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朋友丹尼爾

央視國際 2004年12月01日 09:34

　　丹尼爾是我們的奧方導遊，從1995年起，每年他都代表奧地利廣播公司（ORF）負責接待中央電視臺的轉播小組。

　　第一眼看上去，他是一個三十多歲極普通的奧地利人，個頭不高，有著中歐人常有的淺褐色頭髮，臉龐清俊瘦削，不大的兩隻藍眼睛常常露出靦腆的神色。

　　和大多數講究穿戴的歐洲紳士相比，他更像是一個不重衣著、不修邊幅的嬉皮士。我至今還記得和他在一起的大部分時間，他總是嘴唇上挂著鼻涕，時不時地從大衣兜兒裏摸出一塊黑乎乎、皺巴巴的手絹，胡亂地在鼻子上擦抹幾下，鼻子紅紅的，再把手絹揣回兜兒裏，他似乎特別容易感冒。好在每年我們攝製組都從臺裏領一大堆手絹圍巾之類的禮品送給他，真可謂知其所需，投其所好吧。

　　歐洲人行為做事古板保守，但丹尼爾絕不是傳統意義上的歐洲人，他太愛開玩笑，有時我懷疑他有多動症。他既是我們的導遊，又是司機，經常拉著我們滿街跑，有時路過街邊的議會大廈，他會突然一拐把兒開上議會大廈的臺階，在門口來一腳剎車，然後回頭看著驚魂未定的我們，很嚴肅地説：“這是一個正直的奧地利人對中國電視代表團的特殊禮遇”，然後又駛回原路，弄得大家哭笑不得。再比如，大家拍了一整天片子，都很疲乏，往往在回酒店的路上昏昏欲睡，這時，他會回頭看看我，俏皮地眨眨眼睛，然後嚷嚷：“瞧一瞧，看一看啊，過彤又在想女朋友了”。馬上，大家都轉頭看著我，我也立刻打起精神，迎接新一輪“舌戰”。

　　因為他的存在，車裏總是充滿歡笑，在這種氣氛感染下，語言障礙幾乎不存在，不管是講英語的還是不會講英語，大家都爭先恐後地在車裏嚷嚷、哄笑。嗓音渾厚的趙老師也頻頻地用英語和丹尼爾“過招兒”。老趙曾經對我們説，他平時出國很少講英語，但是只要一見丹尼爾，英語單詞就根本控制不住地往外迸，每次從奧地利回來，都覺得外語長進了一大截兒，期盼著下次再去。

　　逗歸逗，真正工作起來，丹尼爾絕不含糊，而且非常細心週到。他常常會在頭一天提醒我們第二天要準備些什麼，包括從哪個角度拍，哪有可能出彩兒，提出各種建議。有一次，我們要去ORF主控機房協調線路，那天正好是元月一日，他來接我們時帶了一塊巧克力蛋糕，我們有些莫名其妙，他要我們把這塊蛋糕作為新年禮物送給ORF主控人員，我們照做了，奧地利人果然非常高興，一切問題迎刃而解，丹尼爾的建議常常使我們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丹尼爾的家住在維也納的內環路邊上，是一棟7層的老樓房，他的家在四層，是祖上留下的産業，粗粗一看200多平方米的面積，房間頗多，特別是碩大的書房給我印象極深，歐洲老房子屋頂特別高，大概有5米多，整個一面墻從地面一直到屋頂全是擺得整整齊齊的書，而且書架前橫著一架梯子，供丹尼爾爬上爬下取書看。

　　丹尼爾的祖上當過維也納的市長，而且他的母親是五六十年代奧地利最有名的電影演員，後來我們曾經有幸在回北京的奧航班機上，欣賞過她在電影《舒伯特》中的表演。也許是從小家庭條件太優越，也許是從小就生活在明星媽媽的陰影中，丹尼爾更像是一個紈绔子弟，年輕時當過演員，拍過專題片，但大多是玩票兒，並沒有幹出名堂。現在他以做導遊為生，自己並不富裕。

　　我們是他接觸到的第一撥中國人。起初，他以為我們和日本人一樣（他曾經接待過日本NHK的攝製組），對人彬彬有禮，但敬而遠之。可是我們和他在一起沒過幾天，就已經熟捻得有些相見恨晚。工作閒暇時，他也常常和我在一起感慨生活的無奈。他和妻子蘇西（實際上並沒有登記結婚，這種情況在歐洲很普遍）同居12年，育有一個6歲女孩，但是他的太太是一個女權主義者，經常和他發生爭吵，攜女棄家而走。我95、96年到他家做客時，都沒有看到他的妻小，據丹尼爾講，她們回鄉下過節去了，當時我也不便多問。

　　國際部的同事們和丹尼爾的關係已經遠遠超越了工作關係，我們是朋友。每次轉播維也納新年音樂會，不管國際部誰去前方維也納，臨行前，在北京的人都會托他（她）帶禮物給丹尼爾，而且在真正傳送信號時，通過主控司線大家也少不了和丹尼爾寒暄，那場面現在想起來又熱鬧，又溫馨，大家相隔萬里卻不斷地呼喚著對方的名字，共賀新年，也送去無盡的祝福。甚至連趙老師也都利用轉播間隙，跑出演播室迅速地和丹尼爾用英文聊上幾句，然後再鑽回演播室，引得主控機房的技術人員不停側目。

　　2002年，同事們托我給丹尼爾帶去了一件唐裝，金黃色的、一派皇家風範，老丹喜歡的不行，第二天就把他穿在大衣裏面，此後我再也沒見他脫過，基本上是走哪穿哪，甚至連最後我們進金色大廳聽新年音樂會，他也是唐裝前往，招得全場老外不停側目。

　　丹尼爾是我最好的朋友，我在萬里之遙的北京衷心地祝福他。（作者：過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