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的人生記憶

央視國際 2004年08月31日 10:39

　　余秋雨新書《借我一生》，面對外界的爭論，這是一種回應嗎？

　　余秋雨：魯迅説過，一個人到要自我辯解的時候，已經很吃虧了。

　　余秋雨最喜歡的人是誰？什麼事讓他最難忘？

　　余秋雨：我的一生不會是我努力的結果。

　　余秋雨是著名的學者和散文作家，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以來，從《文化苦旅》一直到《行者無疆》，余秋雨的一系列散文在海內外的中文讀者群中引起了巨大的反響。他的這些散文也被認為是開創了散文寫作的一種新格局。在作品暢銷的同時，針對余秋雨作品與經歷的爭論也從未停止。不久前又傳出了他即將封筆的説法，我們先來聽聽余秋雨自己是怎麼説的。

　　余秋雨：大家好，我是余秋雨。我是一個寫書的人，但是更重要的是一個走路的人。我在外面走的時候我不知道我居然擁有了那麼多的讀者，所以走到一定的時候，我突然覺得不應該再寫下去了。但是好多讀者希望還寫一點吧，於是我又寫了一點。但是到現在呢，我想請讀者原諒，我可能真的不寫了，謝謝。

　　今年八月，余秋雨新作《借我一生》面世，這是一部以“記憶文學”標明的作品。余秋雨在書中回顧了自己的童年和青年時代，也記敘了他幾十年來在學術領域和散文創作中的經歷，面對外界的種種爭議，這本書是一種回應嗎？到底是什麼人影響了余秋雨的一生？又是什麼事最令他難以忘懷呢？

　　主持人：余先生您的這本新書《借我一生》，在大多數讀者看來都覺得這是一本關於您的傳記，但是您在書裏一開始扉頁裏面就説了這是一本“記憶文學”，為什麼要強調這個概念？

　　余秋雨：因為傳記就是很難回避掉很多沒有人生感悟價值的一些人生的流水賬，我這兒都全部都沒有了。記憶文學一個就是我想，通過我的這個寫作能夠強調一點，就是有自己的記憶來表述自己對於一個人生過程的感受。而不是像以前一樣，就是我們的人生是靠別人的眼神，別人的説三道四來組合成的。

　　主持人：您説到這個記憶肯定是有選擇的記憶，選擇一些您希望在這裡展現出來的那種？

　　余秋雨：記憶的本質就是選擇。我走的地方其實是比我寫到的地方要多得多，我過了很久以後我想，留在我記憶裏邊的，還有哪一些我一直抹之不去的，就是説這個經歷和我的生命有關係，我才抹之不去，我才有資格把它寫下來。不是説我見到的一切我都必須去寫，不是這樣。人生更是如此了，人生可能是有一些非常重要的細節，它不重要卻永遠地留在我的心目當中了，這個我覺得它具有非常高的文學價值。

　　主持人：那您是非常尊重個人的感受選擇的這些記憶，然後寫在了這本書裏。這本新書《借我一生》，您突出的這個“借”是借的什麼，怎麼借？

　　余秋雨：我出生以前，我的爸爸媽媽當時他們都是上海人。他們覺得沒法在上海組織個家庭，因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那個實在是生活費用太昂貴了，而且是兵荒馬亂。他們就把這個家庭就借住到我們老家去了，於是也為我借了一個非常純粹的屬於農村孩子的童年。然後我爸爸就覺得，光在農村小山村裏邊來完成他的繼續的教育的可能性不大，所以他要借住在上海。上海對我來説又是借住，也不是我的家鄉。我的一生其實是長輩們不斷地在向上天，向大地，向空間，借取著什麼東西。那麼，這時候就産生了我的一個想法，就是我雖然走遍那麼多地方，我的生命到底屬於哪一塊地方呢？好像和這個空間的關係，生命和它的關係也是借的關係，那麼對每個地方都是借，但是我是借主嗎？都不知道，所以到最後就是剩下的是一個對生命的巨大的一個疑問，或者説是一個探索性的疑問。那麼這個就是我這本書的立意了。

　　主持人：您比較看重就是在下鄉的那段生活，您覺得最初的，最基礎的東西都是在那兒學來的，那其實那個時候，您是在家鄉余姚高低地村，是在那個時候學習？

　　余秋雨：母親對我的影響很大，但是更大的影響，應該是説是整個村莊。整個村莊沒有文化，突然一個上海的年輕的這麼一個，我媽媽應該叫少婦，來到了鄉下，這時候使得媽媽顯得特別特別地重要。她的重要性不在於她個人的品質，是她和這個貧困的村莊的對比，就是在一個沒有人識字的地方突然來了一個識字的人，在一個不懂得現代文明的地方突然來了一個懂得現代文明的人，但她又願意融入這個世界，我媽媽的這種對比性的存在對我的童年影響非常大。

