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工碩士才可進入社工界

　　11月21日，由北京市協作者社會工作發展中心（以下簡稱北京協作者）主辦的“協作者社會工作大眾講壇”正式啟動。首次大眾講壇邀請到來自加拿大的John Graham博士及Marion Jones博士，與社會各界人士分享“跨文化視野下的社會工作”。

　　Marion Jones博士是加拿大裏賈納大學經濟係教授，于1994年獲倫敦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John Graham博士為加拿大卡爾加裏大學社會工作係教授，在協作者社會工作大眾講壇上，他們分享了在加拿大卡爾加裏和裏賈納兩個西部城市所做的項目。

　　該項目主要關注三個人群，第一個人群是可能取得就業機會的人，第二種是有工作，但居無定所的流浪漢，第三種是弱勢婦女群體。Marion Jones表示，該項目要從整體上對受助者的問題作出評估分析、幫助他們樹立自信，不然很難讓他們取得實質性的幫助。

從受助者自身出發幫助

　　在加拿大，公民不論是在城市地區還是在農村地區，他們都是全民健保的，他們都可以享受就醫和看病的服務。這也包括去加拿大留學的留學生和一些新移民。而且，在加拿大，小學和中學教育都是全民免費的，包括一些大學的學費也是免費的。所以加拿大的社會福利主要關注的是失業人群、包括一些由於殘疾而得不到工作機會的人群。

　　在加拿大，提供這些服務的有三個不同的層級，第一個層級是中央政府，第二是層級是省政府，第三個是公民社會組織提供的。公民社會組織每兩到三年要向政府重新申請一次資金來做一些項目。

　　Marion Jones和John Graham對溫哥華一個市中心的貧民區的研究中發現，很多資助的錢被用來治療症狀，但沒有用到解決根本性的問題。這些沒有住所的人是因為沒有得到工作機會導致他們貧困，而找不到工作是與沒有受到足夠教育的社會現實相關聯的。

　　Marion Jones表示，以前的社會政策研究並沒有從受助人群自身的條件因素出發。“所以我們的研究創新點在於收集了大量人類志和民族志方面的故事，把受助人群的多樣性和現有實踐政策的缺陷都強調出來，所以我們的研究特別在意我們的案主接受服務時的感受。”

　　Marion Jones注意到，這些缺乏教育的人群往往能夠在接受繼續教育後被安置一個工作崗位，但在此之後他們就又會回到失業的狀態。“很多僱主會強調説，你只有高中同等學歷，你並沒有正式的高中學歷，我們不想錄用你。還有些人是文盲，政府卻讓他們去上高中同等內容的課程，這對他們來説很不合適。”

　　這樣的人群中有些人由於家庭的黑社會背景而具有毒癮和暴力傾向。Marion Jones説，我們的省政府可能針對每一個問題人群提供不同的服務，但這樣顯得太分散了，沒有一個整體的規劃。同時，政府的幫助行為也容易導致受助人群自信心的喪失，因為他們會覺得他們總是無法獨立找到工作。

　　所以，我們Marion Jones覺得首先應當從他們自身的意識入手，幫助他們樹立自信，這樣以後其他的幫助項目才更能得以順利開展。“我們尤其關注在政治上社會上被邊緣化的人群，尤其是長期失業、居無定所的流浪者，我們也把這兩個因素看作是將弱勢人群隔離于主流以外、社會不能融合的主要原因，這也能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和研究佔這座城市人口百分之三的群體，最被排斥的那百分之三。”Marion Jones説。　　

整體上對受助者作評估

　　現在，加拿大出現了一種新的下層階層，他們雖然有工作，但也低於基本的生活保障線。經Marion Jones的研究發現，離婚和分居也會加劇這種情況，因為他們不能同時負擔兩處住宅。這樣的人群中40%的人每週工作時間超過32個小時，他們能夠負擔的費用是每個月400到800加幣，可是平均的租金高達1140加幣。“所以這樣的人群通常只能住在類似于庇護所的地方，比如在一個教堂、地下室、車間裏可能住著一千多人，每個人有一張床墊，席地而睡。一些我們的農民工朋友如果看到了可能還會覺得自己的情況好一些。”Marion Jones説。

　　在加拿大，還有一群暫時或者永久性的不能融入勞動力市場的一群人，經常可能出現的情況是一個人需要做兩份工作來維持一份體面的家庭經濟狀況，但由於輪班的時間安排問題，他們往往不能平衡兩份工作，在這樣的情況下，他們不得不求助於社會工作者。如此一來，在有穩定工作的人群和沒有穩定工作的人群之間就形成了明顯的對比，前者有一份固定在白天的工作，後者的時間安排卻很不穩定。

　　另外，他們可能是因為缺乏知識和訓練而造成的失業，比如缺乏人力資源的培訓教育。也可能是由於一些社會原因，比如離婚、喪親等，導致無法獨自承擔生活開支。還有政治上原因，比如加拿大很多的難民。

　　“和我們這裡的農民工一樣，他們在城市裏幾乎沒有社會資本，因為他們的家人、朋友或者任何可能為他們提供幫助的人群都不在身邊。在這些人中也發現很多由於毒癮、精神問題，這也間接導致了他們的住房危機。”Marion Jones表示，精神疾病可以使一個人被雇傭的可能性下降32%，同時使家庭成本上升14%。如果還涉及到家庭暴力，如果生活還依賴特殊交通工具，那麼以上各項可能還會增加5%。

　　還有一些肢體殘疾者，雖然憲法規定不能歧視，但他們在找工作的過程中機會還是比正常人要低7%。如果家裏還有一個0到2歲的小朋友，這個數字還要降低7%。

　　Marion Jones和John Graham的研究表明，第一點就是幫助案主認識到，無家可歸的局面並不完全是由於他的個人原因造成的，“同時我們也致力於一些政策倡導性的工作。”第二點，“我們認為權利的缺失也是造成這樣的問題的原因。”Marion Jones説。第三點，個人的成長經歷也對他們起到了重要影響。“如果我們沒有從整體上對他們的問題作出評估分析、幫助他們樹立自信，那麼很難取得實質性的進展。那些住在工業區庇護所裏的人通常無法接觸到公共交通資源，這使得他們也很難接觸勞動力市場。”Marion Jones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