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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在實習之後
我不知道，經歷了這近一年的工作鍛鍊之後，我的吐字發音是否更清晰、我的語言表達是否更流暢，但的確有一種涌動的情愫在胸口奔騰，一種由內而外的感動和震撼，一種無法抑制的表達衝動和慾望，讓我迫不及待地提筆一瀉千里。
實習一年，我的工作是做一名記者。
這似乎是我一個遙遠的兒時的夢了，但我真正拿起話筒走進人群的時候；當我面對一張張陌生面孔的時候；當我在城市與城市之間穿梭、用鏡頭和文字記錄下一個真實瞬間的時候；當我一次次疑惑、震驚、感動、而同情、而悲哀、而憂慮、而憤怒的時候，我似乎漸漸懂得：一個真正意義上的記者，意味著什麼。
我是要從頭學起的。
四年如一日的吐字練聲、鏗鏘頓挫的新聞播送、溫婉流暢的長篇通訊、詩歌朗誦大賽的澎湃激情……在這裡統統歸零。
第一天走進《中國報道》繁忙的辦公室，不知道自己該站在哪，沒有人有時間抬起頭來看我一眼，沒有人注意到我的存在，大家以跑步的速度進進出出，或者埋頭狂搖筆桿，或者急促敲打鍵盤，我找到一個角落坐下來，新奇地看著眼前的一切。幾天后，我已經學會在幾個辦公椅之間不斷遷徙，只要它的主人去採訪、或者去了機房，我就可以暫時保管它一會兒，在這寶貴的可以坐下來的時間裏，我開始“啃”一摞摞厚厚的節目文案，那些都是已經播出節目的字幕稿，我想“溫故而知新”是最迅速摸準節目脈絡的捷徑。日子一天天過去，那記錄也日益薄了下去，終而成了“明日黃花”，而我也沉浸于文案所鋪陳的一幅幅記者英姿的畫卷不能自拔：他們的雙腿曾經奮戰在洶湧洪水的最前線；他們的手掌撫過最貧窮村落孩子的面龐；他們沉著冷靜身入毒梟得到第一手畫面；他們與不同膚色的國家領導人相對而坐侃侃而談……從鉛字中，我一個個地熟悉他們的名字、他們的手稿、體會他們脈動的節奏、思想的格局，邏輯的演變，我渴望著，有一天，能夠成為讓這個集體驕傲的一員。
然而我不得不承認，我太低太低了，仰望時，滿眼只有炫目的光。
當我第一次坐在編輯機旁，對著閃爍的紅綠按鍵瞪大了眼睛，看老記者們十指如彈鋼琴般地跳動，而屏幕上一個個幾秒長的美麗的鏡頭被連成一幅流動的故事，我只能頭暈目眩地垂頭而出，去給“師傅”買盒飯。
怎麼辦？進步只能從閱讀開始。
在八小時上班時間之外，我開始瘋狂“自我惡補”：我把A4紙訂成厚厚一沓，一筆一劃在上面寫下“新聞基礎自我培訓”幾個大字，作為我的讀書摘記；借來電影學院的《剪輯學》，試著理解鏡頭的蒙太奇、跳軸、構圖，試著感受剪輯的節奏、切換的技巧；廣院書店裏是個大寶庫，《電視新聞》、《廣播電視新聞採訪與寫作》、《電視新聞編輯與製作》都被我收入囊中，中外著名記者的傳記也成了我研讀的對象；就連每天看電視，我也不放下紙筆，力爭把記者每一個提問都速記下來，分析節目的骨架結構……看報紙、作剪貼、寫電視，我使儘自己每一分力氣使自己思想豐滿起來、筆頭流暢起來、技巧嫻熟起來。我，笨拙地像一個雛鷹，嗑磕碰碰，想離開峭壁上的淺窩，去藍天體會翅膀的力量找尋自由感覺——只能閉眼一跳。
斯坦尼説過：“當你在體驗生活時，你就在積累情感。”而記者尤其有更多的機會。
（一）
第一次出鏡做現場報道是在廣西邊境的一個城市——防城港。一個美極靜極的小城。採訪的由頭是1月5日防城港海關緝私隊在北部灣海面吉沉了一艘走私“大飛”（他們把四個馬力的走私艇稱作“大飛”）這在當時的海關歷史上是第一次。在整整三天的追蹤調查和報道中，我深刻體驗到了一名緝私隊員的辛苦，在顛簸的甲板上，在漆黑的風浪中，我已經不可能再顧及頭型化粧是否亮麗、衣服是否平整，姿態是否端莊，我面對在晃動甲板上東歪西栽還要努力站穩的攝像大徐，只在心中要求自己必須“一遍過”，我的師傅大李的聲音在耳邊響起：真實、準確、迅速。
這不僅是對記者的要求，也是對一名緝私隊員的要求，我就是艇上惟一的女緝私隊員。
雷達上顯示的“大飛”躲進漁船群中再也不動了，好不容易得到的情報，苦守了兩天兩夜，卻一無所獲。李關長拍著船舷説：岸邊一些漁民近些年捕魚量越來越小，收入也差了，走私團夥就出50元、甚至30元雇這些賦閒的漁民24小時盯著這幾艘緝私艇，只要這邊一起錨，那邊立刻就停止行動。“大飛越來越狡猾，給我們的工作增加了很大的難度。”關長的手越握越緊，手背青筋暴露，我可以體會到那一刻他內心的焦慮、憤怒和無奈。
