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城四少"之樊綱:以出世的精神 做入世的事業

經濟學者樊綱

　　2008年5月，為了應對全球範圍內的金融危機，中國政府成立了貨幣政策委員會，樊綱被任命為委員，作為該委員會中唯一的專家（其他委員皆為財經部門的副部級官員），樊綱頗引入注目。

　　無書讀的少年

　　“文革”開始的時候，1953年出生的樊綱剛剛通過了小學六年級的畢業考試，一年半後“就近分配”，進了中學，又一年半後就“初中畢業”了。1968年，在那席捲全國的上山下鄉運動中，樊綱來到了北大荒。他對經濟學的興趣就是從這時開始産生的。有兩本書對他産生了深遠影響，一本是《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另一本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對這兩本書的系統閱讀，使樊綱第一次認真思考哲學和經濟學的關係。

　　1975年前後，兵團準備在一些地方試行農村人民公社的收入分配辦法，把固定工資制改為工分制，其目的無非是增加一些物質刺激，使收入與勞動挂鉤。樊綱所在的連隊是試點之一。連隊指導員覺得此事不好辦，就找大夥商量。由於學了點政治經濟學，有點底氣，樊綱就想對此事作一番“理論分析”。他對兵團總部的試點方案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並且提出了自己的設想。連隊指導員聽了很欣賞，就讓他寫成了書面材料以連隊的名義寄到了兵團總部。沒過多久，兵團正好要召開一個工分制試點的工作會議，於是樊綱和指導員受邀一起去了佳木斯兵團總部。這是樊綱第一次“理論研究”與實踐相結合。從此，他對各類經濟問題就更加留意了。

　　改變命運的衝動

　　樊綱在黑龍江生産建設兵團一待就是6年。由於兵團裏對右派子弟比較“關切”，儘管樊綱多方努力，仍沒有轉變命運的跡象。在一切能嘗試的希望都破滅之後，樊綱一生當中第一次獨立作出一個重大生活選擇：以“投親靠友”的理由轉插到一個堂哥所在的河北省北部的圍場滿族蒙古自治縣農村。從一定意義上講，當時的轉插是選擇了下坡路。但是，雖然仍在邊遠的山溝溝裏，畢竟離北京近了點，而且農民們和縣裏的幹部們對城裏來的“有點墨水”的知青，總會給點特殊的關照，加上堂哥上上下下的關係和在縣裏幫他使勁，不到一年的時間，樊綱就被借調到縣文化館，專職搞群眾文藝的創作。有了一個讀書寫字的條件，樊綱感覺命運之神多少對自己綻出了一絲笑容。1977年，樊綱考上了河北大學經濟係，自此跨入經濟學研究的門檻。

　　懷抱“經世濟民”的激情回國

　　1982年畢業後，樊綱又考入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主攻“西方經濟學”專業。1985年，樊綱順利獲得碩士學位並開始攻讀博士學位。在時任中國社科院經濟所所長、已故經濟學家董輔礽的力薦之下，樊綱赴美國國民經濟研究局進修。

　　美國國民經濟研究局是個開放式的研究機構，從這裡，樊綱得以進入哈佛大學學習經濟學。樊綱為自己預定的目標是要多上點課，多學習知識。因此，從一開始他就到哈佛大學去旁聽研究生的課程。樊綱雖然對基本原理都已掌握，但學起來仍然吃力得很。當時，他並非正式註冊的學生，可以輕輕鬆鬆當一個“訪問”學者，四處走走增長些見識，寫些東西。但他意識到這可能是他最後一次在課堂上系統地學習當代經濟學理論的機會。所以，樊綱下了決心，一定要“學進去”。

　　在哈佛，樊綱從頭學起，跟著班上的學生一起聽課、做作業、參加小組討論，甚至參加考試。雖然，他最終沒能繼續留下來讀一個洋學位，但他還是感到很踏實也很充實，畢竟他把當代經濟學的基本理論和方法系統地學了一遍。他不僅實現了經濟學研究上的融會貫通，而且還發現了通向他最為關切、最放不下的那個問題——“中國問題”的道路。有一次，一個新加坡學者問他：你在你的國家研究經濟有什麼意思呢？樊綱説：“我幹的雖然是一點點微小的事情，但是也許12億人口的福利就因為我的這一點微小的貢獻而增加。”樊綱就是懷抱著這樣經世濟民的激情回國的。

　　“京城四少”的著作時代

　　1988年，樊綱進入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工作。樊綱説，對於像他這樣30多歲才出國的留學人員來説，實在太想研究中國問題了。這是一種“情結”，是出於對自己長期關切的問題的“執著”。

　　在中國改革風起雲涌的20世紀90年代，樊綱以傳播現代經濟學思想而著稱，並與清華大學魏傑、北京大學劉偉及現在已經從商的鐘朋榮3位活躍的年輕經濟學人一起被稱為“京城四少”。1992年，樊綱被破格晉陞為社科院研究員，被評為國家級有突出貢獻的中青年專家，1993年成為中國社科院最年輕的博士生導師之一。在《世界商業評論》評選的2004年“中國最具影響力的十大經濟學家”中，樊綱的名字赫然在列，被認為是西方經濟學在中國出色的理論闡釋者，他的《現代三大經濟理論體系的比較和綜合》奠定了他在中國經濟學界的地位。

　　樊綱是2003年最早對中國經濟過熱發出預警的經濟學家。在當年非典剛剛結束不久、整個經濟增長還很低的情況下，他根據當時投資增長率持續加速的趨勢，提出“當前特別應該重視的宏觀經濟政策問題仍然是如何防止投資過熱的苗頭”，為政府後來採取一系列宏觀調控政策提供了依據。當時，他除受政府委託進行研究並就各种經濟政策問題向各部門、各地方政府提供諮詢、建議外，還在國內擔任多種社會職務，並被世界銀行等國際組織聘為經濟顧問，應邀到許多國家講學、訪問、參加學術會議與合作研究。他在國際經濟學刊物上發表英文論文多篇。他關於中國經濟問題的論點經常被國內重要媒體引用。

　　“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業”

　　樊綱在《經濟人生》一書中談起自己在農村的那段時光時説：“回過頭來想，我們這一代人從那個經歷當中最大的收穫是性格得到磨練。另外，還有一大收穫，就是從最底層開始了解中國社會，這些是從書本上永遠學不到的東西。也就是説，當今天你在思考關於國計民生的一些很重要的課題的時侯，會想到仍然生活在山村裏的老百姓。”

　　已過知天命之年的樊綱最推崇的一句話是中國古代先哲的“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業”。樊綱一直有一種自覺意識，要建立經濟學人的獨立人格。因此，他在理論研究上與官方一直有一定的距離。他是這樣想的，也是這樣做的。

責編：金文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