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發改委副秘書長:中國下一步發展的十大問題

　　由中國經濟50人論壇、新浪財經和清華經管學院聯合舉辦的新浪長安講壇5月7日再次召開。國家發改委副秘書長楊偉民作了題為“中國下一步發展的十大問題”的主題演講。楊偉民在演講中表示，這十大問題是他對本輪中國經濟為何會受國際金融危機衝擊反思的結果，應在未來中國經濟的發展過程中予以充分關注。

　　一、把握國情與遵循規律

　　楊偉民説，我們應該正確處理把握國情與遵循規律的關係，要在講究重視國情的時候，千萬不要忘記了規律，應該是在尊重規律，尊重科學的基礎上，再去把握國情。

　　首先，把遵循規律放在首位，在遵循規律的基礎上來把握國情。在實際工作當中，我們很多政策的制定都説是從國情出發，但是卻丟掉了事物本身的規律，丟掉了科學。

　　其次，“小國情”要服從大國情。有些地方説工業化剛剛起步，工業比重和經濟規模還很小，所以就不存在轉變發展方式的問題，這就是把自己本身的特殊小國情放在了國家大國情之上。大國情是我們的資源很少，生態環境很脆弱，不能夠高消耗、高排放的發展下去。

　　二、加快發展與科學發展

　　楊偉民説，如果不顧發展的大趨勢，不顧發展階段的變化，一味強調加快發展，所有的具體目標、方針、政策都去圍繞加快發展來展開的話，會帶來很多問題。

　　首先，科學發展是硬道理。我們國家現階段的社會主要矛盾是人民群眾迅速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和落後的社會生産力的矛盾。從這個主要矛盾出發，就必然要加快社會生産力的發展。

　　第二，增長不會自動解決問題。當前我們面臨的經濟問題是失業問題、三農問題等等，歸根到底都是發展不足，所以有人認為只要加快發展，問題自然而然就解決了，其實不然。改革開放以後，我國經濟的增長已經遠遠超過了當年的日本。但是這些矛盾還是沒有解決，甚至在惡化，這説明如果在這個增長過程中不去解決這些問題，這些問題就不能自然而然地解決。在一定程度上，如果是體制不順，政策不協調，發展越快可能問題越大。

　　第三，經濟發展不是社會主義事業、也不是現代化建設的全部。這個事業是四位一體：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經濟建設只是其中一部分，經濟建設為中心並不是説就只是抓經濟建設，應該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全面推進其他政治、文化等等各個領域的建設。

　　三、促進增長與擴大就業

　　楊偉民説，很多人認為中國必須要保證8%的經濟增長速度，其中一個重要理由就是要解決就業壓力。但是，“如果反過來，在發展目標上做一些調整，在推動增長方式上做一些轉變，在擴大內需上做一些調整，也許能比現在做得更好。”

　　第一，擴大就業可以作為首要目標。一般來講經濟增長可以增加就業，但是從現實來看，就業和增長的關係並不是線性的。GDP有的年份增長很快，如2007年GDP增長13%，有的年份慢一些，如2008年GDP增長9%，但是增加就業的數量差不多，失業率也差不多。在現實工作當中，確實存在把增長作為主要的目標，而把就業作為次要目標，認為只要經濟增長就業自然而然就增加了的問題。

　　第二，通過擴大就業來實現增長。這次擴大內需的政策，實質上是通過保增長來實現保就業。這樣一種模式容易形成投資主導型的增長模式。但是如果通過擴大就業，也同樣可以實現增長。因為按照收入法來分配GDP的話，只要一個人就業，必然要增加GDP，因為有了就業，就有收入，就會計入GDP，這還有助於形成消費主導型的模式。

　　第三，立足保就業實現促增長的目標。我們應該更多地立足於就業，而不是立足於增長，擴大內需的政策也應該更多用於保就業，而不是更多地擴充生産力。

　　四、總體戰略與整體功能

　　楊偉民説，區域發展的含義是什麼？

　　一是人口分佈與經濟佈局大體均衡。長三角、珠三角區域，如果佔有40%左右的GDP，應該相應佔有接近40%或者大體上差不多的人口。西部地區同樣，如果GDP少，人也少，最後西部和東部人均GDP的差距就會縮小。

　　二是各個地區人民生活水平大體相當。如果各個地區之間公共財政支出水平差不多，那麼我們所説的公共服務的均等化也差不多實現了。為什麼提出均等化問題，就是因為我們太不均等，最應該均等的是教育、醫療、社會保障，農村和城市之間差很多，這些都是屬於區域協調發展要解決的問題。

　　三是人口與經濟的規模應該控制在資源環境承載能力之內。比如北京城市規劃認為最大的承載量是1800萬人口，就是根據北京最短缺的水資源來決定的，即使考慮到南水北調，北京最大的承載量也就是1800萬人。

　　四是空間結構要高效清晰。這就要推進形成主體功能區。要明確我國960萬平方公里的陸地空間中，哪些區域應該優化或者重點推進大規模高強度的工業化和城市化的開發，哪些區域應該限制或者禁止大規模高強度的工業化和城市化的開發，配套實施相應的政策和管理措施。這還要實行差別化的區域政策。在政績考核當中，不應在每個地區都考核GDP、財政收入、居民收入等同樣的指標。

