，從世界上發現第一例艾滋病病例開始，人類抗擊艾滋病的歷史，就是人類反對艾滋病相關羞辱與歧視的歷史。儘管目前科學對於艾滋病的傳播途徑已經非常明確，干預治療也同樣取得了非常有效的成果，但時至今日，與艾滋病相關的社會歧視仍然普遍存在。所有對艾滋病的誤解和歧視，都來自於對艾滋病情本身的不了解。

　　目前，大多數人都清楚艾滋病毒傳染途經有三種：血液傳播、性傳播、母嬰傳播。

　　在血液傳播途徑中，輸血感染幾率會達到95%；如果一隻沾有艾滋病人血液的注射器馬上刺入正常人體內，感染的幾率小于0.3%；而蚊蟲叮咬更不會傳播艾滋病；在性途徑傳播中，男傳女的幾率是0.2%，女傳男的幾率是0.1%。目前對於母嬰傳播的干預，可以使嬰兒的感染率控制在1%以內。

　　對於這些羅列起來的數據，中國社科院專家李楯教授有一句非常感性而直觀的解讀：艾滋病毒很脆弱，傳播起來不容易。

　　根據推測，我國目前至少有37萬人對自己是否染“艾”尚不自知。這意味著，這個不自知的37萬人，有可能把病毒傳染給他人。“隱形人”數字龐大主要原因是害怕社會歧視，加上僥倖心理，不會主動去檢測，結果就在潛伏期裏，可能無意中傳播了病毒。

　　“隱形人”現身的前提條件之一是社會的保護。保護的第一步，就是要保證艾滋感染者的信息不被洩露。對於自願進行檢測的個人，中國的艾滋諮詢檢測門診一直恪守著為檢測者保密的原則。但在不少求學、求職過程中，由於學校和單位在體檢項目中設置了艾滋病檢測，很多艾滋感染者被動暴露了自己的情況，由此引發了社會歧視。

　　因此，只有在保密和保護的前提下，“隱形人”才有可能去主動檢測明確自己的健康情況，並通過干預治療為自己和公眾帶來健康安全的環境。艾滋檢測應作為一項自願檢測項目，而不應該以硬性檢測內容出現在求學和求職的檢測中。

　　近日，江蘇省委黨校曾對200余位來自江蘇省直機關、高等院校和各縣市黨政幹部做過一次艾滋病的問卷調查，結果顯示，85.1%的人依然認為“只有道德敗壞的人才會感染艾滋病”。正是這樣的認識誤區，讓許多誤解進一步轉化成為歧視，給感染者帶來傷害。艾滋病不可怕，在正常的干預治療下，它就是一個傳染率極低、生存期很長的慢性病，但在今天的社會，艾滋病仍然卻很可怕，可怕來源於人們對它的不了解，更來自於對感染者和病人的歧視。

　　瑞安懷特

　　點燃艾滋病反歧視的火種

　　活著時，瑞安懷特説過：“我想讓AIDS（艾滋病）成為一種疾病，而不是一個骯髒的字眼。”今天，瑞安懷特的願望仍然沒有完全實現。

　　作為世界上最早發現艾滋病患者的國家，美國也走過一段曲折的歧視之路。在這個過程中，艾滋少年瑞安懷特（RyanWhite）用他短暫的一生推動了美國的反歧視進程。

　　1971年12月6日，瑞安懷特生於美國印第安那州，在出生時即被診斷為血友病。在接受血液製品第8因子治療的過程中，瑞安懷特感染了艾滋病毒。

　　由於當時人們對艾滋病了解甚少，1985年新學期開始時，瑞安懷特被就讀的學校禁止到校上課，一些家長甚至在學校門口舉著標語抗議，電視臺錄下了當時的場面，製作出專題節目，迅速引起了全國民眾的關注，引發了全國範圍內對艾滋病的探討。讓人意外的是，雖然當時美國公眾對艾滋病也不夠了解，但這場探討卻迅速由艾滋病本身的關注變成了對於歧視行為的討伐。很快，反對歧視瑞安懷特的聲音佔了上風。而最讓人意外的是，最後，不但公眾反對歧視瑞安懷特，數名在電視畫面出現的抗議家長竟遭到了公司的解雇，原因是老闆和同事不能接受跟這樣冷漠的人共事。瑞安懷特的家人當時就此事提起訴訟，最終贏得了回學校讀書的權利。

　　但是，由於對艾滋病本身不了解，心存恐懼的人們仍然難以接受瑞安懷特生活在身邊。回到了學校的瑞安懷特仍然受到了各方面的排斥：小商販打破了他家的窗戶，家裏的汽車輪胎被扎，母親到零售店裏去買東西，收銀員不敢碰她的手……

