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岸三通》第三集 兩岸通商

央視國際 2003年10月03日 17:40

　　崑曲《牡丹亭》片段 “姹紫嫣紅”

　　這是在中華大地上傳唱了已經有400多年的崑曲中最著名的一段唱，《牡丹亭-遊園》，唱戲的是江蘇昆山一所小學崑曲班的學員。江蘇昆山，是中國“百戲之祖”崑曲的發祥地，但知道這一點的人並不多。更多的人知道昆山卻是在最近，因為用了不到十年時間，昆山完成了從一個典型的江南農村到全國著名的製造中心的轉變，書寫了中國城市發展史的新傳奇。

　　而在台灣，它的知名度更高，這是因為在這個不大的昆山城裏，台灣1000多家企業在這裡投資賺錢，大陸1/10的台資份額在這裡雲集升值，1萬名臺企精英們在這裡生活立業，這裡又被人們稱為“小台灣”。

　　江蘇昆山市副市長 汪國楨 ：台灣100大企業中間，在昆山有108家企業上市公司，在大陸投資的前十位，贏利最好的前十位七位在昆山，原來來（投資）的時候可能只有500萬（人民幣），後來就搞到5000萬（人民幣），原來來的時候是5000萬（人民幣），現在搞到1億多（人民幣），説明它對這個地區有信心，説明他在這裡有贏利。

　　頂新集團在台灣原本是一家名不見經傳的企業，1988年他們拿出3000多萬元人民幣開始投資大陸，沒想到的是，他們在大陸紅火的生意卻從一碗“康師傅”方便麵開始的，如今，十幾年過去了，頂新集團擁有了120億人民幣的資産總額，在大陸建立了一個食品王國，其産品開始返銷台灣。

　　康師傅控股有限公司副總經理 滕鴻年：第一碗的“康師傅”方便麵，就是在我們今天所在的這個天津的這個地方所生産的，我們從第一條的生産線，現在經過了將近11年的時間，我們在大陸已經有108條的方便麵的生産線，我們一年在方便麵的這個領域也已經可以銷售到將近65億包的方便麵。

　　上面提到的昆山和頂新集團，都只是臺商投資大陸的一個縮影。在大陸，我們可以舉出很多這樣的地方，如福建的廈門、廣東的東莞、上海的浦東，等等，都是臺商投資的風水寶地。1979年以後，特別是1987年以來，兩岸經貿關係逐步發展，已基本形成以間接貿易和臺商投資大陸為主體，包括以興辦實業、科技交流、金融交流、人員培訓等為內容的多種形式並存的發展格局；兩岸經濟關係依存度逐步增強，互利互補的局面正在形成。

　　國臺辦經濟局局長 何世忠 ：臺商到祖國大陸投資方面，這些年來，取得了非常大的進展，截止到2002年底的時候，臺商到祖國大陸的投資項目數已經達到了56000多項，合同台資已經達到600多億美元，實際到資已經達到了300多億美元。

　　兩岸經貿往來之所以能有今天的規模，是祖國大陸一直秉持開放、務實的積極態度，堅定推進兩岸經貿發展的結果。早在1979年1月1日《告台灣同胞書》發表後，1月12日，原外貿部負責人就發表談話指出：“做生意是大家共同的需要，有話好商量。”隨後，外貿部門開始積極落實對台貿易的各項措施。

　　商務部副部長 安民：從我們發出通商號召以後,我們80年趕上一個絕好的機會,就是日本政府當時給我們祖國大陸一個市場物資採購的貸款。當時老外貿部就決定用這筆錢打開對臺通商的第一炮,比較響亮的一炮,所以就派了一個龐大的採購團到香港。事先發了廣告,歡迎號召臺商過來,到香港。你不是不敢進大陸嗎？香港沒問題，到那兒咱們洽談。沒想到臺商來的非常踴躍，在二十七 、八個大品種當中，我們一共採購了將近2億美元的台灣商品。

　　此後，原外經貿部開始在廣交會期間邀請臺商前來洽談貿易，而隨著兩岸貿易的快速增長，也帶動了投資大陸的台資企業數量、規模和技術含量的增加，廣交會又開始接待台資企業參展。從1997年開始，原外經貿部還授權兩岸相關團體會同廈門市政府，每年在廈門舉辦“對臺出口商品交易會”。極大地促進了兩岸的經貿發展。

