錦州市公安局局長是怎麼樣打黑的

------——專訪錦州市公安局局長（下）

央視國際 2004年02月25日 10:38

　　播出時間：2004年2月26日 CCTV—12 23：30首播

　　2004年2月27日 CCTV--12 12: 35重播

　　出鏡記者：劉雅薇 編導：楊紅葉 助編：楊燕怡

　　嘉賓：王立軍 遼寧省錦州市公安局 局長

　　導視：

　　主持人：您是全國聞名的打黑英雄，但是您的同事告訴我們説，其實您並不太願意談打黑？

　　王立軍：對，我不太願意談打黑，因為打黑給我帶來的困惑也非常多。

　　主持人：去年您專門到西西裏島去考察過，和當地的意大利黑手黨也有過接觸，在你看，中國的有組織犯罪就是老百姓一般説的黑社會犯罪和這些國家有什麼不一樣嗎？

　　王立軍：我覺得黑社會犯罪，如果隨着法律進程建設的話，在稱其為黑社會，這個講來的話，就不是一個法定術語。

　　上期回顧：

　　上一期節目，我們採訪了遼寧省錦州市的公安局局長王立軍，他以掃蕩黑勢力聞名全國，打黑將近20年，有人統計過，在這將近20年的時間裏，王立軍和他的戰友一共把800多名犯罪分子送上了刑場，王立軍獲得過很多榮譽，是全國將近170萬警察裏面，僅有的幾個還活着的一級英雄。

　　就是這樣一位英雄人物在接受我們採訪前，對我們説，千萬不要把我塑造成一個英雄，我是個弱者，我們先來看一下上期節目的片斷。

　　主持人：您可能是全國將近170萬警察裏面，獲得的榮譽的級別最高，獲得的榮譽的次數最多的一位警察，您得過的獎項，一次一級英模，兩次二級英模，還是全國十大傑出民警等等等等，非常的多，在別的民警要得到這麼高級別，這麼多榮譽，至少得死三次以上。

　　王立軍：建國以來人民警察被授予一二級英模的，應該説都犧牲的，這個比例是很高的。

　　主持人：有人出高價錢想買你的姓名，而且這個價錢是過一段時間就會升高一次？

　　王立軍：在最白熱化的階段的時候，竟然有人説出來，能不能拿500萬把他幹掉。

　　導語2：

　　打黑警察到底要面對的是什麼？今天我們的節目會繼續專訪遼寧錦州的公安局局長王立軍。

　　訪談：

　　主持人：您是全國聞名的打黑英雄，但是您的同事告訴我們説，其實您並不太願意談打黑。

　　王立軍：其實我還是怎麼説呢，破案還是我的常規的一些做法，至於打黑，它不是每個月都打黑，甚至説每年都打黑，而且也不是説每個地區都有黑社會，打黑是我們在社會治安和刑事犯罪當中不多見的，但是現在又是作為我們必須面對的一個非常重大的犯罪問題，所以説作為打黑，它不是天天在打黑，只是歷經了一個階段，受組織的指派，上級的命令，帶領一批人，像打一個戰役一樣。所以説作為打黑，因為這個背景它過於複雜，所以你談的打黑，從層面上好説，那麼從背景上説，有時候不太好説。我不太願意談打黑，因為打黑給我帶來的困惑也非常多，僅僅是危險還不夠。那麼如果説打黑，首先就是要有這麼幾個方面，首先是關係，就是要把關係突破，就是我們經常統稱為的那種保護傘，另外就是協調，這個打黑協調是非常困難的。

