幹細胞研究在美國引起如此大的爭議,既反映了美國的政治爭鬥,更反映出當代科技發展與現有倫理道德規範之間的衝突。這次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克裏重視幹細胞研究政策話題,被許多分析認為是試圖利用這個論題,強調現任總統布什與美國主流意識脫節。
3年前,布什表示有限度支持人體幹細胞研究,嚴格控制政府在這方面的經費使用。克裏批評布什的這一政策。他表示:“眼下,人類幹細胞的研究成果顯示,一些最先進的治療手段已經近在咫尺。但是,由於幹細胞研究被禁,我們卻無法得到。這不是美國的做事方式。在美國,我們不會因為意識形態而犧牲科學。”
水均益:我聽説布什總統對幹細胞的研究並不是十分贊成。
雪莉 蒂爾曼:對布什總統來説,我認為這是一個關係到宗教和道德的問題。問題的關鍵是判斷這個有著60到100個細胞的胚胎細胞是否具有道德權威,因為幹細胞就是從裏面提取的,也就是你是否相信這些細胞享有和普通人一樣的道德水準。
水均益:這個問題和克隆人是一個問題嗎?
雪莉 蒂爾曼:不是的,我認為這是兩個不同的問題,這兩個問題經常被人們所混淆。
水均益:我現在就搞不清楚了,為什麼這裡面還會涉及道德呢?
雪莉 蒂爾曼:因為有人根據自己的宗教信仰,這裡面也包括布什總統,認為只要受精卵一形成,那麼這個受精卵就和常人一樣享受同樣的權利和受到同等的法律保護。
水均益:這就是生命的開始。
雪莉 蒂爾曼:是這樣的。
水均益:您也是這麼看的嗎?
雪莉 蒂爾曼:我不這麼看。
水均益:為什麼?
雪莉 蒂爾曼:我不這麼看,因為我會在兩者之間做出權衡,而布什總統是不會這麼做的。比如説,我將在受精卵中那個潛在的生命和拯救一個人的生命相比較,當我在腦海中對這兩者進行權衡的時候,當然這只是我的看法,我認為拯救一個身患青少年糖尿病的孩子的生命要比保護一個受精卵的意義要大。我認為孩子的生命比細胞的生命更重要。
水均益:美國普通大眾對這個問題是怎麼看的呢?
雪莉 蒂爾曼:有很多調查都是在測試美國公眾對這個問題的看法的。
水均益:大多數人的意見是什麼呢?
雪莉 蒂爾曼:我見過的調查中,有70%的美國民眾是支持胚胎幹細胞研究的。
水均益:那為什麼會對此有那麼大的爭論呢?您認為背後的原因主要還是因為宗教嗎?
雪莉 蒂爾曼:我認為主要就是宗教的原因。
因為人們種種的爭議和政府的限制,美國的幹細胞研究環境一直充滿變數。
他最終帶著遺憾走了。(裏根)
他也沒能實現自己站起來的夢想。(裏夫)
在辯論會上,人們可以看到布什總統對這項研究持嚴格限制的立場,而隨著布什的再次當選,幹細胞研究也面臨著難以預料的科研環境。這也就是雪莉 蒂爾曼校長多方奔走,在中國和其他幾個在幹細胞研究領先國家尋求合作的重要原因。
對於生命的權利沒有什麼爭論,而對於這種沒有爭議的權利從生命的那一種狀態開始,有社會權利的生命起點,成為爭論的核心。這種爭論不僅是政治家的問題,而且是科學研究必須面對的現實。
作為一個生物學家,雪莉 蒂爾曼要想在美國發展這項事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阻礙。
水均益:您在美國遇到那麼大的困難,您下一步準備怎麼做呢?因為我讀到有材料説您準備把研究轉移到美國以外的地方,因為那些國家的規定沒有那麼嚴格,是這樣的嗎?
雪莉 蒂爾曼:是的。
水均益:您知道很多國家,像英國,中國,韓國都在進行幹細胞研究,那您,當然我説的是以您為代表的科學家,會不會考慮這些國家,比如説中國合作呢?