　　在對台貿易管理方面，為了鼓勵和規範海峽兩岸的民間小額貿易，1993年9月25日，原外經貿部發佈了《對台灣地區小額貿易的管理辦法》；2000年12月29日，又發佈了《對台灣地區貿易管理辦法》，起到了維護海峽兩岸正常的貿易秩序，促進海峽兩岸經濟發展的作用。

　　國臺辦經濟局局長 何世忠：截止到2002年底，兩岸貿易的總量，已經達到2600多億美元，台灣方面取得貿易順差，1800多億（美元）雖然我們有這麼大的貿易逆差，但是我們認為我們兩岸都是骨肉同胞，兩岸都是中國人，我們還是繼續鼓勵兩岸貿易繼續發展。

　　兩岸經貿關係的發展，是兩岸同胞的切身福祉、骨肉親情的體現，也與祖國大陸一系列的積極鼓勵措施緊密相關。為了鼓勵臺商到大陸進行投資與貿易等商務活動，促進兩岸的經濟技術交流，大陸方面制定了一系列法規與措施。1988年7月6日，國務院頒布《關於鼓勵台灣同胞投資的規定》，以法規形式保障臺商投資的合法權益，並給予臺商較大的優惠和便利。之後，為有效吸引台資，國務院和地方各級政府批准設立了4個臺商投資區、4個兩岸科技園區和6個農業合作試驗區，對臺商投資從諮詢、投産到産後的全過程提供了全方位的服務體系，為台資企業提供金融支持、設立臺商投訴協調機構、為臺商出入境提供方便、成立台資企業協會並制定《管理辦法》，等等。正是這些積極措施，使臺商投資的環境日趨完善，兩岸經貿交流不斷發展。

　　商務部副部長 安民：現在兩岸的經貿交流規模，可以這麼講，貿易、勞務合作、投資各個方面，越來越廣闊，而且層次越來越高，台灣是我們祖國大陸第四大貿易夥伴和第二大進口的市場。

　　對於兩岸經貿發展具有階段性意義的要算 1994年3月5日，八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六次會議審議通過了《台灣同胞投資保護法》。這是第一部涉臺專門法律，它的頒布將臺商投資納入了法制化軌道。

　　國臺辦常務副主任 李炳才：實際上我們在貫徹和落實《保護法》和《實施細則》的過程中，也採取了很多的措施，各地的人大和地方政府的有關部門，都根據這個保護法實施細則，制定了地方性法規和行政部門的規章。

　　立法的保障，極大地推進了兩岸經貿的發展進程，臺商投資規模不斷擴大，投資領域不斷深入。為了幫助臺商發展，大陸各級政府一方面加大改善投資環境的力度，同時也相繼制訂了一系列的配套服務措施，為了加強台資企業與地方政府、相關部門的聯絡和溝通，在各地陸續成立了60多家台資企業協會，在臺商密集的廣東東莞和江蘇昆山，相繼成立了臺商子弟學校，為臺商們解決了後顧之憂。

　　以90萬美元起家，短短10多年間由一家默默無聞的小公司迅速成長為國際著名的小家電廠商，廈門燦坤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的成長經歷，可以説是臺商在祖國大陸寫下的一部傳奇。

　　廈門燦坤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財務部經理 戴惠源：公司從1988年建廠初期，當時出口是50萬美元，50萬到60萬美元，到當時1992年已經4000多萬美元整個出口量是幾倍在增長，整個資金需求量，包括固定資産投入資金量是蠻大的。

　　1993年，廈門燦坤在深圳B股掛牌，成為祖國大陸首家臺商獨資上市公司。

　　廈門燦坤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財務部經理 戴惠源：這個設想提出來也得到整個廈門市政府跟經貿部的批准，他們也蠻支持，最後就批准我們在1993年批准我們可以上市4000萬股上市完了以後，我們就從資本市場融資了一億八千萬左右的港幣，給企業注入了相當大的活力。

　　祖國大陸已于2000年即制定政策允許台資企業在大陸上市A股，最近，台資企業浙江國祥製冷股份有限公司已獲准發行A股，不久將掛牌上市，此舉將有利於解決台資企業在大陸的融資問題。