　　浙江慈溪橋頭鎮車頭村，余秋雨的童年就在這裡度過，鄉村的生活是簡單，清貧而又快樂的。許多年之後，他這樣回憶道：唯一的熱鬧去處是一華里之外的橋頭鎮，但那只是一截臨河的窄街，一座普通的石橋，幾家小小的店舖，每天清晨有一點兒買賣農産品的集市，走幾步就完了。越是無處可去，屋子對人，就越是重要。

　　余秋雨在這所舊屋裏出生，在他出生那天，天上一直下著小雨，於是祖母便給這個孩子起了一個小名，秋天，下雨，就叫秋雨吧。一直到將近十歲余秋雨才離開這裡。在他的記憶中，舊屋是那樣的狹窄和簡陋，年幼的余秋雨與祖母、母親生活在一起。祖母姓毛，這位年邁的女性作為一家之長，帶領全家度過了一個又一個生活上的難關，余秋雨一直都不知道祖母的名字，這種神秘的感覺深深地印在了記憶裏。

　　母親從上海來到這個小鄉村，她固執地穿著旗袍，成為這個村子裏最搶眼的人，不久之後，母親在村子裏開辦了一個免費的識字班，教大家識字，余秋雨跟著母親，居然在一旁認識了不少的字。

　　主持人：那時候您多大？

　　余秋雨：我想應該是三四歲吧。媽媽在教，我也像玩一樣就學了一些字。所以我印象很深，我剛進學校，我去上學的時候，老師説每人要寫一、二、三、四、上、下這個字，我居然給老師寫了一封信，我就説老師這些字太多了我不高興寫。老師就大吃一驚，你怎麼能夠寫信了。因為我看我媽媽在教人家寫字的時候我學會了字，學會了寫、畫。這樣的話呢，這個我相信是有文化的女性對這塊土地做過一番努力，沒想到這個的努力最後成果是在邊上不懂事的那個小孩，他倒是比較快地識字了。我現在看著我的非常老的我的母親她80多歲了，你看上去她已經很木訥，但是我很感動，我覺得在這位老婦人的身上她曾經有過極其美麗的文化的夢。所以我看到我的媽媽的時候，我就覺得有的時候産生我的文化的某種使命感就是她這個夢當然很短暫也很朦朧，但是在我身上有點實現，我也要對得起我的媽媽。所以我的很多事情都和這個有關，好多人就覺得你為什麼成為一個比較著名的學者以後你還會和電視接觸，你還會用這種比較通俗的語言給大家講文化。那我説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母親的像塑像一般的蒼老的臉盤對我不斷地提醒，需要我説一些那個大地聽得懂的話。

　　四歲那年，余秋雨背上書包走進了鄉村的小學，上學那天，母親給余秋雨戴上了一個草帽，在草帽上，母親寫下四個大字：秋雨上學。

　　主持人：那時候您剛四歲，而且您父親跟叔叔還比較反對那麼早就讓您上學？

　　余秋雨：對，所有的都反對，舅舅們都反對。

　　主持人：那為什麼母親一定要堅持呢？

　　余秋雨：我的母親有一種非常好的遊戲意識，這是我媽媽帶給我的一種最好的品質。她什麼都不太在乎。我當時在地上爬，學校的小學的老師來登記，説有沒有孩子要上學。她説地上爬的要不要。這我有印象。老師説要啊，為什麼不要，她説那就拿去吧。就是這個感覺，就是很隨意地去了，然後你想她，後來一路上説，現在的家長都沒法想像，她説他，既然年紀太小功課太重的話，家庭作業都我來做吧，都是她做。其實現在看起來家庭作業都是家長做，那個小孩不是功課很糟糕了嗎。但是我真是擁有一個不需要做任何家庭作業的童年，作業都是媽媽做的。我所以就歡天喜地有一個個非常充足的就是有關童年的夜晚。童年夜晚我都鑽在草叢裏邊，都坐在山路裏邊。我不要做作業，寒假作業、暑假作業都是媽媽做的，我肯定不要做。所以我覺得媽媽讓我去上學和後面她這個舉動都差不多，她都無所謂，她覺得挺好玩的。

