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者之風

------《梁漱溟1931》編導手記

央視國際 2004年06月07日 14:15

　　有時候覺得選題的到來真像是偶然中自有的因緣註定。本來是為“故居系列”查資料，翻閱到關於梁漱溟一鱗半爪的往事，當時就為這樣的知識分子慨嘆一番，真真是一位一身傲骨，遺世獨立的中國大儒。隨後，我們的組長同志又在偶然中得知了北大哲學系誕辰90週年的消息，當即決定要做“哲學家故事”，梁漱溟便是五位哲學大家之一。當然，那個下午，我們幾個小卒在組長興奮的闡述中，還沒有意識到這個選題竟成了幾天后扭轉了欄目定位方向的轉折。（這是後話。可以專門撰文敘述）

　　梁漱溟先生的兒子，梁培寬，梁培恕，都已經是古稀之年了，但談到父親當年的鄉村建設，崇敬之情依然溢於言表。這不像是兒子對父親的講述，更多的是一個中國人對另一個中國人的愛國作為的惺惺相惜，生不逢時的扼腕嘆息。在培寬先生家的採訪，使我們感受到老先生的認真和細緻。凡是我們收集到的資料的不準確之處，他都一一加以糾正後才回答。在承澤園安靜的氣氛中，我們聽著70多年前的往事，看著梁漱溟先生犀利的目光，感受著一個智者在人世間留下的痕跡。遙遠與親近，模糊與清晰，隱隱約約間，走近大師。

　　梁漱溟先生一生都以為中國找出路為己任，事務繁忙，自然疏于管教兒子。培寬先生説，從13歲起，就開始自立，並且要照顧弟弟了。

　　……他比以往要忙，更沒有可能要照顧我們。面對這種形勢怎麼辦？我們逃難他不在場，是一時的事，讓亡妻留下的兩個孩子住在敵佔區而且形將長期隔絕就不一樣了。感情過不去，他做出抉擇，由一位遠方兄弟把我們從青島經上海、香港、廣州帶到漢口，在這裡與他重聚。不過這重聚知識暫時，不讓家事拖累所奔赴的大事，這個原則不變，勢所必然。還是要把我們託付給別人。在漢口住了半個來月，就去湖南衡陽，他的大妹，我們的姑母在那裏。

　　母親去世，是姑母首先受託照顧我們，一年以後她去蘇州，接手照顧我們的是堂姐培昭。此時姑母從蘇州退到湖南，又要再次托給她。至於他自己，抗戰的中心在哪，他就在哪。但也只是以中心而為中心而已，奔走各處是一定的。

　　離漢口去湖南時，我沒有表示不同意，經歷使我知道事情定將如此，可是到了湖南，我又不肯留下，他將去重慶，那不是離得很遠嗎？

　　聽著他和姑母商量著怎樣安置我們，我在另一間屋子哭，聽到哭聲他們過來問怎麼回事，我説，我要去四川。

　　這使他心中不忍。幸而我們還有一位表姑，剛剛從山東退到四川南充，這又是一個可以託付的人。他把我們從湖南帶回漢口，再帶到重慶，在重慶只短短幾天，又出發到川北南充表姑那裏。

　　也許是十天以後，他即將返回重慶。這次卻是哥哥流淚了。他向來是不提要求的，所以他只是流淚。問起來才説：“今後照顧弟弟的責任恐怕是落在自己身上了。他預測的很對，表姑的孩子不滿周歲，而我們畢竟又長了一歲，十三歲和十歲，從這時起，（1938）哥哥充當了實際上的監護人。

　　——梁培恕《梁漱溟傳》

　　兄弟間的感情大約從那時起，便不可更改了。在我接培寬先生錄節目的路上，他説的一些話，讓我印象深刻：“我們好像從沒覺得一定要有父母的疼愛，寸步不離，父親從小就很少管我們，我們也已經很習慣了。都是自己管自己。”所以，他們深受父親影響，卻沒有在父親的光芒中不知自處，他們從父親的身教中得到對國家，對人生的看法，卻能本著自由之精神，獨立之意志做好自己對社會應盡的責任。培恕先生在為父親的寫的傳記中提到：“……當我東奔西突（注：指自己對將來方向的選擇）時，哥哥對自己將來幹什麼已有明確意向——為社會大眾服務。寫信問父親做什麼比較合適。回答是：只要有這番誠意就好，幹什麼都可以，而且‘有無成就，亦可不管’……”他們很少有為自己多做打算的得失之心，就像培寬先生在回憶起父親對整個家庭的影響，包括家裏的很多親人都有相似的價值觀和信念，所説“真的是沒有考慮什麼在這其中去得到些個人的一些什麼東西……”

　　雖然，人的一生一定是自己慢慢積累起各種人生經驗的，但是和老人們的聊天，有時候會讓你縮短某些對人生的所要之物理解，我想，這就是所謂的長者之風，對我們後輩的啟示吧。（編導：柯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