　　一條窄窄的海峽，將台灣與大陸隔開，但兩岸貨物的流通，人員的往來卻沒有因此被阻斷，每年兩岸都有數十億美元的資金、數千家台資企業、數百萬人次、數千萬噸的貿易貨物和數百萬個集裝箱通過中轉或過境等方式相互流動。

　　這龐大的人流、物流的背後，帶動的是巨大的資金流。但讓人遺憾的是，這些資金的流動都必須通過第三地、第三方的眾多中間環節來實現，不僅費力、費時，還造成企業超額費用的支出。

　　台灣“中國信託商業銀行”香港分行總經理 陳榮坊：以速度來講的話，因為經過轉匯，所以大陸這方面收到款的時間會比較慢，通常可以慢到可能兩天、三天、甚至更長的時間，以費用來講，估計一下當然每一家情況不一樣，每一筆匯款基本上費用會多30塊美金。

　　企業要發展，資金是最重要的保障。臺商們需要資金，當時只有兩種選擇，一是靠中轉，費時費錢，另外的話，只有壯起膽子走地下錢莊，偷偷地幹。臺商們在大聲疾呼，兩岸業界在焦急等待，實現兩岸直接通匯呼之欲出。

　　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 李若谷：我們甚至跟台灣銀行界的同行講過這樣的話，就是在雙方，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前，如果台灣的銀行要來大陸發展，我們願意按大陸當地的一些機構、銀行設立金融機構的條件，批准台資設立銀行，或者銀行的分支機構。

　　2002年7月3日，台灣“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與中國農業銀行完成了兩岸銀行之間首次信用證密押交換作業；中國工商銀行廈門市分行也第一次受理了從台灣匯往大陸的匯款；從7月11日起，中國銀行和中國工商銀行開始受理公司和個人與台灣地區的通匯業務，標誌著兩岸銀行已經實現直接通匯。

　　兩岸初步實現了直接通匯，民眾匯款手續費就可節省二至三成，匯款時間縮短一半以上。但台灣當局附帶的一些條件卻讓人不解，如規定匯款額度，企業每年結匯金額不得超過5000萬美元，個人則不得超過500萬美元，而且業務只能在台灣銀行的國際業務分行和大陸銀行之間進行。

　　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 李若谷：從這樣一個發展過程來看，台灣當局實際上是被商人推著走，不到萬不得已的情況下是不會同意台灣的金融機構來大陸發展的。

　　對於兩岸銀行來説，實現通匯是走出了第一步。能互設分行，直接為兩岸企業提供金融服務，是他們長期以來的訴求。2002年4月，台灣彰化銀行在江蘇昆山設立了代表處，這是第一家台灣銀行在大陸設立的機構。

　　彰化銀行昆山代表處首席代表 施建安：從這樣一個發展的過程來看，台灣當局實際上是被商人推著走，不到萬不得已的情況下，它是不會同意台灣的金融機構，到大陸來發展的我們單位的客戶群，一向以中小型企業為主，所以我們在台灣的考量的時候是客戶在什麼地方，我們儘量就在它眼前的地方提供服務，第二個就是説我們銀行本身也有這種需求因為廠商移到這邊來，我們銀行業務自然多多少少就流失。

　　截止到目前，大陸已經批准了成立了2家台資銀行在大陸經營業務，並允許7家台灣銀行、12家台灣保險經紀公司、14家台灣證券公司在大陸設立了代表處。而相比之下，台灣沒有允許大陸的一家金融機構在台灣設立代表處、分支機構、或開展任何業務。

　　中國保監會 國際部主任 孟昭義：這邊關鍵是政策允許也支持，我們也歡迎他們，親自到這裡設機構來更深地了解大陸的情況，促進兩岸的交流，我想如果台灣方面允許大陸的保險公司，到那邊去設代表機構甚至營業機構，我想更有利於兩岸業界交流。

　　50年來，祖國大陸為促進兩岸的經貿交流付出了巨大的努力，近年來兩岸關係風雲變幻，但祖國大陸始終堅持不以政治分歧干擾兩岸經濟合作。相比之下台灣當局卻始終在兩岸經貿上採取拖延、阻礙的政策，讓兩岸民眾備感失望。

