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打工者歌唱
央視國際 2004年09月22日 18:07
編導:劉昊天 出鏡記者:荊慕瑤
嘉賓:“打工青年藝術團”的創始人和團長 孫恒
播出時間:2004年9月19日23:30 CCTV-12《新聞夜話》首播
次日12:35、18:40、23:30 重播
導語:
歡迎收看我們的節目。坐在我對面這位自彈自唱的小夥子叫孫恒,他就是我們今天要採訪的嘉賓,“打工青年藝術團”的創始人和團長。兩年多以前,也就是2002年的五一勞動節,孫恒和一群在北京打工的朋友們成立了“打工青年藝術團”,專門為打工者義務表演,兩年來,他們走遍北京的各個區縣,一共演出了100多場,觀眾有兩萬多人,不但受到了打工者的熱烈歡迎,也被很多媒體關注和報道。今年9月份,唱片公司還為他們出版了歌曲專輯《天下打工是一家》,這也是全國第一張打工者自己的專輯。
主持人:剛才那首歌真地非常好聽,它的曲子都很有勁,而且那些詞兒也都是反映你們打工的自己的生活的,我就想知道,你是從什麼時候開始寫這樣的歌?
孫恒:我是98年然後來到北京,在北京打工,那麼從……應該是從99年的時候,就開始為我們這些打工的人寫一些歌曲。
主持人:不寫那些風花雪月,那是很多年輕人愛寫的,你就要寫打工者自己的歌?
孫恒:因為我身邊都是這樣的打工者,他們沒有自己的歌曲,他們聽到的只是一些流行歌曲,港臺歌曲,雖然音樂調子很好聽,但是離我們的現實生活很遠,所以我覺得,我們這麼艱辛,但是我們應該有自己的歌唱,所以我就嘗試着,通過音樂來寫一些我們的生活。
主持人:我聽説你的這些歌后邊,基本上每一首歌后邊都有一個故事,尤其最讓我們感動的就是《生命之歌》?
孫恒:對。其實這首歌曲是我們藝術團在做的一個小品宣傳劇,叫《月英的故事》,這個宣傳劇主要是反映由於身份歧視,所導致我們外來打工妹跳車自殺身亡的一個真實事件。
主持人:當時我聽説這個故事就是:一個公共汽車上面一個乘客,因為月英橫穿馬路……
孫恒:對,
主持人:結果這個公共汽車……
孫恒:然後公共汽車上有一個婦女,她去為她的朋友買了一個生日蛋糕,月英橫穿馬路,汽車差一點就撞着她,來了個急剎車,然後這車上的婦女就把這個蛋糕給坐壞了,坐壞了他們就讓司機賠,可司機説這是月英的責任,然後他們下車就把月英強行地拉上車,然後整個車廂的人都不去理解月英。
主持人:沒有人幫她説話?
孫恒:對,能説話的都是一些歧視性的語言。比如説你一個農民,不在家好好種地,跑到城市裏幹嗎呀?然後讓她賠錢什麼的,然後月英在行駛的過程當中,他們要把她拉到汽車站去,然後(她)就跳車自殺死亡了。
主持人:就這樣死去了?
孫恒:這是一個真實的故事,發生在烏魯木齊。然後我們當時從《中國青年報》上看到了這個消息,我們就覺得,其實像這樣的身份歧視,這種現象在我們身邊很多的。尤其是發生在我們外來出來打工的這些人群當中。
主持人:大家都知道,月英完全可以不死的,她不能因為這樣一點點事情,就被剝奪了這樣年輕的,這樣令人珍惜的生命?
孫恒:我覺得那是作為一個人,對人最基本的一個人的尊嚴和自由的一種渴望。
主持人:全國打工的人現在有一個億左右,他們在城市裏撒下了汗水,他們對我們城市繁榮做出了很大的貢獻,而且如果沒有他們,城市可能就無法正常地運轉,但是他們依然在城市裏感到的是一種歧視?
孫恒:身份的不同,因為我們是農民,你們是城市人,因為我們沒有城市戶口。比如有時候我們去上公交車,有的售票員就看著你穿得很臟,他就不讓你上,真地有這樣的事情。
主持人:我們還説你歌裏的故事,有一首歌特別地受歡迎,幾乎已經成了你的保留曲目了,《團結一心討工錢》?
