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風窗》封面故事：這群為一個生命奔波的人

央視國際 2003年09月29日 14:13

　　6月18日，國務院常務會議原則通過《城市生活無著的流浪乞討人員救助管理辦法（草案）》，從“收容”到“救助”的轉變，意味著“孫志剛”這個名字作為一個維護公民權的符號，將被歷史所銘記。

　　一個無辜生命的離去，最終促成了一部實行了21年的國家規定的廢止。這中間，有血的教訓，更有許許多多人積極的、向前的努力。從遠在北京的中央領導和專家學者，到廣州地區那些充滿正義感和責任感的傳媒工作者、律師、積極呼籲並介入的大學教授、富有同情心的官員、耐心為孫志剛申冤的同學……是他們點滴而堅韌的努力，共同促成了慘案的公正解決，共同促成了良法的誕生。

　　我們為孫志剛而痛，但我們不應該忘記包含在這個事件裏的愛與關懷-它給了我們信心，對社會進步的信心和希望。

　　為此，我們特意邀請最早報道“孫志剛事件”並一直跟蹤此事的《南方都市報》記者陳峰先生撰寫此文，對此事件始末，做一個冷靜客觀的回顧。

　　□本刊特約記者 陳 峰

　　6月18日，作為《南方都市報》記者的我剛從湖南婁底採訪完漣源收容所違法收容的事情，返回長沙，當時心裏很難過--對所見的一切感到難過，不知道這種抑壓人性的收容制度還會走多遠，心理確實很灰暗。

　　當天晚上，《北京青年報》的朋友打電話告訴我溫總理主持了國務院常務會議，收容遣送制度將被廢除，我一時間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有那麼一小會兒覺得視線模糊，我想孫志剛地下有靈，應該可以閉上眼睛了。

　　關於孫志剛事件和漣源收容所的報道出來後，好多人説，這下子你和王雷算是出名了，弄得我們哭笑不得。我後來説，寧願不要名氣，但願沒有這件事情。

　　所以我發自內心地感謝這條“收容遣送制度將被廢除”的新聞，感謝黨中央、國務院的決定，它使我對社會的正義保有了信心。

　　《南風窗》約我從積極一面的角度寫對事件的回顧--確實，應當寫出來，這三個月來，有這麼多值得回憶的人和事，讓我不時冷卻的心一點點溫暖過來。

　　同學們

　　最早接到這個線索，還是在3月底，當時《南方都市報》剛剛成立深度報道組，我們都在尋找線索。一位北京朋友告訴我有個人死了，是被收容後死的。

　　我這位朋友，與孫志剛的高中同學是大學同學，他們知道這件事以後，很氣憤，於是四處向媒體投訴，也聯絡到了我。我得到孫家的聯絡方式後，便開始接觸此事。

　　我一直很佩服志剛的這些同學，尤其是舒春成（就是稿子中的成先生，現在公佈他的姓名，應該沒有關係了吧，他是志剛高中時的班長），他們與志剛，關係無非是同學而已，然而一直用盡各種辦法，要為志剛申冤，捐錢捐物,後來做法醫鑒定的4000塊錢，也是志剛的同學和家屬一起湊出來的。志剛家屬剛到廣州時，沒有住處，舒春成就把自己的住處也讓出來。

　　後來我們和舒春成開玩笑，説“真像個班長”。有段時間，政府方面有什麼事要溝通，也先找舒春成了。

　　雖然有人一再説我們對孫志剛的沉冤昭雪有如何如何的作用，但我們畢竟是記者，報道事實是日常工作，是我們的飯碗，説句不好聽的話，領導讓我們去做這個題材，不做也不可能。比起舒春成和後來那些默默支持志剛的人們，我和王雷，實在沒有什麼值得稱頌之處。

　　後來有媒體誤傳是志剛在最高人民法院的同學給我們打了電話，其實那個女孩子不過是北京廣播學院學生而已。也許志剛有很多位高權重的同學，但我看到為志剛之死奔走呼號的，都是再普通不過的公民。

　　我不贊成事事見義勇為，但也不喜歡明哲保身，因為知道“身”靠“明哲”來“保”終究是沒有用的，我尊敬志剛的同學，面對常人會感到恐懼的罪惡，他們選擇了反抗。

　　家 屬

　　最初和志剛的家屬見面，並不是很愉快。當時他們到廣州一個星期了，到處求告無門，也沒有律師，只是請一個當律師的老鄉寫了很簡單的兩頁紙材料，據説，這個老鄉就為這兩頁紙收了幾百塊錢，卻不肯幫打官司。