　　1994年，當時台灣當局領導人李登輝提出了“南向政策”。然而，由於投資環境不理想，大多數企業在東南亞等國轉悠了幾年後，紛紛掃興而回，有的甚至是血本無歸。當年，宏基電腦是南向大軍中的一員，曾在菲律賓蘇比克灣有過大筆投資，但隨後，宏基將目光轉到了大陸。集團總裁施振榮説，台灣製造業要走自己的路，佈局還是要到大陸。

　　台灣宏基集團總裁 施振榮：整個台灣市場不到世界的1%，我講的是消費市場。大陸的市場應該有相當的部分是10倍以上，不管像個人電腦，甚至手機已經超過10倍以上。我想整個大陸市場變成一個所有跨國企業兵家必爭之地，非常非常重要。

　　在承德避暑山莊煙波致爽殿的東殿，懸挂著這樣一塊匾額，上面寫著“戒急用忍”四個字。這個匾是當年康熙皇帝提給性情急躁的雍正，提醒他做人要有“涵養德行”。

　　承德避暑山莊博物館講解員 楊瑩：“戒急用忍”這四個字，取自於蘇軾《留侯論》中，“卒然臨之而不驚 無故加之而不怒”的意思，後來咸豐皇帝，在1860年之時到熱河避難，在這裡他重題了這塊匾，當時因為這塊匾已經破爛不堪，咸豐皇帝到這裡來避難內憂外患之時，重題這塊匾的時候也非常地複雜。

　　一百多年後，這御筆親書的四個字，卻被演繹成了一個政治名詞，當時的台灣當局領導人李登輝賦予了它完全不同的含義。

　　1996年9月，李登輝在臺商們雲集的第三屆經營者大會上説：“我們必須秉持‘戒急、用忍’的大原則，來因應兩岸當前的關係。”

　　自此，“戒急用忍”成為兩岸關繫上一個使用頻率最高的名詞，也爭議最多的政策之一。

　　2000年，台灣政黨輪替。民進黨上臺之初，“戒急用忍”仍是其兩岸經貿政策的主軸。但此時，這項政策已經成為強弩之末、名存實亡了。到大陸去投資，被台灣工商企業界視為挽救日益下滑的台灣經濟的一個重要轉機。2001年8月，經過長達1年的爭論，由島內各界組成的“經發會”終於達成了322項共識，“積極開放、有效管理”取代了“戒急用忍”。

　　然而不久，台灣經濟部門負責人又提出將用“投資比例”來對臺商投資大陸行為進行限制，提出了“在台灣須投資100元，方可到大陸投資20-30元”的政策，以此來確保“根留台灣”。“積極開放”變成了“部分開放”；“有效管理”卻只是“繼續限制”。

　　廈門大學臺研所教授 李非：台灣方面對大陸經貿政策上也有所放寬，但這都是我經常比喻説是小腳女人在走路步子邁得很小。

　　晶圓廠，在大陸稱為芯片廠，是台灣具有優勢的高科技行業，到大陸來發展，被人們視為保持其優勢的制勝法寶。然而晶圓廠到大陸投資的申請卻遲遲沒有得到當局的批准，情急之下，有的企業採用變通辦法偷偷地跑來了，然而“要嚴厲追查處罰”的放話，又讓許多廠商望而卻步。

　　臺積電作為行業的領頭企業，因為怕樹大招風，錯失過許多商機。2001年9月，被譽為台灣半導體之父的臺積電董事長張忠謀，在沉默、猶豫了多年之後，再也坐不住了。

　　台灣臺積電董事長 張忠謀：假如臺積電在幾年之內，不利用這些資源而我們的競爭者利用這種資源，那臺積電將會失去它的競爭優勢。

　　由於台灣當局的限制，兩岸經濟關係表現出單向性、間接性與不平衡性的突出特點。

　　商務部臺港澳司司長 王遼平：産生貿易逆差的原因大體上有兩個方面，第一個就是貿易方式問題，第二個一個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台灣當局的限制政策，至今仍有2500多種商品，達到台灣進口商品總數的25%商品是台灣當局限制進口的，包括家用電器、包括鋼材、建材以及各種農産品。

　　國臺辦常務副主任 李炳才：作為大陸方面來講，我們一個總的政策就是説，要直接雙向 互惠互利，但是由於各方面原因，特別是台灣當局現在採取的限制措施，目前仍然處於一種間接、不平衡的狀態，我想這種狀態，應該儘快地得到改變。