孫恒:對,這是一個真實的故事。
主持人:那還是用歌聲再給我們講講這個故事?
孫恒:好的。“辛辛苦苦幹一年,到頭來不給結工錢。面善心黑的周老闆,躲將起來不相見。兄弟們來把工地佔,條件一個結工錢,周二熊嬉皮又笑臉,好説,好説,咱夜裏12點準時結工錢。幸虧有身經百戰的王老漢,他挺身而出把這騙局全揭穿,他帶領大家高聲喊,兄弟們,團結一心跟他幹,團結一心跟他幹,條件一個結工錢,條件一個結工錢,霞光萬丈照天邊,周老闆乖乖結工錢。”
主持人:這是一首讓人激動的歌,怪不得大家聽了這首歌之後,都是特別特別歡迎你這首歌,能夠想象當時演出的盛況。
孫恒:其實我們記得第一次唱這首歌的時候,在工地上,然後工友們都特別……
主持人:群情激憤?
孫恒:我估計可能他那個工地有拖欠工地的現象。所以呢,我覺得出來打工這種權益受到侵害,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而剛才唱這首歌,其實裏面有一個,就是他們(打工者)把工地佔領了,我覺得這種方法……
主持人:是不對的。
孫恒:我不贊同這種方法,我覺得應該通過合法的途徑來爭取我們的,維護自己的權益。
主持人:從去年年底,溫總理為農民討工錢開始,全國各地政府都非常重視,拖欠農民工工資的問題,也想了很多的辦法,那你這一段時間來,到各地演出,就你的了解來看,幹活還拿不到工錢,還是不是大家的煩惱?
孫恒:其實現在我們也有一些工友,也在想,也在跟大家了解。就是説,中央出臺了很多有利於我們農民工的一些政策法規,但是要落實的話,可能是一個長期的過程。
主持人:你的意思就是,你們在各個工地演出的時候,還有不少拖欠工資的事,你們看到了?
孫恒:其實拖欠工資是很普遍的一個事情,但是現在中央説工資是要按月一發的,但事實上按一月發很難很難的。工地基本上都一年一發,但是現在我看媒體也(報道)有一些地方,也在開始嘗試要每月一發。
主持人:聽説你們的演出並不順利,第一次去演出就出師不利,差點被人給轟跑了?
孫恒:這種困難主要是針對建築工地和工廠比較嚴重一些,因為你比如説工地上這種拖欠工資,它主要是老闆和工人之間有一些利益的衝突,那麼如果有這種衝突之後,他就不希望外界介入。
主持人:覺得你們介入了,就像在煽動工人們在跟老闆鬧事一樣。
孫恒:對,有時候會有這種感覺,所以我們《團結一心討工錢》,以後我們會選擇不同的場合去唱,有時候在建築工地上,不去上演那個節目。
主持人:不敢再唱那首歌了?
孫恒:主要是怕引起工人們情緒上……
主持人:我看到對你們的報道,你們有一個專門負責外聯的,就是給聯絡演出,他經常給外界打電話,給不同的單位打電話説:“我們去你那演出,不要錢,行不行?”但是從那個畫面上看,他總是被拒絕。
孫恒:是,百分之一的概率。聯絡一百次有一次成功就不錯了。
主持人:有時候老闆們回絕你們也都會説工人們很忙,他們沒時間。
孫恒:對,所以我們演出一般都是不能耽誤大家勞動工作的,都要等大家下了班,然後吃了晚飯,然後時間也不能太長,一個半小時左右。
主持人:從你現場了解來看,那些工人們是不是真的非常地忙?
孫恒:對,一般平均十二三個小時都很正常,然後加班的話可能會更長時間。
主持人:那些老闆們説工人們忙,不讓你們去,是不是也是因為他害怕其他人知道,這些工人們在長時間地超時勞動,這是違反《勞動法》的。
孫恒:這方面原因也有,但是另外因為他可以加班加點,他就可以多賺點錢嘛。
主持人:但是工人們不知道怎麼樣,也不敢去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
孫恒:你説《勞動法》規定每天要工作8個小時,那幾乎是不可能的,你提了馬上就可以把你開除。
主持人:這就是你看到的現實。
孫恒:維護自己的權益很難,但是另外一方面原因是大家意識不到自己有這種權益。
主持人:你們在跟他們演出過程當中,會不會把這些知識,這些需要自己了解的東西,告訴給那些工人們?