　　1987年，歌壇巨星邁克爾傑克遜幫助瑞安懷特一家搬到西塞羅。在這裡，瑞安懷特終於受到了社會的公平對待和歡迎。也正是在這裡，瑞安懷特開始了他短暫人生中迸發出巨大力量的反歧視之路。

　　16歲，瑞安懷特首次在美國國家教育中心面向一萬多名教師宣講關於艾滋病的常識。此後，他不斷參加各種義演以及電視節目，為艾滋病患者爭取權益，當瑞安一次次用自己的經歷大聲向社會疾呼對艾滋病的正確認識和理解時，這個少年贏得了越來越多人的尊重。

　　1990年，瑞安懷特的病情開始惡化，4月8日，瑞安懷特在無數人的祈禱中度過了生命中最後的一天。臨終前，他用盡全身的力氣，寫著“跌倒但不沉淪”“朋友”等充滿鼓勵的話。

　　4月9日，美國時任總統布什發表聲明，他説：“瑞安懷特的死使我們堅信，我們全體人民應作為一個整體，堅定地繼續這場鬥爭，對這種頑固疾病的鬥爭。”

　　4月11日，超過1500人參加了瑞安懷特的葬禮。

　　4個月後，美國國會通過了瑞安懷特全面艾滋病資源緊急援助法案，為艾滋病患者提供醫療資源。

　　今天，每年有超過50萬的艾滋病患者從這項法案獲益。

　　活著時，瑞安懷特説過：“我想讓AIDS（艾滋病）成為一種疾病，而不是一個骯髒的字眼。”

　　今天，瑞安懷特的願望仍然沒有完全實現。

　　馬治發

　　為了工作選擇曝光

　　“我是個艾滋病感染者，我希望得到理解，我希望有個單位可以包容我，能夠給我一份穩定的工作，我會賣命地幹活！”絕望的艾滋病感染者馬治發為了能夠找到一份穩定工作，選擇在媒體曝光。

　　艾滋病毒感染者馬治發主動找到媒體，公開自己的艾滋病感染者身份，他的動機很簡單，因為攜帶艾滋病毒，他很長時間找不到工作了，他希望媒體曝光後，會有人願意給他一份工作。34歲的馬治發高大健壯，看上去僅僅像二十七八歲，臉上經常帶著習慣性的微笑，沒人能從他身上看到經歷的艱辛。2007年底，馬治發檢測出感染了艾滋病。當時的馬治發一個人在天津，他給在河南上蔡縣老家的妻子打了電話。在上蔡，感染艾滋病不是什麼新鮮的事情。雖然很少有人主動和周圍的人説自己感染了艾滋病，但聽説誰家有人感染，誰也不會覺得驚訝。

　　“我不願意向她隱瞞自己，特別是這件事。”馬治發本來想告訴妻子真相後，就一個人離開人世，但沒想到妻子的態度卻是帶著孩子來天津照顧他，他不願意耽誤妻子，發狠話趕走了妻子和孩子，但他也不想死，他想要給妻子和孩子掙足夠多的錢，讓妻兒在他死後能好好活著。

　　那時候，馬治發是港口監裝理貨員，每個月收入3000多元。他把全部精力放在工作上，同事評價他是個工作狂。一次，一個同事無意中發現馬治發在吃治療艾滋病的藥，艾滋感染者的秘密被第一次揭穿，隨即也失去這份他全心投入的工作。

　　消極了一段時間，馬治發鼓起信心，繼續尋找工作，很快找到了兩份兼職的工作，每月能掙1600多元。但沒過多久，又是同事發現了他的藥，病情再次被揭穿，他又失去了工作。幾年中，因為自己是艾滋病感染者的事實被人知曉，馬治發先後失去了多份工作。

　　有一次，馬治發在QQ空間裏寫下了一段關於艾滋病感染者的心情，沒想到空間的文字被同事看到了。由於擔心再次失去工作，他主動找到領導，領導沒説什麼讓他繼續工作。臨過春節領導還給了他1000塊錢獎金。馬治發覺得人生美好極了，作為艾滋感染者，他覺得自己第一次得到了理解。滿懷著感恩，馬治發過完春節回到天津，面對他的卻是一盆冷水。領導告訴他：“你怎麼又來了，以後不用來上班了。”

　　馬治發陷入了失望中。他沒有工作，沒有收入，沒錢租房，只能暫住在一個感染者互助小組裏。這樣的生活讓他喘不過氣來，他終於作出決定，要改變找工作——被歧視——失去工作的輪迴。他找到媒體，要向全社會公開自己是艾滋病毒攜帶者，希望有一個單位能夠理解他，能夠包容艾滋病僱員，能夠給他一份穩定的工作，他會賣命地幹活！