　　間接、不平衡的狀態，一方面給臺商帶來不便，另一方面也為想進入島內的大陸企業帶來了不利因素。

　　就臺商的不便而言，我們還是以在昆山投資的臺商為例。臺商們在這裡賺了錢，也付出了艱辛，這是常理。但在這艱辛的背後，又有著多少本不應屬於他們的，那些因為人為的障礙而帶來的困惑？

　　12年前，台灣的一家生産多層印刷線路板的高科技上市公司滬士電子，決定來昆山投資。李明貴先生受總公司指派來到了昆山，當時帶來的只有3000萬美元，這個數目對於一個資本密集型的企業來説，無疑是杯水車薪，只能用於租用土地、修建廠房。儘管如此，能拿出這筆錢，董事長個人也費了一番心思。

　　滬士電子有限公司 副董事長 李明貴：那個時候對印刷線路板是列為管制的，禁止到祖國來投資的董事長具有香港公民的身份，他先以個人的名義到昆山來投資，然後接著在1995年的時候母公司再正式地向台灣當局報備。

　　90年代初，到昆山投資的台資企業，與滬士公司大多有相似的經歷。繞道第三地，用外國的名義是他們採用最多的辦法。香港、澳門、東南亞，甚至毛裏求斯、百慕大、巴拿馬等等這些他們從來沒有到過的地方，都是當初他們申報的投資地。

　　名分上的困擾，直接影響了企業的投資規模，除此而外，對於滬士電子來説，當初，讓他們最為頭疼的是，原料不能夠及時運到，會耽誤大筆定單。97年的一次經歷就讓李先生至今仍然心有餘悸。當時世界最大的電腦芯片廠商INTEL公司發來了一筆價值5000萬美元的定單，這是公司接到的最大一筆生意，對方要求20天內交貨。

　　滬士電子有限公司 副董事長 李明貴：因為沒有“三通”，光是從台灣轉運這個材料到昆山，到我們廠內大概花到七到十天左右，只有剩下十天不到的時間，我們是肯定做不出來了Inter就把這個單子抽掉，給台灣我們的同業做了這一筆定單，意味著我們全年的利潤，少掉兩三千萬人民幣。

　　這一事件的結果直接導致了100多人的失業和長達一年的沉寂。痛定思痛，公司向提供原料的下游企業提出了必須跟進的要求。

　　與滬士公司經歷相似，以生産箱包和服裝為主的台灣富貴集團，也被三通問題困擾了多年。當年，由於許多原料必須從台灣進，運輸時間太長而且沒有保障，董事長陳燦堂要求所有臺籍幹部在返鄉時，必須為企業義務運送原料，甚至有時候自己還親自去坐飛機，肩扛手提、大包小包地往回運。但即便是這樣，也比走繞道的貨運還要划算。

　　富貴集團董事長 陳燦堂：我記得印象最深的就是，當時我們有一些五金，因為趕著要，五金你知道很重，我們只能夠用提的所以每一次回去就當做是搬運工一樣，可能我提100公斤過來，100公斤飛機上允許你，隨身行李不限制，當時不限制你拿多少，因為我們五金比較小，可能一袋有20公斤，你提兩袋的話，提40公斤進來，我想那個時候，應該每個人，都可以練就一身的功力。

　　開放的大陸張開臂膀，迎接著台灣企業的到來；而大陸的眾多企業卻在翹首期望，對岸的大門能夠早一天向他們敞開。雖然已經有大陸企業邁出了在台灣發展的第一步，但一扇人為的大門，只開了一條小縫，仍然將許多大陸企業擋在了海峽對岸。如果説，在大陸，5萬家台資企業已經遍地開花，那麼，在台灣，大陸企業的狀況只能用寥若晨星來形容。不平衡的兩岸經貿局面，何時能夠改變？

　　２００１年１２月１１日，中國獲准成為世界貿易組織的成員；2002年元旦，台灣也以中國的一個"單獨關稅區"的身份加入世貿組織。兩岸先後入世，為兩岸經貿合作提供了發展的契機。時光荏苒，機遇難得，把握還是蹉跎？是擺在台灣當局面前必須做出的歷史選擇。

　　作為聯絡兩岸關係最重要的紐帶之一，兩岸經貿交流帶給兩岸的，將不僅僅是經濟上的巨大利益，雙贏、甚至多贏的局面將造福韆鞦萬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