孫恒:是,這是我們藝術團的一個主要的功能,就是我們在現場演出的時候,一方面是通過這種文藝的形式,我們會把工友們權益受到侵害的一些案件,編成歌曲、小品、相聲,編成這種文藝節目來宣傳。
主持人:寓教於樂?
孫恒:另外一方面,我們現場會派發一些,比如説這種維權的資料,比如説《勞動法》、《合同法》。有的時候他們拿着宣傳頁看完,就去找老闆去談判去了,要簽合同。
主持人:老闆就更不敢讓你們來了,下回?
孫恒:是,這裡邊主要是有這個困難。
主持人:老闆們害怕你們來演出,到底是為什麼?他們害怕什麼?
孫恒:害怕我們告訴工友們他們擁有這樣的權益,害怕工友們有了這樣的權益,就可以和老闆談判,可能這是最主要的吧。
主持人:像這些打工的朋友們,平常他們其實文化生活非常地少,你們去的時候,對他們來説,是不是就像過年,過節一樣?
孫恒:這是他們自己説的,他們自己有的出來打工,四五年,七八年,都説沒有這樣的機會。我們很多時候根本談不上像那種正規的演出,更像聯歡會一樣,就是我們上來唱歌,然後也沒有什麼舞臺,也沒有燈光,剛開始的時候,那個工地上,連麥克風架子都沒有,然後把鋼筋棍插在地上,把那個麥克風綁在上面,然後我們唱,然後工友們也可以上來唱,有時候唱得都跑調。
主持人:臺上台下大聯歡?
孫:對,但是你注意聽,他們唱的時候,聲音都是在發抖,因為那是他們的心聲。
主持人:雖然你們沒有機會去唱卡拉OK,你們可能也沒有更多的時間去看電視,但是你們在舞臺上,在打工藝術團這兒就夠能唱出自己的心聲?
孫恒:我覺得可能更重要的意義就是,我們要發出自己的聲音,我們為這個社會,為這個城市做了這麼多的貢獻,為什麼沒有我們自己的聲音呢?凡是社會上提到農民工,或者農民、打工者、打工妹的時候,這些詞語都是外界強加於我們身上的,我們做過一個調查,我們的工友,幾乎沒有一個人稱自己是“農民工”,或者我稱自己是“打工妹”。
主持人:你們希望稱自己是什麼?
孫恒:我是一個打工的,我是一個打工者,不接受這個詞語:“農民工”,“打工妹”,我覺得這裡面有非常明顯的歧視性語言在裏邊。真是,如果一個社會對這些勞動者,沒有最起碼的尊重的話,我覺得這是社會的一個悲哀。
主持人:我們也希望通過我們這期節目,以後都稱呼他們是“打工者”?
孫恒:“打工者”我覺得也是一個過渡性的詞語。
主持人:最後應該是什麼呢?
孫恒:我覺得……
主持人:有沒有特定的稱呼?
孫恒:我覺得首先我們是一個人,然後我們是靠自己的勞動為生,所以我們覺得,自己就是工人,這個時代的“新型工人”。
主持人:你們不僅在歌裏面唱“討工錢”,而且你們還真地為一個打工的朋友討回了自己的工錢?
孫恒:那是一個四川的一個工友,他在建築工地上幹活,從高架板上掉下來,腳後跟摔骨折,骨裂了,後來老闆就給他300塊錢,可能連路費都不夠,然後就要把他打發走,然後他就找到我們。後來我們就約上了兩個媒體朋友,兩個記者,然後約上一個懂法律的朋友,我們就陪着這個工友一塊去和老闆談判,我們從下午5點多一直談到晚上12點,最後要回來3000塊錢。
主持人:是不是從那一天起,你們這個藝術團的功能就多樣化了,不再是一個單純的演出團體了?