　　五、重視“三農”與城市化

　　楊偉民説，三農問題是我國長期面臨的課題。如果要解決好這一問題，就應該實行既允許農民工進城就業，也允許農民工進城定居的比較徹底的城市化政策。原因有四：

　　第一，可以促進消費。

　　第二，可以縮小城鄉差距。

　　第三，可以減少耕地壓力。我們要保護18億畝的耕地，經過比較和分析發現，真正佔地的不是城市建設，而是農村村莊建設，村莊建設當中最主要的是農村居民建房。

　　第四，可以使房地産業持續發展。要解決房地産業的健康發展問題，要從兩方面入手，就是從供給上降低房價，從需求上培育新的消費群體。從供給上降低房價，控制和減少稅費和地價。從需求上講，可以逐步把農民工培育成為支撐城市住房市場的消費群體。

　　六、工業經濟與服務經濟

　　楊偉民説，我們國家一直孜孜以求的目標叫工業化，50年代初最早提出來，現在我們提出在2020年基本實現現代化。我們現在已經建立起相當完整的工業體系，但是服務業比重卻比較低。我們過去是以農業為基礎、工業為主導，現在是走現代農業和新型工業化道路，依然沒有服務業應有的位置，而全球經濟走向服務型時代已是大勢所趨。

　　當前，應該認識到以下三個問題：

　　第一，全球經濟已經進入到服務型的時代，這是全球的大趨勢，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其他新興國家都是這樣。

　　第二，在思想上不重視服務業，是太拘泥于過去經濟學的定律。印度工業化水平大概只有27%到28%左右，人均GDP現在也只有820美元，在這種情況下，服務業照樣快速發展，60%的GDP增長來源於服務業。中印兩國模式的區別在於，中國是通過把國外的鐵礦石運進來，加工冶煉，再賣給外國人。我們消耗的是電力，當然也消費一定的人力。印度的模式是通過互聯網，他主要承接國際服務業轉移，消耗的主要是人力資源。所以他的資源環境，比如説二氧化碳排放比我們要小得太多。

　　第三，要以四化為方向發展服務業。應該打破壟斷，放寬準入，讓更多的經濟體進入。應該在産業結構上進行轉變，變過於依賴工業實現增長為更多依賴服務業實現增長。

　　七、擴大開放與擴大內需

　　楊偉民説，這次金融危機對我們經濟造成的影響，比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對我們造成的影響要大得多，廣得多，深刻得多。很重要的原因在於這十年的工夫，我們的經濟結構發生了重大的變化，主要是內外需的結構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對外需求的依存度提高了一倍。

　　所以，要培育內需導向型經濟區。如果這次國際金融危機中，我們有幾個相當於珠三角、長三角經濟量的內需為主的經濟區，就可以較好地抵禦危機。中國目前有13億人口，人口足夠多，市場足夠大，完全可能相當部分的産品能夠自我滿足，自我支撐。“中國必須要有外需為主導，體現中國國家競爭力的經濟區，但同時也應該再培育幾個內需主導的經濟區。”他説。

　　八、開發自然與保護自然

　　楊偉民説，從上個世紀90年代開始，在制定九五計劃的時候，我們接受了國外提出的可持續發展的概念，但是在實際工作中，無論從人口控制、生態建設、植樹造林，還是資源保護、土地保護、環境治理、氣候變化等，都沒有從均衡的角度來考慮。要真正做到可持續發展，就要做到有效的開發和保護。

　　第一，要確立生態産品的理念。最主要的是從實際當中解決兩個問題：生態地區發展權問題，和生態補償的理論依據問題。把某些地區定為生態地區，但是當地也要發展，這是基本權利。所以限制的是不符合主體功能區定位的發展。至於解決生態補償的問題，這只能由政府代表其他享受産品的消費者進行。

　　第二，根據自然特點進行開發。一個國家自然狀況有很大的差距，比如説青藏高原，工業開發睏難，但是它的生態功能非常重要，這是由自然狀況所決定的。按不同的自然狀況，可以分為城市化空間、農業空間、生態空間。城市化空間提供工業品和服務産品。農業空間提供農産品，生態空間提供生態品。

　　第三，根據承載能力控制一個地區的開發程度。無論是城市化地區，還是農業地區，還是生態空間，都是稀缺的，都要控制開發強度。

　　九、推動增長與管理增長

　　“我們各級政府都是增長的推動者，政府也應該是推動增長的管理者。”楊偉民説。

　　管理首先是依法管理，其次要依據規劃管理。他表示，我們現在的規劃體系還不太適應這樣的管理需要。

　　十、更新理念與積極行動

　　楊偉民説，在科學發展觀指導下，近年來我們提出意義非常重大，方向非常明確的新的戰略，比如説和諧社會，環境友好型社會，資源節約型社會，轉變發展方式、調整經濟結構等等。

　　他説，目前，特別是今後一個時期要抓緊解決幾個重要問題：一是社會保障體系的健全問題，不是按照目前的體制來健全。二是理順收入分配關係。這對促進城市化健康發展，形成內需主導型的經濟，改變內外需結構，改變投資和消費結構都非常重要。三是推進財稅體制的改革。另外，還要建立生態補償機制，還要促進服務業全方位的改革和開放。

　　楊偉民簡介楊偉民，男，1956年11月10日出生。1974年到吉林省榆樹縣插隊，1976年回城進入吉林省第二建築工程公司當工人。1978年考入吉林大學，就讀于經濟係政治經濟學專業。1982年畢業獲得經濟學學士學位，分配到北京煤炭管理幹部學院任教。其間，1983年、1986年分別就讀于中國人民大學工業經濟係和日本一橋大學大學院，學習研究工業經濟、企業管理和産業政策理論。

責編：金文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