　　後來很多人問我最早和志剛家屬接觸的情形，我回想了一下，他們並沒有許多説辭，只是反復告訴我志剛沒有心臟病，志剛屍身上有傷，志剛是個好孩子，請我一定幫幫他們。後來我出差到了海南，他們又打我的手機説，陳記者，你讓我們去的部門我們都去了，沒人管我們呢，我們得靠你們了。

　　做了記者很多年，見過很多急需幫助的人，但志剛家屬的絕望和無助還是給我留下了很深印象。志剛的父親以前是個木匠，現因年事已高很少幹活了，他的弟弟志國從小出去打工供哥哥讀書，一直做到一級廚師，做事很實在，卻很少説話。他們一家，從家鄉來廣州，人生地不熟，不知法律程序，只是四處奔走，想為志剛討回公道。

　　志剛的弟弟志國後來對我説，他記得初見面時，我對他們説“不知道能不能報，報出來也不一定能解決，還是要依靠法律”。這些話讓他心涼，以為我不肯幫忙。現在想起來，確實很慚愧，幹新聞時間長了會有些油滑，也知道自己能力有限，不希望被當成“救命稻草”，於是便説些推託的話，為自己留條後路，比起志國為人的樸實，實在不如。而且以這麼多年的新聞經驗，知道只要是牽涉到一些權力部門的報道，一定很難搞。這條線索曾讓外地一個“很厲害”的編輯看過，他們都説自己不敢沾。

　　後來很多人也問我想沒想到這個報道會有這麼大反響，我只能説，當時的想法是，報道能出來就謝天謝地了，如果能有結果那簡直是意外之喜。

　　不過，從我報這個選題開始，從主任到主管的領導，都沒有説過“不能碰”，只是反復告誡要“做紮實”，那一會我還真是體會到了什麼叫南方報人。

　　法 醫

　　當時家屬還沒有為志剛的死做法醫鑒定，大家都不知確切死因，我也只好勸他們先去做鑒定和去檢察院投訴。

　　不過，有件事我是很肯定的，那就是志剛不屬應被收容的對象。上一年曾有一個月的時間我在跑時政線，天天與政府要人打交道，廣東省宣佈出臺收容遣送管理條例的時候，我正好在新聞發佈會現場。根據我對那個文件的認識和對廣東省人大法工委的採訪，志剛有身份證有工作就絕不應該被收容。

　　記得當時採訪時，法工委李煥新主任還告訴我，因為這個條例規定不允許有關部門向被收容人員收費，所以現在還要防止該收容的人沒被收容，失去救濟目的。

　　剛接到孫志剛線索後，我又接到不少任務，開始不停地出差，去海南，去上海，去南京，於是把線索交給了王雷，王雷手邊也有很多出差任務，加上最關鍵的法醫鑒定一直沒有做，於是報道的計劃就拖了20來天。

　　我們採訪過志剛的家屬，問他們那段日子裏是怎麼過的。他們説“就是到處跑”，從一個部門，被推到另一個部門。所以他們曾想過，在這麼大一個城市，是不是死個把人很正常？聽到這，我的心直往下沉。

　　孫志剛報道出來以後，有人在網上義正辭嚴地説，我們的報道是對司法公正的干擾，但如果他知道志剛的家屬是怎麼被推來推去的，可能就不會這樣講了吧。

　　大概是4月20日左右吧，王雷突然一臉嚴肅地告訴我，法醫鑒定結果出來了，我忙問怎麼樣，他説志剛是被打死的，然後他比劃著告訴我志剛背後出血區有多大，就是報道中提到的那個50厘米乘60厘米的出血區，我是好一陣子才明白，那意味著整個背部都是出血區了。

　　我清楚記得，當時王雷説，這幫人真沒人性。

　　那會兒我們還不知道“這幫人”指的是誰。我們真的要感謝多年來中國司法進步所取得的進步，中立的司法鑒定正是成果之一。做鑒定的法醫也很同情志剛的遭遇，平常要一個月出的結果，只用了15天就做完了。這一鑒定結果成了孫志剛報道中最重、最穩的基石。