緝私艇出海一次最低需要20000元人民幣，這些毫不知情的漁民為了區區30、50元，打一個電話就讓這些緝私隊員的勞動白白付之東流。我不知道，這些年，這樣的電話打了多少，這些愚昧的人們又讓緝私隊、讓海關、讓國家蒙受了多少實質上的損失，我也不知道，這樣的行為，是該用法律去約束，還是用道德去衡量，但我知道，我和我的同事們是為之深深痛心的，關長是為之深深憂心的，那麼老百姓呢？
緝私艇上只有一台電視，只要一齣海，就只聞其聲不見其人地閃著雪花，大部分時候，緝私隊員們也不看電視。我猜想，漁民們也是不看電視的，他們或是沒有電視，或是賺錢去了，那麼我們在節目中的呼籲，他們能聽到嗎？那一刻，我突然覺得，一個電視人的責任不僅僅是做出好節目奉獻給我們的觀眾，我們工作的另一個更重要的意義正是為了那些看不到我們節目的人。
當我們一行三人攝製組和緝私隊員們一起在海上熬了兩個通宵卻一無所獲的時候；當風浪越來越大、暗涌越來越猛，我們實在支持不住而跑到船尾大吐不止的時候；當大家都平躺在甲板上，聽滿是雪花點和電波聲中依稀傳來的新聞聯播時；當海關工作人員離別前情真意切地囑託我們為改善緝私艇的馬力多呼籲一下時，我真的深深感到，作為一個記者，一個電視人，一方面是重於泰山的責任，另一方面又深感人微言輕，怕心餘力不足。
（二）
一位前輩説過，他“渴望年老”。
聯合國環境規劃署把太原作為亞太地區第一個“清潔生産”試點城市，這對於太原的環境改造、對其它重工業、重污染城市的環境治理，甚至對全國的環保工作都有著極其重要的促進意義。6月5日，國際環保日，我跟著師傅大李來到山西太原。
想象中的濃煙滾滾、污水橫流並不存在，太鋼和鋼玉都開始了在生産過程中不斷回收“三廢”，循環降溫的工業廢水被修成噴泉；廢氣廢渣全被封閉回收處理……雖然工人們仍然承受著震耳欲聾的噪音、千度高溫的熱氣流，但他們似乎全然不覺，他們對自己的工作有一種強烈的自豪感，站在每年都有工傷意外發生的一個鐵水漕前，一位像被剛從水裏撈出來的工人師傅笑盈盈地説：“這裡是全廠最重要的崗位。”那一瞬間，我明白了偉大和平凡之間的勾聯。
也是在這次採訪中，我們邀請人大環保資源委員會的主任曲格平做現場訪談。他雖然早已鬢染白霜，但依然談鋒甚健，莊中亦諧。
訪談很成功，但與我無關。那只得宜於師傅的智慧與曲主任的口才。
坐在曲主任的對面的我像一個小學生，坐在一面鏡子前，一眼看穿自己的淺白，我只能仰視他，我只能背誦問題，我的師傅大李寫給我的問題。我厭惡自己這樣裝腔作勢的提問，我羞愧於無法與對面的這個思想豐沛的老者交流，人家是一片海，我，只是一條細細的小土溝。那一刻，我想到了那位喜歡皺眉頭的前輩曾説的那句話“渴望年老”，的的確確“年輕”對於我而言，是一個實實在在的劣勢，當面對一個有豐富人生閱歷的採訪對象，兩股洪流必須旗鼓相當才激得起壯觀的浪，否則，只能被淹沒，被征服，被吸吶，而對方，也沒了興致。（後來這種感受一再發生在我面對這些人時：澳門特區行政長官何厚鏵、澳門回歸籌委會副主席馬萬祺、秘書長陳滋英、經濟學家吳敬漣）
越老就越容易找到平視的感覺，這平視的角度是被智慧、知識、經驗、感悟托起來的，平視才能不卑不亢、才能從容不迫。我知道自己遠遠達不到這個高度，但我在攀登。
我不知道自己寫的這些算不算一份實習總結，但我想一年的歷練已使我的學業和人生都有莫大收穫：我做到了在播出時間進入倒數幾分鐘時，定氣凝神一個拌子不打播完一篇長稿；我可以在一、兩分鐘內記住一大篇出鏡詞；我可以迅速海選手頭佔有的資料，發現採訪題目中的價值所在；我學會了把主觀隱于細節表現的客觀背後….. 從大李師傅那裏，我學到最最重要的東西是：幹活兒要玩命。
在我生命中的第二個城市——北京，在這裡，我或精彩、或平庸吧，我不知道，站在車燈爍爍的街頭，我還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我並不知道是否有一天我可以真的成為《中國報道》的一員，“向世界報道中國，以中國人的視點報道世界”，但我知道，她已經成為我生命中的一個重要階段，，一個又一個節目不僅記錄了某些歷史的片段，也成為我青春歲月的積澱。當我走出中央電視臺的大門時，我的內心常升起一種類似崇高、莊嚴、自豪一類的感情。面對電視這個浩淼如煙的海洋，我只是一粒小小的貝殼，如果沒有偶然的海浪把我卷到沙灘上，我永遠不可能看到這麼美好的陽光。感謝偶然的海浪，感謝註定的陽光。（文/柴璐 寫于1999年5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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