　　在鄉村裏，母親幾乎是唯一的文化人，於是承擔了為村裏人讀寫家信和算賬記工分的任務。在余秋雨七歲那一年，這個任務落到了他的頭上。余秋雨對這一段生活記憶猶新：每天晚飯後本來是我們這些小男孩鑽在草堆樹叢裏玩耍的時間，突然間呼喚聲響起，其他小男孩一聽，便立即笑我：又要去記工分了。

　　讀信、寫信、算帳、記工分，我天天在幽暗的油燈下，辨識著世間人情的細部奧秘。

　　余秋雨：這真是對我來説非常重要。這是對我來説是第一個最重要的課程就是讓我知道了中國的農民他們是怎麼思維的。中國的農村的婦女，她們是怎麼樣來期盼自己的丈夫能夠帶錢回來，在外面不要變心。而且用什麼樣的語言來表述，我那麼小，當時我七八歲的時候，我大體能夠知道這一切了。而且讀信和寫信是鄉親們都在的情況下，所以她們又非常要面子，她們給丈夫講的話是全村都可以聽到的，那麼丈夫的回信我要讀出來，也是全村都可以聽的。這真是一個非常有趣的一個場合，我就在那個場合當中走出來的。

　　在余秋雨讀到小學高年級的時候，母親為他打掃出一間書房，在那裏，他發現了伯父留下的一些書籍，《石頭記》，《家》、《春》、《秋》，《世界名作選》和《芥子園畫譜》，這些書為余秋雨的童年打開了一扇新的窗戶。

　　主持人：所以您在那一章的結尾就是四個字“感謝媽媽”？

　　余秋雨：對，感謝媽媽，她怎麼就給我帶來了那麼完滿的，讓我一直回憶不盡的一個童年。所以爸爸就不理解這一點，就是這個媽媽和爸爸在這一點上是有區別，爸爸就覺得當時無法讓媽媽住在上海到下鄉去了。他完全沒想到媽媽居然給我創造了一個不做作業的童年，整天在給她記帳的童年，但是這個童年很完滿。我爸爸呢，後來就一直不能理解。直到他晚年的時候，有記者問我，余秋雨教授，對你寫作最重要的一本書是什麼書，我的回答是小學語文課本。為什麼呢？我説我閱讀和寫作的絕大多數漢字都是那個書給我的，而且我還給我的小學裏邊我還寫了一句話：在這矮矮的土墻裏邊，有一位教授完成了他的全部早期學業。這話帶點幽默，但我爸爸就有點非常困惑。

　　主持人：其實在這本書裏面，寫得更多的是爸爸，包括您這個文章的一開頭就是很主觀的就寫父親的去世，包括通篇一直貫穿到結尾。剛才您説得比較多的一句話就是“父親的災難”，這個我們在書裏能看到，您在這兒能給我們講一下他承受的這種災難嗎？

　　余秋雨：他的災難就是這樣，災難就是完全被所謂大揭發就是在一個，文革當中經常有被幾個朋友揭發，有幾個不是朋友，完全是捕風捉影地認為他犯了很多政治錯誤，説了很多錯話。其實這些後來在平反材料當中發現的，他根本他是完全沒有責任的，那麼他就被關起來了。

　　父親落難的時候，余秋雨正在上海戲劇學院讀書，他對那一幕情景有著清晰的記憶：

　　一個星期六的傍晚，我從學院回家，週末的家庭聚餐，爸爸經常因下班晚而遲到，但今天他卻比我先回家，他歷來嚴肅，今天卻很和氣。

　　父親很快就失去了自由，對於余秋雨在全家來説，第一個直接的影響就是失去家中唯一的經濟來源，全家一共有八口人，一個月的生活費只有二十六元錢，除去房租，水電煤的最低費用，平均每個人每天只有七分錢，余秋雨開始品嘗到了饑餓的滋味，他該怎麼辦呢？