　　事後我打電話問醫師，看了報道覺得有什麼問題沒有，他笑笑説沒有什麼，然後説:“這個制度是該改改了。”

　　出稿那幾天

　　臨出稿那幾天，我們被折騰得非常疲憊，領導要求我們把稿子做紮實，一定要慎重。我們就一遍遍往志剛家屬住的地方跑，一遍遍核實細節。他們住處很破舊，幾口人擠在屋子裏，床都不夠，只好打地鋪，外面幾步遠就是“都市村莊”裏的施工工地，很吵，加上思念親人，他們一直都休息不好。小屋裏擺著志剛生前的作品和相片，老父親一遍遍拿出來給我和王雷看，反復地説志剛多能幹，多孝順……

　　就是在那個屋子裏，這位深知孩子是村裏第一個大學生為榮的父親突然説，如果不讓志剛讀書就好了。

　　家屬們還是很配合的，當時他們的律師王向兵已經在很困難的條件下取了證，這些證據，成為報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但採訪一到有關部門那裏，就再沒有任何進展。志剛的家屬曾到一個部門反映情況，得到的是大聲的呵斥，“站好”，好像他們是犯人一樣。比他們好一點，我和王雷多數情況下只是被推來推去罷了。

　　在發稿前一天，也就是4月24日，我們決定去採訪公安部門，結果從派出所趕到分局，再到市局，一無所獲。

　　下午到收容所去，一名副職接待了我們，得到的回答是，他們也不接受採訪，需上級批准。然後我們再跟到民政局，民政局事務處是那天惟一接受我們採訪的政府部門，但也只有事務處某位處長説了一句：“對志剛的死感到很惋惜。”這是我們那天惟一聽到的有點溫情的話。

　　後來我們去了收容人員醫療站，院裏有股很怪的味道，説不出來是什麼。志剛家屬幾次來過這個地方，門都不讓進，我們還好，被放進去了，但當我們説明來意，裏面有一個人説：“出去！”

　　我們只好出去了，當晚6點，我和王雷開始寫稿子，中間為了避免出錯，又打電話核實一些細節，老總和編輯都在旁邊商量思路和文章結構，他們提出的要求是冷靜客觀地報道事實。晚上9點半，稿子寫完，但一直等到 晚上12點，看著版出來了，才和編輯一起回家。

　　當時腦子裏亂哄哄的，不知道第二天會發生什麼，我只是想早點回去休息了。

　　艾教授

　　第二天起得很晚，是主任要求做後續報道的電話把我吵醒的，聽主任的口氣，我想可能事情反響很大。

　　到辦公室，王雷已一手抓著一把傳真，一手拿著電話接聽，忙得沒時間給我打招呼。我打開電腦，發現新浪網上評論已有3000多條了，後來新浪網管告訴我們，他們當天刪掉了上萬條過激評論。

　　來不及看太多，我們一直在忙後續報道。當我後來認真看那些傳真和來信時，才發覺裏面大部分都是敘述自己被收容和被打的經歷的，一個現在已經比較成功的工廠主，居然説他曾被收容過六次。

　　那兩天我和王雷天天往家屬那裏跑，每次都把報紙拿過去，讓他們沒事也看看報。他們住處的電話已經很多了，志國説，報道發出來的上午，他們還在想怎麼沒什麼動靜啊，誰知道下午電話就一個接一個，一個檢察院的人也打電話來了解情況了。

　　後來家屬被接到賓館裏住著，我們還去，經常會和負責照顧家屬起居的政府幹部碰上。有天，大概是省委開會研究孫志剛事件後的當晚，我和王雷正在和家屬聊天，幹部來通知要有領導來了，説我們在不方便，於是我們只好回避，沒有機會採訪領導了。

　　兩天后，我接到同事電話，告訴我中山大學艾曉明教授想請家屬和我們吃飯，表示慰問。

　　我以前並不了解艾教授，只是看過她寫的評論，我們報紙有次把非典病人稱為“毒王”，艾教授還專門寫信表示反對這種對人不尊重的稱呼，我們還知道她已就志剛的死，寫了兩篇評論，在網上影響很大。

