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坤：一個青年的公民實踐

常坤，28歲，現在北京從事公益工作，今年5月4日開辦“常坤的家”。

在這個簡陋的“活動中心”裏，孩子們可以免費讀書、上網。

　　爺爺的房子很可能被扒掉，青年活動中心也很可能被關閉。而那些少年純凈的眼睛，期待的眼神，羞澀純真的笑容，有關香港雞蛋多少錢一斤的好奇，乃至拉板車的工人張東峰對新書的期盼，都不容許常坤就此放棄。

　　南都記者 馬金瑜 發自安徽臨泉 這一天又像往日一樣開始了，就是説令人不愉快。飛揚的水泥灰塵，以及馬路上的各種嘈雜，像洪水一樣涌進這座老式的二層小樓，如果關上朝陽的木窗，二樓房間的光線會立刻變得很暗，白天也要開兩盞日光燈，如果打開窗戶，即使一天擦三次桌子，抹布也是黑的。

　　但“常坤的家”總是要開門的，建材市場裏，竟然有這樣一個免費閱讀和上網的青年中心。28歲的常坤夢想把這裡建成一個類似于美國青年活動中心的地方，“我想讓我周圍的鄰居和父老鄉親、年輕學生都認識到，這個世界是多麼大，多麼廣闊……”在臨泉縣，這算是一件奇事！

　　現在是初冬，常坤的母親王芹覺得還好些，如果是盛夏，二樓的屋子頂著太陽，屋裏能熱到70多攝氏度———別人捐獻的兩台電腦都被燒壞了。更主要的是，總有人覺得王芹一家人腦袋都是壞的，“白癡呀，神經病呀，腦袋有毛病呀！”

　　頑固刺耳的聲音，像現實生活那樣無情，又像新的一天到來一樣不可逆轉，她不聲不響地從屋子裏的書架上拿出一本書，放在曾經是自己的嫁粧的老式桌子上看起來。與這張桌子緊挨著的，是一張年紀更大的桌子，已經用了五代人，太舊了，她就用白油漆刷了一遍，看上去像個樣子。即使是這樣，來串門的鄰居也有人説“什麼呀，儘是些破爛。”

　　王芹和丈夫常應鳳不知説什麼才好，只有苦笑一下———只有耐心等待，等到中午12點多以後，一個小腦袋伸進來，又一個小腦袋，那些蹦蹦跳跳嘰嘰喳喳的中學生來借書了，那些明凈羞澀的笑容，好奇渴望的眼神，才讓他們覺得有些安慰。偶爾有美國人、日本人、香港人來座談，那些孩子就更有意思了：

　　“美國的小孩作業多不多？”

　　“日本的學校有沒有晚自習？”

　　“香港的雞蛋多少錢一斤？”

　　縣城異物

　　從安徽阜陽出發，或者從鄭州出發，到臨泉縣都不算遠，這座擁有213萬人口的大陸第一人口大縣，和當下中國很多大興土木的縣級城市相似，路邊是林立的吊車，遍佈正在興建或者已經開始出售的樓盤。11月6日，恰逢週末，婚紗影樓的宣傳車用大喇叭鼓噪著。賣床上用品的模特背著粉色的小枕頭靠在粉色的大床上，卡車拉著她們沿著縣城擁擠的街道週而复始地旋轉。

　　讓臨泉出名的並非眾多的人口，而是毒品。臨泉縣曾是公安部劃定的全國17個毒品問題重點整治地區之一，2003年，它又成為全國第一批艾滋病防治示範區。由陳桂棣和春桃著作的《中國農民調查》裏面，相當的篇幅就是描述發生在臨泉縣的故事。就在今年上半年，臨泉經歷了縣委領導班子大換血——— 從受賄400多萬的縣委書記到以官位斂財的政法委書記、公安局局長(新華網2010年4月13日、16日報道)、刑偵大隊隊長、戒毒所所長、110指揮中心主任、交管大隊隊長以及三家派出所所長(《臨泉縣人民政府任免通知》)。

