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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內容：
    北京大學王岳川教授的《目擊道存：世紀之交的文化研究散論》（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一書，是作者最近三年來對世紀之交的文化現象關注與研究而形成的一部文集，論著從一個更大的文化視野即“他者”語境出發，對“自我”存在的問題及問題的前提加以審理，並且對中國20世紀文化理論和文化研究的新發展做出了新的闡釋，為當今90年代的文化研究提供了一個新的學術視角。
    自我定位問題，包括自我知識和自我立場的反省。強調自我立場、自我身份並不意味著拒斥甚至放逐西方、置西方于我們的視野之外。如果一味的站在中國本位立場上看問題，會使我們因視野的狹窄而喪失對這個“現代”乃至“後現代”的社會闡釋的權利和可能性。所以自我與他者之間有著重要的聯絡，只有從二者的關係入手進行分析，弄清自我與他者的多重復雜關係，才能找到真正的問題所在。
    論著的上篇主要就是從“他者”語境著手對20世紀西方的審美性哲學或曰“哲性詩學”進行剖析和研究。諸如身體意識與知覺美學理論（梅洛—龐蒂）、解釋學的文本理論（利科爾）、權利話語與文化理論（福科）、新歷史主義批評理論（查理勒翰和卡瑞利伯特）等作了深層次的闡釋；對全球化消費中的傳媒話語問題、後現代主義的基本範式和基本特點以及後現代文化的闡釋焦慮問題、海外漢學家的後現代後殖民主義理論加以深入的研究。下篇則從對西方文化理論語境的審視回到中國問題上來。分別對知識分子的言説與寫作、當代文化視域中的“人的問題”的再審視、中西文化的交匯點、現代知識分子的分代、自由主義在中國的出場、民族主義與全球化、新世紀的“中國形象”等問題進行了審理和價值評判。論者從文化理論和文化批評的角度出發，從公共空間和個體倫理的關係入手，審理世紀末的各種錯綜複雜的文化問題，試圖從自我審視他者，從他者定位自我，從自我融攝他者，從他者創生新的自我。這部著作有以下幾個特點：
    在審視現代西方文化理論語境時，不做包羅萬象的哲學話語和詩學問題的“宏偉敘事”，不面面俱到的對每位有影響的大師的思想做出研究，而是在當前主要的哲學思想和文化思潮中就部分問題加以透視和對話，找到時代精神更迭演變的“思想性”問題並加以清理，清晰的勾勒出西方思想語境的多元景觀。“現象學追問”與“解釋學邏輯”已然成為二十世紀人文科學的基本方法和文藝理論批評的重要原則。論者注重對在學界重視不夠的理論家進行介紹，諸如梅洛—龐蒂的知覺現象學中的知覺、肉身化問題、藝術的當代意義及語言問題，以及利科爾的從解釋學角度來闡釋文本的意義和文本解釋的適用性和疏理性原則等理論加以關注，也論及到解構主義理論中福科的運用考古學的方法對諸如知識性、人之死、話語權力、譜係學等問題的研究及其對當代人文科學具有的重要意義；眾多的文化哲學和詩學審視的新方法中後殖民主義與新歷史主義理論受到批評家的格外重視。福科對後殖民主義理論提出的“凝視”、“看”與“被看”、微型權力分析模式、文化身份問題的見解是引人深思的。同樣新歷史主義也借用福科的權利話語理論來探討歷史中的權利問題、政治問題甚至文化霸權問題，因此與後殖民主義理論有某方面的內在聯絡。
