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岸三通》第二集 兩岸通郵通電

央視國際 2003年10月02日 17:51

　　現代經濟的繁榮依託於信息的快速反應，溝通的便捷與迅速，就顯得更為舉足輕重，傳統的電話業務已經不能滿足消費者的需求，面對面的交流與溝通成為當今通信的新時尚。2003年2月28日，中國電信和台北的“中華電信”以及優派國際股份有限公司，聯手推出了兩岸的“新視通業務”，兩岸的人們可以通過大屏幕，進行面對面的交流。

　　現場聲：

　　張副總，給你拜個早年，祝你新年愉快，羊年洋洋得意，謝謝

　　你好，我很高興有這個機會，在銀幕上看到你，聲音跟影像的開通，讓我們的企業實質上得到很大的優惠。

　　“新視通”業務收費低廉，通過電腦還能連到家裏，所以這項業務一開通，就受到了台資企業的歡迎。

　　2003年5月9日、25日、27日，在兩岸共同面對SARS惡魔的嚴峻關頭，海峽兩岸有關方面又通過視訊會議的方式，聯合舉辦了三場防治SARS的醫學研討會。

　　現場聲：希望SARS疫情，能夠在兩岸四地能夠早日完善控制。

　　隨着兩岸“跨海視訊”業務的開通，“可視化”的通訊方式越來越多的應用到各個領域，引領着現代通信的潮流。光纜、衛星和數字微波構成了中國電信立體化的數字傳輸網，從寫信到發電子郵件，從老式的電話機，到各式各樣的彩屏手機，電信的發展給人們帶來了極大的便利。

　　時任信息産業部副部長 張春江：現在兩岸的電話的通話分鐘數從1989年447萬分鐘，增長到2002年的3、4億分鐘，祖國大陸到台灣的通話量佔祖國大陸出境通話量的30%，順序是第二位的。

　　通訊的便利，已經使得地球成為一個村落，交流的暢通，縮短了人與人之間的距離。在聯絡兩岸人民情感的過程中，通電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現在兩岸的電信業者可以直接結算電信費用，兩岸電信部門不斷推出新的業務種類。中國移動在1997年3月就與台灣的中華電信開通了漫游業務，業務開通後，每年的業務量和業務收入以每年20%的速度增長。

　　中國移動國際處總經理 高翔：（2002）年整個一年，來訪的漫游量有5139萬分鐘，中國移動的用戶到台灣，有1223萬分鐘到台灣的業務量，台灣地區的所有漫游夥伴，是中國移動最大的漫游夥伴之一。

　　除了通訊傳輸這一現代化手段已經廣泛得以運用，傳統的郵政業務仍然是兩岸民眾保持聯絡的重要手段。

　　目前，寄往台灣的郵件可以通過北京、上海、廣州、廈門、福州五個郵局直接向台灣直封總包，通過水陸、航空等郵遞方式，經香港、澳門轉運到台灣；記者在香港機場的工作現場看到，每天都有從兩岸運送的郵件總包通過這裡。

　　寫信是人們採用的常用的通訊方式，是基本的生活要求之一，為了民眾的需求，大陸始終遵循“一個中國，雙向互通，互惠互利”的原則，努力地推動兩岸郵政業務的發展。

　　時任信息産業部副部長 張春江：在兩岸郵政部門的共同努力下，這些年來，兩岸的郵政業務取得了快速的發展，1989年，兩岸之間郵政函件的總量是300噸，2002年增長到983噸，整整提高了3、2倍。

　　雖然在業界的共同努力下，兩岸之間保持了通訊的基本暢通，然而，這其中還存在着諸多的不足和遺憾，最主要的問題是兩岸的通郵通電，至今仍是雙向間接的。兩岸通郵為民眾提供了溝通的渠道，但通郵目前還面臨哪些困難呢，臺商李銘先生給我們講述了這樣的故事。

　　臺商李銘：當時我們在九二一大地震的時候，聽到台灣地震，這種受災害，我們在北京的臺商，或者是全國各地的臺商會，我們也會希望説，能夠集結當地的一些藥材，或者是很好的一些中藥，趕快往家裏邊寄，給家裏邊一份溫暖，或添一點我們的愛心也要奉獻上去，可是我們在郵局時候他們都不受理，我們也跟郵局的工作人員鬧出很大的意見，也很不舒服。