　　余秋雨：所以我當時呢，我有兩個方法，一個就是不斷地問人家借飯票。我實在餓壞了，那麼就借飯票。但是我當時最害怕的是什麼，我不能把我爸爸（被）打倒的消息在我們學院裏邊透露出來，為什麼不能透露？這是最最難的，透露出來我們學校裏造反派就知道我爸爸（被）打倒了，那麼兩個單位的造反派聯合起來很可能抄家，一抄家的話我祖母怎麼辦。我就怕的是這個，所以我要裝著。這個七分錢的伙食費，我要裝著我家裏還是有錢，這個特別難。所以我不斷地（借），在《文匯報》我開了一個名單，我説我向這些人借過飯票。我後來向借了飯票最多的那個人，我前幾年我還請他吃了一頓飯。他説為什麼有那麼多的菜，我們只有兩個人。我説我欠了太長時間了，實在是借了很多飯票。我偷偷地知道我媽媽也在悄悄地勞動，就去給人家洗這種鋼板鐵皮，完全不適合於婦女做的事，她勞動換來一些錢，所以其實我後來知道我媽媽不斷地賣家裏的東西，所以我媽媽到我們學校來看我的時候，她説阿雨，我的小名叫阿雨，阿雨餓壞了，沒東西吃了，沒東西吃了。她手上貼著我的手給我兩塊錢，我當時想的就是又是賣了家裏肯定什麼不值錢的東西。我家裏沒什麼東西，不值錢的東西換來的。她想給我兩塊錢，體溫貼著我，我就推著她，這個細節我記得非常牢非常牢。她也沒有收回我也沒有收下來，就是母親和兒子的手中間夾了兩塊錢人民幣，推了很久很久。在那個一個竹籬笆下面，竹籬笆上有很多喇叭花，這個細節我記得非常非常牢。那麼在這種情況下面就是我積極地要求快速到農場去勞動，我覺得這是可以自食其力，而且在農場勞動還有津貼，還有當時大概43塊錢的津貼，津貼我馬上可以帶回來可以讓家裏活命。當時我真是強烈地如饑似渴地要求勞動，這個完全不是誇張。當時覺得當時身體也好，所以我在農場的勞動的勁頭特別大就是這個原因，我突然覺得我有機會為家裏承擔了。

　　主持人：那這個叔叔也是您書裏的一個人物，寫得不多，但是我們能感覺到他對您影響特別大，那我們就從您寫的感受到他應該是一個理想的殉道者，這種理解準確嗎？

　　余秋雨：非常準確，如果我早一點知道我就把這個詞彙就真的寫進去了，是理想的殉道者。在解放以前他就産生了革命思維，他嚴格講起來就是，他肯定是奔赴革命的地方去的，他果然他一定要到就是長江以北去，他一定要是投奔革命。但沒想到他晚了一步，他要投奔的時候解放了，解放以後他就去參加土改，治理淮海就這樣的。但是他毫無疑問，他一定要離開上海，因為上海對這個余氏家族損害太大，太瞧不起。他看到了這個家庭的大的變故，他恨上海，恨上海其實是不公平的，但是他肯定恨上海，他就走了，為了理想。但是他到了安徽以後呢，他覺得一切都不如他理想的那個樣子。他其實對上海已經改變看法了，但是他一定要保持距離。我是上海的叛逆者我不能回來。他一直沒有回來，儘管他看書看電影都要回到上海，買帖都是到上海來買。但是他一定保持這個距離，一定不能回來。但是他真是沒想到，文革災難一來，他在安徽失去了生命。但是這麼一個人對我的影響就非常大了，就是他是城市文化的締造者，城市文化締造了他，他又叛逆了城市文化。他理想的彼岸不是彼岸，彼岸他沒有達到，彼岸在另外一個地方，另外地方在哪，他始終不知道。

　　在余秋雨的記憶中，有一次叔叔帶著他去上海福州路的一家舊書店，在那裏，叔叔為自己買了一本《顏真卿書祭侄帖》。

　　主持人：當時本來是猶豫了，後來又買了，當時您説看他表情應該是比較沉重地走出來是嗎？

　　余秋雨：這個沉重的時候是他完全沒想到那個顏真卿的《祭侄帖》用這樣的狂放的筆調來寫的。他不是一個書法研究者，他以為帖是給讓我練毛筆字的，是整整齊齊的。當他一打開來的時候，憑他的藝術感覺他就覺得這是一種非常震撼的生命的一種呼號。他不知道這個呼號意味著什麼，他不知道顏真卿的生平，但是他看到這個滿篇都是這樣黑森森的混亂的但是美妙的這個詞的時候，他震撼了。價錢又是9塊錢，9塊錢在當時是個大數字，所以他就覺得這個東西我要去研究要讀，這個不能給秋雨去練字。這是他非常慎重地覺得拿到了一種信號。那我現在可以用《祭侄帖》裏的一些句子來反祭于他。