　　主持人：協調什麼？

　　王立軍：協調方方面面的合作關係。

　　主持人：比如説像公安、政法各個（方面）？

　　王立軍：它是公、檢、法、司。所以這樣的話，它整個一個程序要走下來。那麼還有危險，如果説在對敵鬥爭當中，已經很危險，那麼打黑不是更危險嗎？應該是所有的整個執法當中，最危險的這麼一個過程。還有就是負面，就是説打黑過後，還有很多負面的東西，由打黑者來自己承擔。因為輝煌是屬於我們一個團隊的，安定是屬於社會的，那麼困惑自然就是你自己的。至於説承受多少危險，都不重要，重要的就是漫長的這一種負面的東西，需要由打黑的組織者，所謂打黑人員自己來承受。所以正是現在我們國家已經開始重視這個問題，我看近十來年，我們打黑人員，屢遭報復的。甚至是坐在被告席上當被告的。我看也是。

　　主持人：您自己也當過被告？

　　王立軍：應該説，我因為打黑，當了18個月的被告。

　　主持人：您説，對於打黑的警察來説，輝煌是暫時的，困惑是永遠的，安寧是群眾的，負面是自己的。

　　王立軍：對。

　　主持人：那麼您是生活在負面和困惑裏嗎？

　　王立軍：應該説吧，我想作為打黑者恐怕是輝煌不重要，就是這個困惑和負面的東西是顯得尤為重要。應該説打黑之後，你要應該説終身都生活在這個地方，這是要必須面對的。

　　主持人：所以你對我們的編導説了這麼一句話，説你打黑，説講到打黑的時候，你感到灰心，説這些年以來得到的全都是教訓？

　　王立軍：也不是這樣。我説我覺得的打黑不是説灰心，就是説打黑困惑很大，打黑裏面有教訓，並不可怕，可怕的是就是黑社會那個層層的關係網，和他們強大的這種社會的這種結構，他們可能已經伏法了。他們可能已經受到法律的制裁了，但是和他們所牽扯的那些人，都在各個層面上，甚至有了一定的職務，有了一定的社會載體，各種背景並沒有被司法機關摧毀，所以説最後他要把這些不滿的情緒鎖定在打黑者身上。所以説，我想的話這裡面的教訓，困惑就是很多的。但是也不能因為這個覺得打黑就是什麼什麼，不是這樣。起碼你打黑穩定了一個地區的社會治安，起碼你打黑為弱者討回了公道。起碼你打黑，是公安機關必須所要執法的這麼一個重大課題。

　　主持人：你是不是像很多人想象的那樣，對打黑警察這個職業充滿了熱愛呢？因為你好幾次都想離開？

　　王立軍：好像説，對打黑警察這個職業它不是這麼一個概念，應該説對警察這個職業，我還是覺得説，確實充滿了難以割捨的情感，這是一句話兩個方面，打黑不是每個人都情願打，但是也就像面對危險一樣，組織上決定的，你就必須要去做，而且做的要好，要必須完成，否則你就完不成組織上交給我們的任務，那麼作為你作為一級領導幹部，你作為一個公安機關的，你作為一個班長，一個團隊的負責人你就無法向社會交代，這是打黑所必須要完成的。那麼就是説作為警察，我對警察這種情感，確確實實，由最初的，我的選擇並不是我非要當一個警察，那麼由最淺顯的一種情感，到現在我覺得是難以割捨的。

　　主持人：你過去的一位老領導説，説再難的工作，只要交給王立軍做半年肯定能見效？

　　王立軍：我想這是對我的鼓勵，當然可能因為我也覺得我帶隊伍裏有我自己的一些想法，或者我有我自己的一些辦法，認真就可以，既充滿規則，講規則，能夠充滿人性化的東西的，這樣的隊伍比較好帶一些。

　　主持人：我知道在您調任到錦州，做公安局長之後，當地的民警他們原來8小時上班時間，現在變成要24小時輪班，越到夜裏面查得越緊，另外你還實行倒查機制，就是説對辦案的時候有失誤的警察，對他們處理的時候，絕不留情，你覺得做你的下屬，會不會認為你是一個很苛刻的領導？