　　為什麼大陸的郵局不接受寄往台灣的包裹呢？記者走訪了國家郵政局，有關負責人向記者介紹，李先生遇到的麻煩，體現了兩岸通郵中存在的弊端。

　　國家郵政局臺港澳業務處處長 楊金：我們也聽到過一些用戶反映，説台灣到大陸可以寄一些物品，而從大陸到台灣什麼物品都不能寄，台灣方面他就允許把一些物品利用信函形式，裝到信函裏邊寄到大陸來。我們都是從大局出發，從用戶利益出發，都給予了處理和投遞。那麼我們也曾經利用同樣的辦法，從大陸向台灣寄物品，但是寄多少，台灣退回多少。

　　包裹不能正常傳遞，給民眾的生活帶來很多困擾，給人們的正常交往帶來了極大的不便。

　　台灣東吳大學教授 楊開煌：寄包裹還有一種顧慮，台灣方面會認為説，你會不會寄一些炸彈，或者寄毒粉過來，我想台灣當局這種顧慮，教育人們的話，是把人民的水準看得太低了。

　　目前兩岸能郵寄的物品只有信件、明信片、印刷品和盲人讀物，而兩岸之間的郵政包裹、匯款以及特快專遞業務等都不能正常開展。

　　國家郵政局臺港澳業務處處長 楊金：這些沒有辦成的業務，主要原因還是因為台灣方面有些限制，還是覺得通了物品，就有通商嫌疑，所以堅持物品不能寄遞。

　　兩岸函件總包的轉運問題，也是目前兩岸通郵面臨的問題之一。由於要中轉香港、澳門，不但延長了信件運遞時間，而且增加了信件的運輸和處理費用。

　　國家郵政局臺港澳業務處處長 楊金：我們規定20克以下的信，水陸路是1、5元（人民幣），航空是2元（人民幣），這個資費標準，可以算是我們把它定為是特種的國內業務標準，但是這個資費，現在還不能完全彌補我們的成本，我們在對臺郵件裏邊的收入，應該説還是屬於虧損的。

　　兩岸通郵、通信經歷了緩慢的推進過程，回首走過了近半個世紀的艱難歷程，人們不難發現，在這一領域取得的每一步進展，都是兩岸人民努力的一個結果，是人民創造了歷史。

　　戰火紛飛的年代，中國共産黨為了尊重人民的通信權利，1929年，毛澤東、朱德簽署了“保護郵局、照常傳遞”的命令，要求各軍對郵局傳遞的書報信件准予通過。1940年5月9號，周恩來為主張國共兩轄區通郵的國民黨第三軍郵視察段的林卓午先生，親筆題詞“傳郵萬里，國脈所繫”。這是中國共産黨長期以來，倡導國共通郵的歷史見證。

　　1949年以後，國民黨敗退台灣，兩岸通郵、通信完全中斷。

　　一道海峽使骨肉分離，卻割不斷那深沉的思念，當時為了與親人們聯絡，人們想盡了辦法，有的通過在國外的親友，有的自己在境外，悄悄地把信塞進了郵筒，剩下的也許只是毫無希望的漫長等待。

　　1979全國人大常委會發表了《告台灣同胞書》，提出了兩岸通郵的主張，大陸的郵政部門於當年5月份開通了寄往台灣的信函業務，單方面打破了兩岸不通信的僵局，但由於台灣方面仍然堅持不通政策，台灣民眾仍不能向大陸郵寄各種郵件。

　　台灣東吳大學政治係教授 楊開煌：不接觸的意思就是，民間都不可以有任何接觸，因此當時如果寫信到大陸的話，大概台灣人民用的辦法是先寄到美國，然後從美國再轉過去，或者信夾在給美國的親友裏面，美國親友把裏面的信抽出來從美國再寄，或者寄到香港或者寄到東京，都有這種現象。

　　“家書抵萬金”，從大陸親人們那裏寄來的家書，使得台灣老兵們本已絕望的心又重新有了希望，他們四處奔走、他們大聲呼籲、他們要給親人們回信、他們要求回鄉探親。

　　信息産業部臺港澳事務辦公室副主任 宋瑞秋：1987年11月，台灣當局開放了台灣民眾赴大陸探親以後，兩岸的老百姓對兩岸通郵的呼聲越來越高，當時就有人説，説我們人都可以去了，為什麼還不能寄一封信呢，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積極推動，台灣各界輿論也給台灣當局施加了很大的壓力。

　　時任“台灣郵政總局”局長 夏荷生：我們是一個時代的鑒證，兩岸隔絕了將近40年，沒有往來，沒有通信，當年開放探親，遭遇到第一個問題，探親，我的家鄉還有什麼人，我們家鄉有沒有變化，人世的變化。老兵向我們反映，要我探親，先要探路呀。