　　主持人：顏真卿的《祭侄帖》也是您臨得最多的帖子，今天我們也給您準備了這個文房四寶。

　　余秋雨：是嗎？

　　主持人：您現場給我們寫一寫。

　　余秋雨：但是我肯定不能寫得像的顏真卿的顏體，我後來就寫成自己的字了，我吸收他的一些，吸收那個的，因為我在這方面因為畢竟是主要從事現代文化，寫毛筆字的機會不多，所以不能像一個很好的書法的學習者一樣能夠寫得很好，寫兩個也可以。

　　余秋雨：我寫的是“且擎韆鞦筆，再摹祭侄帖”。這個叔叔死的時候年紀非常輕，我覺得我們對他的理解一直不夠，對他的悼念一直不夠。我們家的墓碑就是墳墓連在一起，頭上第一個是最悲劇的就是殉道者我的叔叔。他覺得《紅樓夢》是本好書，我和我的妻子只能在他去世25週年的時候，我們誰也沒有告訴，我們演了一個《紅樓夢》，這裡邊包含著對我叔叔的悼念，而且上演的時間就是我叔叔去世25週年的日子裏。

　　主持人：這是你們為他獻上的一個非常隆重的祭祀的儀式？

　　余秋雨：對，祭祀儀式。他不是紅學家，他也不是文化人，可以講，他是技術人員。在這麼一種情況下面，那麼你再大的悼念也沒必要，因為他不是很有名的人嘛，那麼只能我們自己家屬性的悼念。如果用一個大戲來悼念一個家庭好象似乎也不太合適吧，所以我們只能心裏邊，自己家裏邊，心裏邊知道。所以我説就是最後的唱詞不是我寫的嗎，我説馬蘭在唱這些唱詞的時候，只有她懂得我這些唱詞裏邊的含義。所以她最後一場演的時候，我説每次手指頭都拍腫了，膝蓋都磨出了血我説全場都在鼓掌，都在流淚，我説只有我懂，它的含義是剛烈的長輩聽到嗎？這兒在演《紅樓夢》。馬蘭這場戲是不能演得多的，因為每次演都是人等於脫了一層皮，你想那種是真的哭真的喊真的叫，真的拍著地，她有一段是跪行出來的，就是不是走出來的，是用膝蓋跪行出來的。這個戲是真是不能多演，演了以後太傷元氣了。而且何況她正是包含著對我的叔叔的悼念，我的叔叔又和她爸爸同年，又和嚴鳳英同年，所以這個加在一起的時候，馬蘭的情感投入就可想而知了。

　　主持人：您在書裏麵包括對一些事情進行一種解釋，這個裏面也透露著您所要表現出來的這種善良，其實讀者都能夠感受的到。在您解釋這個過程當中，在您出這本書之前就有一個説法，説這本書可能會充滿一種辯解。

　　余秋雨：那我不會辯解了。因為要辯解的話我不會用這麼隆重的方式來，因為人生當中有很多很多的事情要辯解是辯解不清楚了。就像我一直在想，比如如果有一個人説，我懷疑你昨天，在哪個商店裏邊，可能偷了人家的錢。那麼我把口袋翻出來，説這個錢並不是我偷的，是我的薪水，或者這個錢是我媽媽給我的，但是你完全無法證明你這個錢是你的薪水，也完全無法證明這個錢是媽媽給你的。魯迅講過，一個人到自我辯解的時候，你已經是非常地吃虧了。

　　主持人：那不同的讀者看了這本書就有不同的感受，是我作為一個讀者的感受。比如有的人覺得這裡面有您的無奈，還有覺得是您的一種憤怒，也有人有這種感覺，還有人覺得這裡面充滿著一種善良的那種光芒，覺得您很寬厚。每一個人都有每一個人不同的理解和不同的讀法。您作為一個作者本人，您覺得，其實您最突出的，要突出的那種您自己的那種感受是什麼？

　　余秋雨：我比較願意被他們感受的就是，是一個生命的艱難。一個山村的孩子他生下來各種可能都有，我的小學的全部同學現在都是農民，非常艱難地一步步走，而且我後來又遇到了各種各樣的困難，各種各樣的災難。我希望很多讀者如果能夠感受的話，是感受我的這個基本的人生的感覺，人生有很多東西不可知，只要你秉承著一個善良，而且把這個善良用堅韌的方法走下去的話，這個人生是可以完成的。

　　主持人：余先生，那今天關於這本《借我一生》我們就談到這兒，謝謝您來我們《讀書時間》做客，謝謝。

　　余秋雨：謝謝你。

　　首播：8月30日19：30（央視10套）

　　重播：8月31日10：50（央視10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