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電視本體策劃，由於專業性強，超出了文化藝術的範圍，涉及到國家廣播電視政策、電視市場競爭、公司化經營運作、收視率調查管理等等領域，電視界以外的文化精英“外腦”，會顯得不知所措，站在一旁使不上勁，還是需要電視臺的“內腦”和管理者們自己摸索。因此，電視本體策劃要求電視人走出電視臺，使自己變成有影響力的文化精英，從而提高電視策劃的文化水準;同時，電視本體策劃又要求社會上的文化精英們懂得電視，直接走進電視界，加盟到電視臺來工作，形成文化精英直接輔佐電視文化、直接操作電視文化的局面。兩方面都拒絕“反串”，不允許“票友”式的玩電視或玩文化。
電視策劃並沒有到此為止。它還有一個更高的層次。如上所説，電視臺作為社會文化的策源地之一，負有本身生存競爭之外的社會使命。電視策劃不能僅僅著眼于、或者總是著眼于電視臺範圍，它必須走出去，關注社會大眾，研究社會習尚的變化，在文化發展的進程中，盡可能地從積極方面引導文化消費潮流。特別是在今天的中國，社會處於從計劃經濟向著市場經濟的轉型階段，大眾的文化心態失衡，社會的價值觀在重新構建過程中，文化的消費顯得極度的隨意和混亂。在文化人中，我們知道教師是人類靈魂的工程師，知道作家是社會的良心，知道記者是懲惡揚善的無冕之王，對社會負有重要的責任。那麼，電視策劃作為文化的設計者和創造者，更應該承擔這樣的神聖職責。
從另一個角度來説，這種神聖職責是電視策劃者們必須認真履行的補償行為。因為電視文化不同於其他文化，它製造了被動的消費人群，養成了社會大眾特別是孩子的依賴性收視習慣。把看電視當成他們生活的一個必不可少的內容。學習、休閒、渲泄、溝通、獲得資訊，一樣也離不開電視。我們的社會因為電視而變得渙散，人與人距離疏遠，我們越來越變得淺薄和無所不知，自以為是，越來越需要被號召，被理解，等待著召喚。每一個人都變成了旁觀者，把火熱的社會生活當成電視來欣賞，而不是積極參與。借一個不恰當的比喻，電視臺就像是煙草商、造酒商，用他們的産品讓消費者上癮，不得不終身依附在電視文化上。電視蠻橫地侵入教育，在孩子們面前，電視節目比我們教師的苦口婆心不知道強過了多少倍。電視又闖進出版業，讓成千上萬的讀者放下了手中的圖書，任憑這些鑄造靈魂的書籍在書架上蒙塵，而自己心甘情願對著電視機發呆傻笑。所以，在我個人看來，電視策劃人對社會負有良心債，他們的社會責任，至少不在教師、作家們之下。
當今國內電視界的實際情況是，電視策劃處在第一層次的是大多數，一些走得早走得快的正在奔向第二層次，能夠做到第三層次的幾乎沒有。甚至能夠認清第三層次，將它作為自己奮鬥目標的也不多見。相反，一些小的地方電視臺放縱約束，將自己變成無形的“文化公害”，卻時有所聞。面對電視策劃的文化使命，我們電視人負有不可推卸的重大責任，必須有清醒的認識，必須有明確的追求。在這方面，電視策劃者應該好好向報紙的策劃者們學習。
談論電視策劃的文化意義，我們主要是指第三層次的電視策劃，即立足於電視臺，放眼全社會，通過電視媒介的手段，來為社會大眾提供文化服務，創造健康的文化氛圍，誘導豐富多彩的生活習尚，製造文化消費的熱點和興奮點，與其他文化傳媒形成良性的互動配合，共同推動社會的精神文明建設。
把電視定位為傳媒工具，極大地限制了電視人的文化創造精神。應該説，電視既是傳媒工具，也是文化製造源。用市場經濟的術語來表達就是：電視臺既是銷售商、銷售渠道，更應該是生産廠家、製造商。如果僅僅是喉舌是渠道，電視業就不需要什麼文化人，更不需要什麼文化精英來加盟，電視觀眾也就沒有任何必要來批評電視臺了。