　　“其實感染者都不想去傷害別人，如果能得到包容，我們想做得更好。”截至12月1日，第23個世界艾滋病日到來之際，馬治發還沒有擁有一份工作。

　　于方強

　　撞擊艾滋病歧視的高墻

　　當得知艾滋病歧視第一案敗訴時，于方強和他的被代理人艾滋病毒攜帶者小吳很平靜。他説：“歧視是一堵高墻，需要很多人一個接一個撞擊。”2010年，中國74萬艾滋病感染者的“撞墻式”維權之路剛剛開始。

　　出生於1985年的于方強臉上看不到一絲稚氣。他大學學習法律專業，畢業後本有機會去做一名職業律師，但他拒絕了常規的人生道路，選擇去了一家法律援助公益組織——北京益仁平中心去做一個公益律師，參與了諾基亞乙肝歧視案、高考移民集體訴訟案、抑鬱症患者訴IBM等公共案件。

　　小吳來自安徽一個貧困的農村家庭，今年大學畢業後他參加了安慶教育局市直學校教師招聘考試，經過層層選拔，夢想只有咫尺之遙。

　　兩個原本毫無交集的生命軌跡，卻因為艾滋病歧視匯集到了一起。

　　今年6月，小吳被拒絕錄用，原因是體檢中其艾滋病檢測呈陽性。安慶教育局根據《公務員體檢通用標準》認定他不能從事教師行業。這個消息如晴天霹靂般打亂了他原本的平靜生活，他既不知道自己何時感染上艾滋病，更不敢和別人説自己的不平和委屈，唯一能做的就是悄悄地在網上查詢關於艾滋病的相關信息，在一個傳染病維權論壇，小吳遇到了于方強。

　　于方強告訴小吳，《公務員錄用體檢通用標準》本身就是不合理的，如果小吳願意，中心可以幫助他法律維權，為自己的公平討一個説法。小吳不是于方強遇到的第一個遭受就業歧視的艾滋病毒攜帶者。很多受援助者顧慮重重，他們不敢打電話、連電子郵件都用化名，由於擔心，他們都放棄了維權。然而勇敢的小吳做出了大膽的選擇，他下定決心，要通過法律途徑討要自己的平等就業權。小吳的勇敢決定，讓于方強看到了改善艾滋病現狀的一絲可能。

　　2010年8月，小吳一紙訴狀將安慶市教育局、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告上法庭，訴訟兩局認定其體檢不合格不予錄用的行為違法。10月13日，小吳的案件於安慶市迎江區法院開庭，成為我國首例艾滋病就業歧視案。這一刻，于方強和小吳一樣激動，為了這個案子，他和同事們忙碌了很久。然而11月12日，迎江區法院一審判決駁回了小吳的訴訟請求。對於敗訴，于方強很平靜。“我們開始就已決定，如果敗訴肯定會再上訴，這涉及到數十萬的HIV感染者的就業權利。”于方強説：“歧視是一堵高墻，需要很多人一個接一個撞擊。”

　　11月30日，81名艾滋病感染者聯名致信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衛生部，呼籲修改《公務員錄用體檢通用標準（試行）》，保護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平等就業權。近日，于方強和北京益仁平中心提供法律援助的國內第一起“艾滋感染者隱私洩露案”又將進入訴訟程序。2010年，中國74萬艾滋病毒感染者的“撞墻式”維權之路剛剛開始。

　　小軍

　　艾滋感染者的艱難維權路

　　11月30日，艾滋病感染者小軍在“艾滋病與就業保護”活動現場勇敢大聲地問道：“艾滋病感染者能當教師嗎？”今年10月，小軍作為我國艾滋病感染者個人隱私洩露第一案的原告將鹽邊教育局告上法庭。

　　27歲的小軍是四川涼山鹽源縣人，1999年初中畢業進入西昌師範學校就讀音樂教育專業，2002年畢業後回到鎮裏的小學當代課教師。

　　為了能多賺些錢，今年8月，小軍報考了攀枝花市鹽邊縣小學音樂教師，筆試、面試全過了，但讓他想不到的是，一向自認健康的身體卻在體檢時查出了問題。8月25日，鹽邊縣教育局電話通知小軍，稱其體檢結果有問題，需要復檢。復檢後沒幾天，鹽邊縣教育局又一次打電話給小軍，稱復檢結果他的HIV(艾滋病毒)檢測呈陽性，教育局按照相關規定，口頭通知他不予錄用。

　　當得知感染艾滋病毒的陰霾還在困繞著他，一個更大的打擊接踵而至，他染病的消息竟然被教育局洩露。

　　“在一次商議過程中，縣人事局、教育局通知縣公安局、衛生局等部門在局長辦公室討論，有人當面説我是艾滋病人，不能聘用。”小軍説，自己染病的消息隨後迅速在該縣各單位廣為流傳，最後流傳到了他的家鄉。從查出感染到消息滿天飛，小軍的生活由充滿希望到跌入深淵。