    論者僅就對新歷史主義做出嚴肅分析的勒翰和伯特兩位學者的理論做了述評，同時對其過分悲觀的理論觀點提出質疑，並指出這一新的歷史評價的方法無疑會以自己的批評實踐和文化策略促使我們在二十世紀末做出自己的文化反思；全球化語境中最不可忽視的就是大眾傳媒問題，作為一種全球性的消費意識的當代傳媒日益成為一種新的文化話語權力形式，由於其具有的正負面雙重效應使得西方許多一流思想家都對傳媒霸權加以反省。布迪厄的“身體視欲”理論中對身體的塑型和擠壓的揭示，對文化資本的積累和文化控制的闡釋，對人的性情、心性、趣味和能力的習性獲得的描述；布希亞德對後現代傳媒在社會心理和個體心性的健全方面所造成的威脅和對傳媒在“文化工業”生産中銷蝕意義的功能的清算；斯克萊爾對消費主義文化意識形態理論的研究；德里克對全球話語中的傳播權力播撒化等問題的闡釋。這些都是當代前沿的學術問題，西方學者對此做出了精深的研究，而困擾他們的這些問題也是我們在面對這個世界和人生時必須思考和回答的問題。
    論者在尋求他者與自我相互溝通的契合點時注意到海外漢學家對中國問題的研究。長期在海外從事學術研究使他們能夠進入更大的關於“中國問題”的挖掘——在西方語境中的中國學研究。論者對幾位比較有影響的理論家諸如杜維明、葉維廉、周蕾、奚密、梁燕城等的觀點做了梳理。涉及到的問題有現代性與中國文化的出路、中國思想的當代轉化、自由主義與民粹主義、儒家思想與後現代性、中華性、港臺文化與後殖民主義、現代漢詩與後現代問題、東方主義等。僑居海外的特殊身份使得這些學者可以立足於當代整個世界文化發展和後現代性文化的大語境中討論中國問題，從他者角度審視自我，從他者定位自我形象。
    從審視他者回到自我形象的審理時，論者能站在一個更大的時空和歷史語境中來看問題，重新審查知識和話語權力的運行機制，在此基礎上重新問題化，並參與到當代文化批判和政治性解讀中去。其一，是關於知識分子問題。世俗化社會中知識分子如何在邊緣化位置書寫自己的心路歷程？如何處理學術與時代、學術與自我的關係？如何看待自己的文化身份和心路歷程？其二，是通俗文化、大眾文化同精英文化造成怎樣的內在衝突、怎樣的張力或雙方的內在損傷？其三，是後現代後殖民在中國帶來了什麼樣的問題？如何闡釋？其四，新歷史主義帶來了如何評價歷史的問題，歷史是主觀的還是客觀真實？歷史應被解讀為政治意識形態史、權力話語史、“大史”，還是“小史”、“野史”、“稗史”？其五，文學和文化批評究竟是否應該有尺度？應該有怎樣的尺度？其六，是在後殖民語境中如何處理全球化與本土化、世界化與民族化？即如何在他者語境中清晰的審視自我的身份與如何在深度的自我審視中把握他者？問題的複雜性使的我們在自我問題的清理時必得面對諸多公共性的問題。只有對這些問題進行嚴格的審理和深度的闡釋，才有可能從“全球鏡像”中看清當代“中國鏡像”，並得以有效的塑造新世紀的“中國形象”。
    論者對“他者”話語的價值述評和“自我”問題的關注，都強調學者的自我選擇性和尺度感，儘量保持在理性與感性之間的中立，保持研究態度的客觀性。不去貿然處理尚未經深入研究和思考過的問題材料和領域；不對任何未經判斷證實的結論人云亦云，不以非此即彼的認識理念使自己屈從於某個結論，未有所得就寧願暫時擱置而不遂下結論；不帶有門戶之見和個體偏見去看問題，不為某些時髦的話語所迷惑。應用“不”這一現象學“減法”，使論者能夠面對“現象本身”並進而達到對事物的“本質直觀”。
    《目擊道存》借用拉康的“鏡像”理論，注重從他者鏡像中體認自我。在西方這無所不在，無所不滲的他者前，中國可以通過這一現代性鏡像中重新審視自己的過去、現在和未來的形象，重寫自己的歷史。所以，在切入中國問題之前清醒地清理西方知識背景，最終清理中國的學術文化問題成為本書的一個基本思路。這一獨特的研究方法不僅顯示出論者的批判性眼光和超越性思維，而且對新世紀“中國形象”的書寫有著重要啟發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