在我看來，電視既然是文化的創造者之一，電視策劃們就應該努力使電視臺成為文化熱潮和文化現象的發源地，把自己變成各種各樣的“始作俑者”。甚至每一個製片人、每一個電視編導，都要有這種“始作俑者”的角色意識。大體上説，今後電視策劃的基本思路可以有下述幾個方面：
發起和組織文化活動，吸引社會大眾的注意和參與，將自己變成“行為源” 我們所説的文化活動，並不僅僅局限于點歌活動、徵文活動、評選活動、有獎參與活動，而更多的是指在社會上能夠引起廣泛參與、廣泛議論、廣泛影響的社會行為。在這方面，我對報社的新聞記者、作家，藝術家們一向懷有相當的敬意。希望工程、一加一扶貧助學等許多好點子，最初就是他們提出來的。包括像《話説黃河》、《望長城》等大型遠征拍攝活動，也是極到位的策劃創意。電視策劃要循著這樣的思路去尋找靈感。近幾年，中央電視臺在這方面有著上乘的表現，值得我們學習。
改革開放以來，藝術家們將行為藝術介紹到中國來，引起了社會的相當激動和議論。如“大地走紅”，“中國和英國國土置換，“讓無名山增高一米”等等，驚世駭俗，一時間人們議論紛紛。他們要追求的不是社會的是非判斷，要的就是社會大眾議論和關注的效果。從積極的方面來引申行為藝術，我們得到的是追求富有創意的社會文化活動，將電視臺變成社會的“行為源”。這是電視策劃的最高目標。
也許這麼説非常抽象，讓我舉幾個例子來説明。以筆者為例，我曾經提出了兩個文化行為策劃方案。
一個叫作“尋找自己的圖騰”，擬由中國野生動物保護協會與電視臺聯手，將我國全部一類保護動物的形象公開拍賣銷售，將動物肖像以圖騰的形式轉讓給社會大眾。同時拍攝這些動物的影像資料，作為大規模的保護宣傳。由此酬得鉅額資金，實施戰略性的動物保護計劃。這項策劃如能實施，將會延續若干年，産生廣泛的社會影響，電視臺也將大有可為，能夠拍攝到一系列的人物故事和動物故事。第二項策劃叫作“國土回歸儀式”。選擇一個適當的地點，例如具有象徵意義的城市的郊野緩坡，圍成一個巨大的中國版圖形狀，將各省、直轄市最有代表性的土壤運來，如吉林的草甸土，河北的褐土，寧夏的灌淤土，四川的紫色土，湖北黃棕壤，廣東的赤紅壤等，鋪進相應的省份形狀裏面。香港、澳門、台灣則暫時空缺（策劃方案時香港、澳門還未回歸）。香港回歸時，舉行盛大儀式，用從香港專程運來的代表性土壤填進相應的形狀裏，象徵國土回歸。將來澳門、台灣回歸，也採用這種方式。電視臺現場直播儀式盛況。作為一個景點和愛國主義教育基地，版圖平常可以對公眾開放。這種電視策劃的特點是主動“製造事端”，引起社會關注，給電視人創造表現自己的機會。
渲染文化熱點，引導文化形態，確認社會大眾的生活習尚，將自己變成“説法源” 在紛紜複雜的社會生活面前，更多的事端和熱點不是電視人自己創造和想象的，而是現實生活中紛至沓來的。特別是一些軟性的生存觀念、流行時尚、消費習慣、家庭意識、道德準則，是不能夠人為設定的，文化人只能夠站在自己的角度上予以評説，予以引導，予以解釋。電視策劃的責任之一就是要憑自己的敏銳眼光，捕捉現象，將電視臺變成與報紙一樣的“説法源”，製造不同的判斷，給予不同的説法，總結出能夠讓社會大眾相視一笑，爭著彼此訴説的語匯。在這方面我舉不出更多的例子。前些年作家寫了篇《上海男人》，上海男人便成了一種受到爭相議論的文化現象；相聲演員創造了一個“氣管炎”的名詞，妻管嚴的家庭現象便不脛而走。報紙更有這一類的本事，經常讓讀者感到驚喜，感到過癮。報紙的標題策劃，是報社編輯們最重要的工作內容。他們絞盡腦汁，挖空心思，往往就為了一個詞彙，一個句子，來構成醒目的標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