　　像很多縣城一樣，臨泉原來屬於鄉村的地方，現在已經變成了城市的中心。“常坤的家”青年活動中心所在的城關鎮光明社區就有近10萬人口，附近有很多學校，有很多打工和做小生意的人，但沒有公園，沒有公共圖書館，沒有什麼公共娛樂場所。活動中心門前僅有的一小片綠地剛剛開發，也被房地産的建設淹沒了。

　　“在我們那個地方，好好學習上大學，離開這個地方，到大城市去，是許多孩子的夢想，我曾經也是，”常坤選擇在臨泉建立青年中心，似乎是自討苦吃，“可這裡是我的家鄉。”

　　臨泉縣建材市場附近，集中了臨泉縣田家炳實驗中學、師範中學等5所中學。每到放學的時間，都是附近飯館生意火爆的時刻，擁擠的街道嗆滿各種炒菜的味道，伴著超市大喊著“降價降價”的高音喇叭和來往的車輛聲，仿佛置身於沸騰的麻辣火鍋中。很快，飯館倒出的油污污的臟水就開始在街道兩邊流淌，地上的大鐵盆裏，亂七八糟地浸泡著碗筷，泛著油膩的黃色泡沫。

　　2010年5月4日，“常坤的家”青年活動中心就在建材市場裏安靜地開門了。

　　28歲的常坤，曾在新疆師範大學學習法律，現在北京從事有關艾滋病的公益工作。兩年前，他曾在美國做訪問學者，自由寬容、平等交流的文化、美國城市社區的構建和青年服務都深深地觸動了他，“美國很自由，人很有尊嚴。越是這些強烈的感覺，越是促使我回家。”從那時起，常坤有了一個“公民權利教育，從家鄉開始”的想法，“我希望首先改變生我養我的地方，做一些我家鄉社區建設的工作。”

　　挂好牌子開門那天，正好是五四青年節，提起來，常坤忍不住就笑：“那天臨泉縣下著瓢潑大雨，除了提前約好的妹妹的20多名同學，沒有別人來。”

　　創辦之初，常坤在博客中記錄：“來活動中心的還是周圍學校的學生多，社區的人借閱不足十分之一。很多學生很靦腆，都是結伴來，就那樣還不敢進門，借書的時候，和他們一説話，都臉紅，沉默，特別是女生，感覺不是21世紀。”

　　但很快，7月25日，在收到一份由這些年輕人提出的想要借閱的書單之後，常坤震驚了，“不是我們不熱愛閱讀和學習，而是我們的環境實在太惡劣。”在這份列有78本書的列表中，分別有：《純粹理性批判》、《西方哲學史》、《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人性論》、《時間簡史從大爆炸到黑洞》、《悲慘世界》、《平凡的世界》、《復活》……由此，常坤對青年活動中心更充滿了信心。

　　因為書是免費借的，互聯網是免費用的，法律諮詢是免費的……一位後來成為活動中心成員的年輕人在給常坤的電子郵件中説：“其實在最初結識青年中心的時候，我認為您只是在做秀。請原諒我最初的懷疑，畢竟大家都知道”水往高處流“這個道理……我腦袋裏的第一反應就是：騙人！”2010年6月的一天，牌子上的“免費”讓路過的師範中學高二學生楊玉田滿心懷疑，“天上掉餡餅，騙人的吧！”但他還是順著二樓狹窄的樓梯走上去，打算看一看。常坤和妹妹常俊在，楊玉田猶猶豫豫，終於説“我可以進來嗎？”

　　在複印了身份證、留了電話號碼之後，真的就可以免費借書了，不需要任何押金，只需要寫一篇作文交在這裡。楊玉田借了《莎士比亞戲劇集》，之後又陸續借閱了《預知社會》、《中國人的思維批判》、《20世紀中國思想史》……他並不能全部看懂，卻“模模糊糊覺得有意思，如果人的大腦能在自由的狀態下獨立思考，好似有很特別的感覺。”