　　於是我和王雷就約上志剛的弟弟和叔叔一起去了中山大學，當時在座的除了艾教授以外，還有她的兩個學生。見面後，艾教授就把她和學生捐的1000多塊錢交給志剛的叔叔，這是他們當時收到的最大一筆捐款。我記得很清楚，勸志國收下錢以後，志剛的叔叔蹲在地上捂著臉抽泣了半天沒有起來。

　　後來又見過艾教授兩次，每次見她，她都會帶兩個學生一起，她稱這是要讓學生更多了解社會。

　　王律師與鐘律師

　　我是在報道發出來以後，才見到王向兵律師的。他的一句話給我印象深刻，當時志剛的家屬到處請律師，一聽説民告官加上家屬沒錢，就沒人接案，家屬只好託人回家鄉找到王向兵，王律師聽完案情説，怕什麼怕，政府也是要講理的。

　　説不怕也是假的，王律師本來打算在湖北方面起訴的，後來報道出來了，他才放心。王律師是軍人出身，脾氣急，為人敢作敢當。後來家屬告訴我們，王律師帶他們去收容所取證，收容所的人開始不願意提供，王律師大發脾氣，説人都死了，你們資料都不提供，有良心沒有，還説不提供就要一直找到國家民政部，終於最後取到了證據。

　　王律師的取證是相當關鍵的，至少可以讓我們看到孫志剛到底是怎麼一步步走向死亡的。

　　鐘雲潔是無償為志剛家裏提供法律援助的律師，報道發出來以後，她主動要求提供法律援助。她就在廣州本地執業。一個弱女子有此膽量，讓我很佩服。從頭至尾，她沒有收過一分錢，連打車吃飯都是自己掏腰包，後來網上有人傳言她收了多少好處才願意打官司，真是無聊之極。

　　王律師因為家鄉還有事，不能在廣州長呆，他不在時，就是鐘雲潔陪著志剛家屬。後來孫志剛的屍體火化時，有關部門不願意讓律師和我們去，我們只好不去，但是志剛的父親堅持讓鐘雲潔參加，硬是把她拉上車一起去了。

　　後來就賠償問題，王律師和鐘律師與政府方面的兩位律師據説談了八輪，終於把賠款談下來了，當時王律師住在酒店裏，鐘雲潔卻是天天往黃村（鐘雲潔住的地方離黃村非常遠）那邊跑，以至於我們要去黃村的時候就叫上她，因為她和的士司機談價錢已經談出了經驗。

　　酒店與離別

　　報道出來以後，志剛家人的日子確實好過多了，一方面很多人捐款，經濟上不至於太緊張；另一方面，政府部門也開始重視，從區裏到市裏、省裏紛紛來看望他們，表示要儘快給家屬們公道。

　　後來還發生了一個小插曲，天河區和民政的幾位幹部和志剛家人見面，請他們相信政府一定會給他們滿意答覆，不要相信“歪渠道”。他們講的“歪渠道”，不一定就是指我們，但志剛的叔叔非常生氣，站起來説，如果不是這些“歪渠道”，你們會理我們嗎？

　　過了一段時間，區裏出錢，把志剛的家人安排到黃村的一個酒店住下，據説是因為他們原先住處附近發現了非典病人，政府怕他們再出事。酒店條件是很不錯的，裏外套間，吃飯也是由政府簽單。志剛的屍體火化時，他的母親從家鄉趕來，因為傷心過度，身體不支，政府還專門安排醫生在酒店裏負責照顧。

　　賠償談定的那天晚上，志國給我和王雷打電話，説事情差不多辦妥了，請我們過去吃飯。之前我一直覺得他們挺堅強的，很少在外人面前流淚，但是那天因為忙碌已經過去，親人死去的悲痛又回到心頭，他們席間幾次落淚。

　　6月12日，志剛的家人離開了廣州，是坐飛機走的。他父親説，志剛以前説過幾次，自己打工掙著錢了，一定要讓二老坐飛機來廣東玩。但志剛生前也沒有坐過飛機，這次，他們就帶著志剛骨灰坐飛機回鄉，算是滿足志剛生前的願望。

　　18日晚上，我老是想著收容遣送的終結，激動不已，睡不著，乾脆出去要了一瓶啤酒。酒精下肚，腦子裏又想起志剛的老父親，在機場反復對我們揮手告別的樣子，他曾説過，等王雷結婚和我有孩子的時候，一定要告訴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