　　王立軍：我想這也不是，其實我覺得警察都有他自己的事業心，都是同樣付出辛苦，那麼何嘗不找出自己的人生的定位呢？我想我這樣做也就是説，改變我們過去那種原始的滯後的那一種工作方式和工作流程，我們這樣做正是和西方警務體制接軌的一種形式，或者就是按照西方警任體制，按照我們國家現有的社會發展程度，來改變我們的整個的警務模式。這也是客觀規律，因為犯罪87％發生在夜間，那麼恰恰我們呢，夜間的時候93％的警察下班了，這樣的話應該説犯罪分子在整個犯罪當中，我們有我們自己的控制的盲區和死角。所以説如果我們這樣做，可以讓群眾增加見警率，增加安全感，也提高了與犯罪分子的碰撞幾率，那麼倒查機制，我想這也不是我們警界，應該説每一個單位界別都是非常提倡的，也不是每一個事情都倒查，我還是講究規則意識，但是對一些重大案件有影響的特別的案件，或者説事件，你安排之後，當然要有一個倒查機制，你應該盡職盡責的地方，或者你應該能力所達到的地方，所達到的結果，而你沒有達到，或者已經給你安排的事情，你沒有認真去做，造成了失誤，那當然就要追究你的責任。

　　主持人：去年你專門到西西裏島去考察過，和當地的意大利黑手黨也有過接觸，在你看，中國的有組織犯罪就是老百姓一般説的黑社會犯罪和這些國家有什麼不一樣嗎，和世界上其它國家？

　　王立軍：應該説對意大利這些有組織犯罪，也就是説我們現在國家講的黑社會犯罪，我覺得黑社會犯罪，如果隨着法制進程建設的話，再稱其為黑社會，這個講來的話，就不是一個法定術語，應該叫有組織犯罪，這在世界上是通用的。那麼包括我們一些國家，包括意大利本土一些黨派，把意大利一些有組織的行為稱之為黑手黨，那麼實際上他們也是一個黨派組織，所以我想的話，應該説叫有組織犯罪，他們整個的形成，和我們國家的這些團夥犯罪的形成有很大的不同。

　　主持人：那你跟我介紹説，國民收入在一千到三千美元之間時候，是有組織犯罪，也就是黑社會犯罪的高發時期，中國現在剛好是處在這個時期，所以説中國的打黑警察是最辛苦和最危險的？

　　王立軍：應該説吧，根據世界有關方面的統計，就是一個國家，它的國民收入在一千美元和三千美元之間的時候，是社會治安的最低谷時期，也是案件的高發期，就是人們在一千美元和三千美元之間的時候，它屬於一個生存帶，一旦超過三千美元，它才對社會上一些公益事業，包括可以有足夠的能力去關心他人，也在體現自己的價值。所以説三千美元以下的時候，和一千美元以上的時候，正是屬於社會經濟的轉型期，像我們國家現在，就是説社會治安也就屬於正是一個案件的高發期，也不僅僅是我們國家這樣，國外也是一樣。就我們國家這麼一個12億人口的國家，能夠在建國五十幾年當中，把法制建設搞到現在，能夠這麼一個國家這麼多民族的國家，能夠把我們整個社會治安指數控制到現在，我説我們確實是非常了不起的，我們應該面對這樣的事，就是現在的社會治安，一些特別個別地區的社會治安混亂，是必然現象。