　　書籍的確是常坤挑選過的，2000多冊圖書中，經濟學家周其仁的《中國做了什麼》，吳思的《血酬定律》，美國作家蕾切爾卡遜的《寂靜的春天》，《魯迅文集》……魯迅筆下的話依然振聾發聵：“願中國青年都擺脫冷氣，只是向上走，不必聽自暴自棄者流的話。能做事的做事，能發聲的發聲。有一分熱，發一分光，就令螢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裏發一點光，不必等候炬火。”……書幾乎是全新的，其中有少量很難再買到的舊書，比如常坤自己珍藏的《儲安平文集》上下卷和儲安平的一本傳記，他説：“在他們那個年紀，我很想看書，但我沒有能力。儲安平對我影響很大，希望這些書都能引導學生自己獨立思考。”

　　後來楊玉田向同學推薦活動中心，“開始都不相信！”之後，楊玉田逐漸成為活動中心的志願者，“能免費在這裡看書，本來心裏就有點愧疚一樣，我就幫忙整理一下書，打掃衛生。”

　　11月6日中午，常坤的父親和母親在看書，並不招呼什麼，附近幾所中學的學生對這裡似乎很熟悉，來了自己登記好，李春潔喜歡看《明朝那些事兒》，張慧要看海岩，張靜中意心靈方面的書———《活在當下》……這是吃飯的時間，他們匆匆地抱著書走了，好像懷揣著某個珍寶。

　　那些“愚問”

　　“常坤的家”後來逐漸有了來訪問的人。每次有人來交流座談，常坤幾乎很嘮叨地反復説：“你一定一定要強調互聯網的偉大！我們那裏很多學生還沒有這個意識，有的學生高中了還沒有用過電腦，知道，但是不會。”

　　在青年中心借書，本來要求第一要會打字，有電子郵箱，會發電子郵件，常坤後來發現很難，許多學生沒有電子郵箱。常坤教他們怎麼去申請郵箱，現在陸續教會了幾個孩子使用電腦。

　　年輕的心靈，對這個世界發生的一切總是有些好奇的。2010年10月11日，日本著名作家、評論家麻生晴一郎訪問“常坤的家”，就有學生問他：“日本的宅男宅女的問題，如何形成的？”麻生晴一郎説：“年青人最大的問題是很難做朋友，很難接觸。中國現在這樣的問題也很嚴重。”

　　也有同學問，日本不上大學的學生怎麼辦，麻説“自己找工作。”

　　還有同學問日本是否有焚燒秸稈的現象，問北海道是否很漂亮，麻生晴一郎説空氣好，溫泉好。

　　更早的時候，2010年9月14日，香港南華早報的記者吳子慧來座談，其中一個年輕人突然問：“香港雞蛋多少錢一個？”“香港中學的升大學率是多少？”這難倒了吳記者。

　　座談之後，常坤在博客裏十分感慨：“我們在談大學制度和人生理想，對於我們這裡的學生，一方面，我很高興他們有了越來越多的機會，一方面，他們的基礎比我想象的還差，和10年前的我差不多，可這個社會卻已經發展10年了！”

　　微光乍現

　　10年前，常坤父親的工廠被政府扒掉，“扒掉就扒掉了，我父親根本一點意識都沒有。他就覺得，政府修路嘛，扒掉就扒掉了，不賠錢是很正常的，當時我也這麼認為，沒有人提出反抗，但現在看呢？它是錯誤的。”常坤上大學時學習法律，才知道這完全是違法的，“我父親和當地好多善良的老百姓一樣，不知道要維護自己的權益，被欺壓了也不知道！可是很多問題完全是常識性的東西！”

　　青年中心首先改變了常坤的父親，他説，“趕上‘文化大革命’後期的時候，我吃了虧，因為我沒有學問，我出外做小生意，跟人簽合同，我也簽不好。所以再苦再累也叫小孩去上學。”