雪莉 蒂爾曼:我敢肯定現在有科學家希望與中國合作。
水均益:就像人們所説的那樣,科學無國界。
雪莉 蒂爾曼:確實是這樣的。科學是一項全球性的事業,我認為科學語言同樣是一種共通的語言。在中國的科學規則和美國的科學規則是一樣的。就像我們在人類基因圖譜計劃裏一樣,這就是全球合作的典範。我也同樣認為中國會在裏面扮演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
普林斯頓爬滿常春藤的哥特式校園裏瀰漫著濃厚的“過去”的氣味,難怪有位學生説:“在普林斯頓,變化不能算是變化,只能算是新傳統。”普林斯頓的學風不能用富有想像力一詞形容,它的長處在於治學嚴謹,一絲不茍。
到目前為止,這裡已經誕生了33位諾貝爾獎獲得者。
上個世紀,一代科學泰斗愛因斯坦在普林斯頓度過了生命中最後的22年時光;而華人中最早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的楊振寧,就是在這裡闖進物質高能運動的神秘領域;還有數學奇才約翰納什,這位曾經遊蕩在普林斯頓的小道上的精神病人,最後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著名的詩人艾略特也曾在此沉溺于冥想玄思,寫出了不朽的詩作。
普林斯頓大學的尊崇地位的標誌之一是每逢五十年校慶,都會邀請時任總統來校演講——兩百五十年校慶時來此發表演講的第五位美國總統是克林頓。克林頓明白:這是他的幸運,是普林斯頓大學給了他一個極大的面子,而不是相反。
也許有些人不知道,在1963年前,普林斯頓根本不接受女學生,是個純粹的男校,然而就是在這個男校傳統強烈的學校裏走出了迄今為止普林斯頓第一位女校長,雪莉 蒂爾曼。
水均益:現在讓我們討論另一個話題,更多的涉及您本人,而不是科學研究。您在幾年前當選普林斯頓大學的校長,是普林斯頓大學二百五十多年曆史上的首位女校長。當您被提名到最後當選校長,這個職位對您來説意味著什麼?我想這肯定是一個巨大的挑戰?
雪莉 蒂爾曼:這確實是一個巨大的挑戰。聯絡我們以上的談話,我同樣是第一位擔任這個職位的科學家。在我當校長之前,我當了15年的分子生物教授,所以我對學校非常了解。我很喜歡這所學校,把這裡當成我的家一樣。儘管我做一名科學家和當一名教授做得很開心,但是想到我能把我生命中接下來得20年幫助普林斯頓大學維持它的聲譽並且能把它建設得更好,這個機會放過就太可惜了。
水均益:您剛才也提到作為普林斯頓大學的校長,您再沒有時間做研究了,這對你來説是一個遺憾嗎?一下子放棄自己多年得研究而轉向一個那麼有挑戰的工作。
雪莉 蒂爾曼:這項工作確實很有挑戰性,我當時答應接受任命的時候並沒有想到這份工作會有這麼富有挑戰性。我感到在從事了30多年的科研工作以後,我已經為科學做出了自己的貢獻,要繼續研究我也願意,但是作為普林斯頓大學的校長能讓我在國際範圍內做一些很重要的事情,我覺得在這個崗位上所能做的貢獻很可能比我要繼續在實驗室裏所做的貢獻要大。這是一個為別人做貢獻的機會,也是為我所摯愛的地方做貢獻的機會。所以我接受任命的時候我感到很高興。
水均益:這是否代表一些個人的犧牲,要犧牲自己的研究為代價?
雪莉 蒂爾曼:是要有一些犧牲,但是這個犧牲是值得的,而且我得到的要比我放棄的多得多。
1986年,普林斯頓確立了加強發展基因科學的目標,該選誰來領導這個學科呢?加拿大人雪莉 蒂爾曼進入了校方的眼簾,此前雪莉 蒂爾曼一直在坦普爾大學默默無聞地從事科研,作為獨立撫養兩個孩子的單身母親,她在基因研究上取得了突出的成績。踏實活潑的雪莉 蒂爾曼就這樣走進了普林斯頓。雪莉 蒂爾曼不負眾望,帶領普林斯頓的基因研究小組取得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在全球合作的破譯人類基因圖譜計劃中,她是核心科學家之一。
在這個過程中,普林斯頓校方又發現了雪莉 蒂爾曼的管理才能,於是,她又被挖掘成了普林斯頓的第十九任校長。
雪莉 蒂爾曼同期聲:在過去的255年裏,普林斯頓只有18位校長,暗示在這裡服務的人,都是全心全意的付出所有。
水均益:您作為普林斯頓大學第一位女校長,您也知道在幾十年前,也就是在1969年之前,普林斯頓大學甚至沒有女學生,是個純粹的男校。而在幾十年後學校有了第一位女校長,我也知道您上任以後提拔了很多女性中層主管。為什麼您會這麼做?您想借此推動什麼東西呢?
雪莉 蒂爾曼:我的動機很直接:我推動的就是盡善盡美。我要做的就是選出這個職位最好的候選人而不去考慮性別的因素,然後讓這個人出任這份工作。很湊巧的是在我上任的前幾年裏,我做的最初任命裏差不多有一半是女性,因為她們恰好就是這個工作最好的候選人。至於另一半我任命的男性,他們碰巧是這個職位最合適的候選人。
水均益:所以這同所謂的性別革命沒什麼關係?