　　主持人：你跟我們説，説千萬不要把你塑造成一個英雄，你説你覺得自己是一個弱者，你是覺得自己是一個弱者，還是説你覺得打黑警察都是弱者？

　　王立軍：就是從我個人意願上講，就是我不想讓大家把我看成是一個英雄，因為首先，這些事情能夠形成，這些事業能夠幹成，這些案子能夠破獲，不是我一個人的行為，應該是一個團隊的行為，是一個整體的行為，是方方面面的知識，這不是我在這裡講什麼客套話，因為你一個人是很難完成的，是需要大家的合作，是需要大家前赴後繼，甚至忘我，這種奉獻，當然還有組織的支持，方方面面這是綜合因素的結果，所以説把這個英雄壯舉集中在一個身上，特別集中在我個人身上，我當然我覺得受之有愧的。所以説我覺得千萬不要把我塑造成一個英雄這樣的。但是要説警察這個群體是英雄群體，這個我説是正確的，因為這個警察群體本身就是高危群體，他的壽命平均只有47歲，他的生命指數是非常脆弱，在和平時期，他是不能夠享受和平的人員，而且我們現在每天是天天有犧牲，每年都犧牲500多人，這在一個國家的進程當中，應該説這個整個隊伍中，他的犧牲頻率是非常高的。所以説他是一個高危群體，就高危群體的指數來論證警察，他不是弱者，有很多人在見到我的時候，他看到我走過這麼多的一些不平凡的歷程，而且看到我破壞那麼多的案子，甚至我好多次負傷，甚至説生生死死，所以基本群眾他們本身是弱者，但是他能拉着我的手説，他説你真不容易，他們覺得我不容易，所以我恰恰從另一種心態上講，我好像我覺得我也是弱者。為什麼呢？因為我的危險系數遠遠高於那些真正的弱勢群體，所以我想我也是弱者，作為警察的職業，我們應該從弱勢群體的心態出發，更好地去工作，為他們找回公平，找回公道，為他們提供更多的方便，這是一個執法者的良心所作。

　　主持人：你會一輩子都打黑打下去的嗎？

　　王立軍：如果有需要的話只要組織指示我去打黑，儘管可能我自己有困惑，儘管我知道有更多的危險，儘管我已經經歷了那麼多的危險，或者生生死死，但我覺得還是別無選擇，因為這是命令，警察和軍人一樣，以執行命令為天職。

　　主持人：你是一個打黑局長，但是我們在做前期交流時候，我發現您更願意説，自己是一個帶學生的導師，更願意講自己的研究室，更願意談自己學術方面，在有組織犯罪等等這些學術方面的一些成就？

　　王立軍：因為這些案件能夠破獲，還有它的另一面，那就是需要我們更多有以文化的警察，需要我們的科技科研做支撐，那麼這些年為了能夠更好地破獲案件，能夠更好地打擊犯罪，為了能夠應對新時期犯罪的現代化，暴力化，智慧化，我和我的戰友，特別我本人也是堅持這樣，堅持搞研究。這麼多年我一直在帶學生，也帶研究生，而且這些年，也一直和國內外的學術部門，在搞一些學術課題研究，我有現場的心理，包括DNA，包括搞一些現場的其它的實驗，包括對不同區域的人群犯罪，有組織犯罪進行分析搞一些學術課題。這樣，就是説我們能夠用科技手段，用文化做支撐，破獲更多的案例，一個案件的破壞，包括能夠走好法律程序，司法程序，應對我們特別是，司法的改革之後，我們國家由過去的有罪推定突然間提速，向一部列車一樣，變成無罪推定，應該説我們整個這種改變是需要高科技文化做支撐的，包括今後的司法訴訟，你的任何證據，都是需要你拿出，有科學含量的有科技含量的證據拿到法庭上去，才會被認可，這是必然趨勢，所以我長期以來帶學生在搞科研，我曾經也想過，如果能夠允許的話，允許我能不能去真正地去做一名教授，因為我現在做幾個大學的客座教授，或者研究生導師，作為研究室主任，當然了，從目前看，這種可能還沒有，因為組織上還在談，還是應該在行政崗位上，帶領隊伍，為地方社會治安做一些工作。

　　主持人：受了這麼多次傷，從生死的邊緣又被救回來，你現在的身體情況怎麼樣呢？

　　王立軍：還可以，就是我覺得目前也是很累，有的時候經常覺得身體的傷痛，特別颳風下雨，或者在工作一段時間之後，總有一些不適之感，但是目前還能維持，還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