　　小軍認為，這次招考對自己造成了嚴重傷害，“我只要沒有發病，可以像常人一樣工作和生活，教育局沒有資格剝奪我當老師的資格。”隨後，小軍聯絡上雲南律師許興華幫他打官司。10月20日，小軍和律師一起向攀枝花鹽邊縣法院遞交行政訴狀，要求法院判令被告鹽邊縣教育局不予錄用的行為違法，成為了中國首個因為隱私洩露而起訴的艾滋病毒攜帶者。

　　目前，案件還沒有宣判，而失去經濟收入的小軍還要面對被人議論的生活。由於自己的體檢情況被洩露，小軍不敢住到親戚朋友家，從隱私被洩露到現在，小軍説自己一直在流浪，不知道每天去哪住，不知道明天等來的是什麼，更不能回到家鄉。

　　2010年11月30日，小軍來到了北京“艾滋病與就業保護”主題活動現場，儘管圍著圍巾戴著墨鏡，但一句：“大家好，我是小軍”還是迎來了台下熱烈的掌聲。作為中國首例艾滋感染者隱私洩露案原告，小軍勇敢地出現在大家面前，只是希望聽到一個答案：“艾滋病感染者能當教師嗎？”

　　聽到這個問題，包括國務院防艾工作委、中國疾控中心防艾中心的負責人及聯合國和國際勞工組織的專家們一致給出了“完全可以”的答案。聯合國艾滋病規署團駐華代表處的馬克先生拉著小軍的手説：“我有三個孩子，我希望你有機會可以做他們的老師。”

　　12月2日，小軍回到了家鄉，在艱難的生活中等待案件的宣判。而無論勝訴與否，目前社會對艾滋病的看法，仍然讓小軍不知如何在隱私被洩露的家鄉面對未來的生活。

　　濮存昕

　　反對歧視我交提案

　　預防艾滋病義務宣傳員濮存昕經常説：“其實艾滋病的知識，5分鐘就能講完。科學告訴我沒有危險，看你接受不接受。如果你選擇相信科學，就沒有問題，如果你不相信，就永遠恐懼。”

　　在林林總總的公益廣告中，濮存昕的紅絲帶形象深入人心，在艾滋病預防宣傳道路上，濮存昕已經走過了10年，他還要一直走下去。

　　濮存昕是在2000年當上預防艾滋病義務宣傳員的。那時候，艾滋病在我國的蔓延勢頭非常迅猛，但當時的艾滋病預防宣傳工作依然停留在會議、報告，衛生部希望聘用名人擔任形象大使，來推動艾滋病預防宣傳工作。那天，正在大興摘桃的濮存昕接到朋友電話，説衛生部托他問濮存昕願不願做個公益廣告，宣傳預防艾滋病的事兒。當時濮存昕對艾滋病用他自己的話説，不了解，也沒有障礙，但聽説是和公益有關係的宣傳廣告，便一口答應下來。

　　2000年11月1日，濮存昕從當時的衛生部副部長殷大奎手裏接過了“艾滋病宣傳員”的正式聘書。旋即，他便投入到拍攝預防艾滋病宣傳海報和電視公益廣告的工作中。在電視廣告的拍攝過程中，濮存昕需要與一名艾滋病人進行零距離的身體接觸。濮存昕清晰記得，當自己伸手要攙扶這個小夥子的時候，小夥子的胳膊緊張地往回縮了一下，“他怕我有顧忌。”這個感受讓濮存昕一直難忘。對於從最初的不了解，到零距離接觸，這裡面走過了多少心理距離，濮存昕的回答是：知識和科學告訴我沒有危險，就是那麼簡單。艾滋病的知識，5分鐘講完，看你接受不接受，你相信它，它就沒有問題，你不相信它，你永遠恐懼。

　　作為艾滋病宣傳員，濮存昕經常戴著紅絲帶，出現在艾滋病感染者當中，對他們進行慰問。在和他們交往的過程中，濮存昕感到，相對於經濟上的窘迫，艾滋病人更需要的是精神上的理解和安慰。由於對艾滋病的無知，社會上對艾滋病人存在極大的恐懼和歧視。為了消除公眾的恐懼和偏見，濮存昕做了一個決定，要跟艾滋病人一起生活一天。

　　2001年7月的一天，濮存昕帶上了麵粉和肉餡，來到山西一名艾滋病患者家中，他與這名患者一起包餃子，一起吃飯，甚至用他的毛巾擦手擦臉。聊天中，當他得知由於大旱家裏莊稼收成不好，而一次失火又燒掉了家裏的口糧，濮存昕把隨身帶的1000多塊錢全都掏了出來。

　　今年，在安慶艾滋青年小吳因感染艾滋而遭遇職業歧視時，濮存昕站出來明確表示：支持任何一名艾滋病感染者享受就業權和生存權。如果艾滋病防治法需要法律條款的增補，他將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寫委員提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