孫恒:是,所以我們現在在藝術團的基礎之上,我們成立了一個民間的非盈利的機構,叫“農友之家”。
主持人:就是你的衣服上的這個,下面還有“勞動最光榮”?
孫恒:這個農友之家,主要是針對我們這些打工的朋友,為他們提供各種文化,教育,法律諮詢,信息,為他們提供這些服務,是一個公益機構,我是其中的工作人員。
主持人:是一個&&的?
孫恒:算是發起人吧。
主持人:你已經遠遠超出一個歌手本身的定義了,你為什麼要做這麼多呢?
孫恒:其實我今天所做的所有的工作,都是我以前不能想象的。我們之所以一步一步發展到今天,做這樣的工作,都是根據工友們的實際需求,比如説我們現在在打工者聚集的社區建立工友互助圖書館,那麼就是我們了解到,在演出的過程中,了解到工友們特別願意學習,然後我們就想,能不能通過自己自助、互助的這種方式。比如説,我買了一本雜誌,我看了就放在家裏邊,那麼如果你把它捐出來,那麼你可以通過這種互換的方式,你可以看到更多的雜誌,而且還能省下很多錢去買,所以現在我們在各個流動人口社區建立這樣的工友互助圖書館。
主持人:你,還有你的夥伴們,真的,你們怎麼能做到這麼多的事情?
孫恒:是,我經常,包括我身邊很多工友,他們也經常在問自己,我們真地是弱勢群體嗎?如果我們是弱勢群體,那我們看看這個城市的高樓大廈,這些橋梁,這些大街,那不都是我們建起來的嗎?所以既然我們能建起高樓大廈,我想我們也能夠建立起我們的精神文化生活。
主持人:我看到了一個為自己理想而努力的一個非常執着的年輕人,很讓人感動。但是現在對你有一個好消息,你可能實現了你最早來北京的一個夢想,就是出一張唱片,你可能會成為一個明星,那個時候,大家就想,你可能已經不是那個群體當中的一員了?
孫恒:我覺得這個並不矛盾。
主持人:很多人問過你這個問題?
孫恒:對。假如有一天,我個人可能因此而成名,很多人知道我,那我覺得這是好事,我可以向更多的人去募捐:“你有沒有書?捐給我兩本;有沒有電腦?……”我可以為我們工友做更多的事情。
主持人:擔心的是你以後不會再做這樣的事情了?
孫恒:現在我也不能怎麼來證明,只能讓事實去證明吧,我相信我能堅持下去。
主持人:那些為你出磁帶的人,他們會要求你説,孫恒你這張磁帶沒有賣錢,不行,下一次你不能再唱這樣的歌了,必須要唱能讓我賺錢的歌?
孫恒:那再找別人吧,有很多幫你賺錢的,我可能不會,因為我唱不出來那些歌曲。
主持人:這樣賺不了錢,那我不跟你合作?
孫恒:因為我跟你合作並不是要賺錢,它是一個公益性的唱片,那麼這張唱片裏面,我們會有一個募捐的運動,就是説號召、倡議大家把更多的書和電腦捐出來,支持我們工友的文化教育事業,而且這張唱片,它會以超低價的形式(出售),主要是讓工友們能夠買得起。
主持人:但是你坐在我面前,我感覺你已經不僅僅是一個打工者了,你還會不會有其他的改變?
孫恒:我可能現在從事的工作,比起工地上的工人師傅們要不那麼辛苦,工作環境可能會稍好一點,但是從心態,從我的身份,我還是一個打工者,這一點不會變的。除非有一天我們這個打工者這個群體……
主持人:都變了?
孫恒:對,都能得到公正的國民待遇了,那麼我的身份,可能也會有一些改變。
主持人:你當年的理想就是出一個磁帶,當個明星?
孫恒:那可能是好幾年前,當初吧。
主持人:那你現在呢?
孫恒:告訴更多的工友們,我們應該來歌唱我們自己的生活,我們應該懂得怎麼樣維護自己的權益,
主持人:這就是最終的目的?
孫恒:對,我的目標並不遠大。就是活得像個人樣。
主持人:我相信它很快,或者説不久就應該能實現。
孫恒:可能沒有那麼快吧?
主持人:那我祝你的理想早日實現,謝謝你。
孫恒:謝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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