雪莉 蒂爾曼:我從沒有特別設計一個計劃要怎麼樣,我只是發現最好的人選然後認命這個人。但是我要説的是,普林斯頓大學之所以能在這三十年裏發生那麼大的變化最主要還是因為它一開始就致力於成為一所好的大學。一所大學要有偉大的歷史和傳統,同時還要有改變自我的能力。我認為這就是普林斯頓大學最偉大的地方。在過去的30年裏,普林斯頓大學證明自己確實能不斷改變,並且在這個過程中變得更好。
水均益:但是這也是很難的一件事情,不是嗎?
雪莉 蒂爾曼:有的時候是這樣的。
水均益:這也是很多中國大學和學院所面臨的問題。
雪莉 蒂爾曼:確實很難,我們有這種説法,改變總是很難的。但是領導的作用,校長的作用就是促進一所大學朝正確的方向改變,為大學改革的方向給出解釋,同時幫助那些想不通的人做出調整,最後重新適應新的環境。大學不是一個專斷獨行的地方,也就是説不能我一個人説要怎麼怎麼做,別人都不準反對。
水均益:你要進行討論。
雪莉 蒂爾曼:你是要討論,是這樣的。我作為大學校長有自己的權威,但是如果最後我不能讓學校的人相信我們要在學校做的事業是正確的,那麼這些事情是做不下去的。
水均益:我想這肯定是最難的部分。
雪莉 蒂爾曼:是這樣的。
2001年,雪莉 蒂爾曼上任了,一件棘手的問題擺在了她的面前。她必須大刀闊斧的改革,換下一批早就應該退休的老教師,給隊伍換上年輕的血液。雪莉 蒂爾曼沒有被這個難題難住,她在聽取大家意見的基礎上,大膽地做出了改革的決定。正是她帶來的一系列改革給這個有200多年曆史的學校帶來了新的生機,從2001年到2005年,既沒有法學院、商學院,也沒有醫學院的普林斯頓大學獲得了連續5年全美排名第一的美譽。
雪莉 蒂爾曼説,喜歡在吃午飯的時候,和老師坐在一起隨便談談,或是在課間休息的時候和同學們聊聊。科學家出身的她認為解決一個問題的技巧其實很簡單,就和處理一個科學問題一樣,要從一點入手,慢慢地、盡可能地深入研究。
水均益:現在很多女性,中國的也好,美國的也好,都會在職業重遇到所謂的“玻璃天花板”。我想你沒有遇到這樣的問題。但是你也許遇到了所謂的“母親墻”的問題,這是中國人的一種説法,就是你既要當母親又要當事業女性。
雪莉 蒂爾曼:我想英語裏面一個類似的詞就是“女強人”。
水均益:女強人,也許是這樣的。
雪莉 蒂爾曼:就是這個説法。
水均益:您肯定不是,對嗎?
雪莉 蒂爾曼:我不是,我也不相信一個女強人能什麼方面都做得很好。我認為你肯定是要做出選擇的,你不可能使人人都感到滿意,你也不肯能事事都做得完美,所以你必須做出選擇,決定出你生活中哪些東西是最重要的,然後傾注你所有的熱情去追求它。我認為我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我的孩子和我的工作。我相信我能平衡這兩者的關係,不會因為顧此失彼而感到遺憾。
水均益:是這樣的。
雪莉 蒂爾曼:這是最重要的,但是為了做一個好母親和一個好的科學家,我也放棄了很多東西。
水均益:比如説?
雪莉 蒂爾曼:比如説我沒有很多空閒時間,我沒有時間去上陶藝課,我沒有時間去閱讀那些我想讀的書,我從沒有時間去做美容。
水均益:沒有時間做美容?
雪莉 蒂爾曼:沒做過。但是我很專注,我大部分時間都花在孩子和工作上了,但是我認為自己很幸運因為我有很多很好的老師。我曾經在他們的實驗室裏工作,他們給了我很多信心,告訴我我可以成功。這是上天對我的恩賜,這對我幫助很大。
水均益:我注意到你剛才用了一個詞,叫熱情,這也許是發自你內心的東西,我想這也許也和你畢業後的經歷有關。當時你志願去非洲的塞拉里昂,在那裏的一所高中教了兩年書,為什麼?
雪莉 蒂爾曼:我認為這裡面有理想主義的因素。
水均益:當時你多大?
雪莉 蒂爾曼:我當時21歲,當時是在20世紀60年代後期。當時我們加拿大人都非常的理想主義化,都想走出國門去拯救全世界,去幫助別人。這是我的動機之一。另外一個原因就是我想去體驗另一種文化,去做一個“世界人”,這個詞我很喜歡用。我並不是想去觀光,從一個城市跑到另一個城市,我想真正的在一個地方住下來,體驗一種完全不同的文化。那是我生命中非常美好的兩年。就是因為這兩年的經歷,讓我知道了自己非常喜歡教書。所以我知道我回美國後我想在大學裏選擇一個教書的職業。那是一段非常美好的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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