　　常坤沒想到，48歲的父親現在在這裡學會上網了，因為從事影樓後期製作(相冊、相框等)，父親居然開始從網上買一些新式的東西。

　　院裏的鄰居也來看書，他們説：“常坤真偉大，學習雷鋒，都是免費的。人家處處為了錢，你就是不為自己，你真傻，圖個啥？”樓下一個拉板車的工人張東峰，沒有錢買書，發現這裡可以免費看書之後，也開始在這裡借書。賣水泥的36歲婦女張春潔老去借教育小孩的書，“新書來了沒？”在賣水泥的空當，她就翻幾頁。

　　青年中心的墻上，貼著常坤向縣政府網站反映問題的郵件回執內容：“學校附近的臭水坑遍佈，為什麼不修理？蚊子橫飛，垃圾滿地！！！”———“已經上報縣政府，要納入計劃治理。”又曰：“為什麼中學附近沒有路燈？”“……已經納入2011年安裝計劃。”

　　“希望有一天，也有一個年輕人自己站出來反映這些問題。我把這些都打印好貼在墻上，我希望改變周圍的環境，我想告訴年輕人：‘你作為公民，你有這個權利提出這些觀點。’我想讓我周圍的鄰居和父老鄉親、年輕學生認識到，這個世界是多麼大，多麼廣闊……”常坤説到這一點，聲音很激動。

　　青年活動中心的新成員會被要求寫一篇作文，命題作文中有《我愛家鄉》，《我理想的中國縣城》，《我想生活的社區》，或對歷史文化、公益衛生、婦女權利、對環境狀況的認識……常坤有意引導年輕人關注自己生活的地方。

　　“美國人真的很熱愛自己的家園，他們先關心自己的家，自己的社區，關心自己生活的環境，然後才是自己的州和國家。”常坤説，青年活動中心現在有了8個志願者，“以前他們從來沒有這個概念。你要給他們講什麼是志願者，如何參與。”

　　“我也想讓這裡的居民知道，社區的主任應該是居民根據居委會組織法選出來的，包括村委會也有法，可是很多鄉親就認為他們是縣上鎮裏派下來的，實際上，他們根本不是國家公務員的身份。”

　　堅硬夾縫

　　臨泉縣除了一座縣級公共圖書館外，在姜寨鎮王樓村小學和趙莊小 學 有 兩 所“ 蒲 公 英 鄉 村 圖 書館”，這是面向學生和村民開放的鄉村圖書館，由關注貧困教育的愛心傳遞慈善基金(中國留學生在美國註冊的非營利組織)、香港陳一心家族基金會與當地教育部門合作共同創立。

　　“常坤的家”是常坤辦起來的，但實際上幾乎是眾多親人支撐的———房子是爺爺常新禮免費借用的，飲水機也是爺爺給的，墻是母親拿著滾子粉刷的，三個書架和鋼筋樓梯是父親常應鳳自己焊的，現在，更多新到的書籍堆放在地下，常應鳳又要做新書架———加上買影印機的4000塊，他已經陸續投了1萬多塊錢了。“常坤的家”，每天大部分時間裏只有17歲的妹妹常俊，因為身體原因輟學後，她一直義務做這裡的管理員。

　　那一次，2010年5月12日，常俊被嚇壞了。

　　“你這是什麼機構呀？必須辦營業執照，否則不能開業，不能開門。”喝得滿身酒氣的新聞出版局稽查大隊隊員來看常坤的書是不是盜版書。“你們闖進這裡是不合理的，如果我不聲不響到你家裏去，翻了你的東西，你願意不願意？”常坤後來報警，才得以平息。

　　妹妹常俊後來問母親王芹：“萬一幾個人來了打我一頓，再發生啥事怎麼辦？”母親説：“那就報警。”她還是擔憂：“媽，你沒事就來這陪陪我，我怕。”

