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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人文遭遇娛樂 |
作者:陜西電視臺副臺長 王渭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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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電視人文談話節目的生存與發展
人文話題在經歷了上個世紀80年代的興盛、90年代的式微、世紀之交的尷尬命運之後,“宏大敘事”理性思考在人文學科的各個領域都發生了極大的變異。私語化、身體寫作成為了文學的新潮流。行為藝術後現代成為了美術界追捧的洋時尚。“無厘頭”戲説風成為了影視作品的常項。顛覆傳統、消解經典成為了市場暢銷屢試不爽的法寶。用慣常的價值判斷來考量這些林林總總的社會文化現象似乎已經成為了讓人討嫌的古板牢騷,人文也就成為了娛樂這面哈哈鏡中的“人妖”。就連當初倡導人文話題討論的知識分子們都紛紛質疑這場討論的動機、思路、軌跡和整體社會發展之間的關係。 中國社會的劇烈轉型必然帶來整個社會的文化轉型,而文化的轉型結束了知識界、思想界精英文化訴求的統一格局。改革開放初期主動與“五四”時期銜接的文化啟蒙思潮出現了歷史性的斷裂,知識界出現了嚴重的分化。相當一批公共知識分子,通過對一百多年來中國歷史所走過的道路的重新梳理和思考,來探尋推進中國現代化發展的道路。中國的知識分子,準確地説應該是中國的人文知識分子開始“集體失語”,開始懷疑自身的價值觀與現代化的某種對立,開始懷疑自身的知識結構與市場經濟的錯位與脫節,開始懷疑自身話語權喪失的得失利弊,甚至開始懷疑自身存在的價值。 有三個方面的標誌體現著知識分子在社會轉型中的焦慮。第一是知識分子公共性的喪失。他們更願意成為現代知識體制中的學者或者是某一知識領域裏的專家。世俗社會的功利主義、工具理性大規模地侵入學界,以極大的誘惑力驅使大批學人放棄公共關懷、人文關懷,從而成為喪失價值理性的技術性專家。第二是知識分子的徹底邊緣化。幾千年的中國社會,知識分子始終處在社會的話語中心,即使是在“文化大革命”時期。其實,那時一波接一波的政治浪潮都是因知識分子而起,只不過他們是以“受虐”(被批判)的方式被強制性地“卷在”社會的主流之中罷了。法國思想家雷蒙 阿隆對此有一句感同身受的精闢話語。他説:“就知識分子而言,受迫害比受漠視更好受。”自打中國進入了市場經濟,出現了真正意義上的社會文化多元化,政治與意識形態第一次不再佔據社會的中心,經濟成為了中心問題。這時的知識分子在社會意義上被徹底的邊緣化了,這對自古以來就處在社會中心臧否人物、指點江山的知識分子來説真的是找不到“北”了。第三就是傳統知識分子被新生代們的“後現代”(POST MORDEN)徹底顛覆了。因為傳統意義上的知識分子所賴以存在的是一整套共同的元話語,在中國古代就有宋朝思想家張載的“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斷絕學,為萬世開太平”中古宣言。這種為士大夫的使命定位歷經千載其核心價值幾乎沒能發生任何變化,只不過話語方式與時俱進了。比如像“革命”、“信仰”、“人生”、“理想”這些“宏大敘事”。只是這些在後現代的解構、消弭、破碎的語境中顯得是那樣蒼白無力,那樣的“唐 吉訶德”。
責編:慧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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