　　有時候常俊氣得直哭：“我守在這裡也沒有錢，天天在這看門登記，也不給我工資，我還不如出去打工。”母親王芹只好哄著她説：“你得慢慢等呀，趕明你大哥有錢了，再給你把工資補上，你大哥正在困難時候。到過年我給你買衣服穿。”王芹怕的是，找外面的人來打工，每個月至少要給1000多塊錢的工資，“沒有錢付，只好讓孩子天天在這守著。”在義務工作了3個月後，哥哥常坤終於給妹妹發津貼了，從2010年8月起，每月300元。

　　夏天，屋子裏熱得人呆不住，常俊不想去，母親王芹説：“你去吧，不去整天都關著門。”常俊熱得頭暈，回家光喝茶，不想吃飯。因為活動中心一直沒有空調，老式的二樓頭頂著烈日，盛夏屋子裏最高溫度達到了70多攝氏度，有兩台別人捐獻的電腦都燒壞了。來還書的小孩放了書就走，説：“這屋裏太熱了，比外頭還熱，要熱暈了。”常俊在屋裏坐著，也熱出了一身痱子。於是常坤想著，什麼時候裝個空調……但錢從哪來呢？而冬天剛到，常俊就在這屋裏凍感冒了。

　　憋悶的父親常應鳳想起來還是有些怨氣：“本身家裏情況也不好，現在不掙錢還得為常坤的活動中心忙活，往裏貼錢。電費水費也是父母從腰包裏掏錢，他就是要幹這個，你有啥辦法呢？”

　　爺爺常新禮的屋子原來是出租的，租金一年也要7000元左右，他説：“小孩要搞事業，那就不考慮收入了。”城關鎮的領導和政法委領導都找老人談過話：“你孫子不找正當職業幹，搞的這個是什麼？你孫子做的事是非法的吧？”於是爺爺半信半疑地問孫子。常坤勸爺爺：“這是我履行公民責任和社會責任，是對國家和家庭的熱愛，怎麼是非法呀？”爺爺後來就總給別人説：“我沒文化，只念過一年書，可我孫子有文化，是個好人，他幹的是好事。”

　　常坤在北京所做的有關艾滋病的公益工作工資並不高，生活也不寬裕，有時候，父母還要悄悄塞錢給他，“説多少回了，讓他好好找個正式工作，或者弄個生意，好好掙錢過生活，沒有用。”父親常應鳳嘆氣。

　　除了親人的幫助，來自私人的捐助是很少的。2010年7月初，常坤在活動中心放了一個募款箱，到8月25日，共有33塊5毛錢。9月5日，常坤驚喜了一下———箱子裏多了一張5元錢。儘管活動中心門外挂著兩平米的宣傳牌子，但當問起“常坤的家”、“免費閱讀”，一路相隔的小店老闆也只是茫然地搖頭：“沒聽過呀！”

　　這些似乎還都不是讓常坤唉聲嘆氣的理由，“遺憾的是，到現在還沒有一個人進行法律諮詢。”

　　甚至，在席捲而來的房地産開發浪潮中，爺爺的房子很可能被扒掉，青年活動中心也很可能被關閉。而那些少年純凈的眼睛，期待的眼神，羞澀純真的笑容，有關香港雞蛋多少錢一斤的好奇，有關這個世界有多麼廣闊的驚嘆，乃至拉板車的工人張東峰對新書的期盼，都不容許常坤就此放棄。

　　活動中心曾計劃買一個36英寸或者40英寸的液晶電視，為年輕人免費放電視電影，常坤在博客上寫：“請考慮支持我們……”在沒有裝空調之前，這也是一個近乎奢侈的想法。最近，一個沒有留下姓名的人為此通過支付寶賬號匯來了150元錢，除了接收到捐助的圖書，這已經是“常坤的家”收到的最大一筆私人捐助了。不過，常坤還是期望著：“什麼時候，我們給年輕人放電影，放紀錄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