　　1988年3月19日，台灣當局宣佈實行“通信不通郵”的政策。 所謂“通信”，是指台灣方面接受大陸通過香港等地轉來的信件，准許台灣民眾通過“紅十字會”把信件轉寄到大陸，“不通郵”是指不與大陸郵政機構發生直接關係，兩岸郵件不能直達運送。

　　信息産業部臺港澳事務辦公室副主任 宋瑞秋：當時這個事情説起來也很可笑，比方説台灣有個用戶要給大陸的親人寫信，他先在信封上寫上祖國國大陸親人所在的省份，然後付上郵資以後，把這個要放在另外一個信封裏，另外一個信封上寫上，當時台灣紅十字會地址，就是所謂五萬號信箱。台灣紅十字會把這些信在香港集中以後，把外面的信皮去掉，然後再貼上香港的郵資，再把這封信通過香港郵政寄送到祖國大陸來。

　　時任“台灣郵政總局”局長 夏荷生：我們很多同胞向我們反映，説你郵局自辦的郵政機關，郵政局所，自辦機構有將近1000個郵局，不收這個信，要我把信集中在台北的紅十字會，這是第一個他們不諒解的。第二個，10塊錢台幣遠比當初當時我們平信郵資3塊錢高得多，他們不諒解。

　　而此時，大陸郵政部門則全面展開“救活台灣死信”的工作。

　　信息産業部臺港澳事務辦公室副主任 宋瑞秋：俗話説，家書抵萬金，更何況是隔絕了四十年的家書，很多來信上都寫着一些老的地址、舊的街道，比方説有的到上海的信就寫着蘇州河上，像這樣的信説老實話，確實給我們的職工帶來了很大的困難，我剛才講到我們綠衣使者就是説隔絕了四十年的這種親情，一定要通過我們的手來把它溝通。

　　大陸有多少百姓在期待着對岸親人的信息，福建東山島的銅缽村就記載着這段歷史，銅缽村只是東山島的一個普通村落，與台灣隔海相望，之所以被人們所熟知，是因為這裡發生過一些不尋常的故事。1950年春天是銅缽村的女人們一輩子難以忘記的，村裏140多名青壯年被國民黨押去了台灣，自此親人們只能隔海相望，在海邊倒下的這棵大榕樹下，銅缽村的女人們哭幹了眼淚。自此，銅缽村就有了一個飽含女人眼淚的名字，寡婦村。1987年，接踵而來的台灣新信函打破了小島的寧靜，這些信曾使多少離散多年的親人團聚，曾使多少破碎的家庭重新有了希望。陳巧雲女士就是他們中的一個，1988年當收到丈夫從台灣寫來的信時，她的雙手顫抖了。

　　東山島村民 陳巧雲：看到信當時要暈過去了，很長時間沒有他的消息，不知道死活，他走的時候兒子才四歲，女兒六歲，肚子裏還有一個。

　　銅缽村像陳巧雲這樣的婦女還有很多，有的人在漫長的等待中已經離開了人世，寡婦村有一個記載這段歷史的博物館，博物館裏珍藏着這些婦女的照片和從台灣寫來的信，她們收到從台灣寄來的信，總要找人代寫回信，黃振國就是為她們代寫信的人。

　　福建東山島博物館館長 黃震國：我從六十年就經常幫助這些臺屬寫信，因為幫臺屬寫信非常難，為什麼，因為當時台灣的親人要寫信給他家裏，總是要通過從台灣出去寄到外國，比如説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曼谷這些地方寄過來，我們回信的時候，也要從外國轉到台灣去，所以寫信非常困難，以前我經常這樣感嘆説，八分錢可以“走遍”全國，惟獨到不了台灣。

　　1989年的6月，台北郵局把總包直接郵寄到上海，大陸方面郵政部門也很快通過北京、上海、廣州、福州、廈門五個郵政處理局開始向台北、基隆郵局直封總包。

　　從大陸向台灣寄信可以在信封上書寫大陸的寄信人地址，航空函件從香港或澳門經轉，大約在4到7天內到達，水陸函件從香港經轉，可以在10到20天內到達，

　　1989年兩岸之間郵政函件的總量達到300噸，從此，兩岸實現了雙向間接通郵，2002年兩岸郵政函件總量達到900多噸。

　　1993年3月，大陸海峽兩岸關係協會和台灣的海峽交流基金會就《兩岸掛號函件查詢、補償事宜協議》達成共識， 4月29日，在新加坡舉行“汪辜會談”，由汪道涵會長和辜振莆董事長正式簽署這一協議。

　　《兩岸掛號函件查詢、補償事宜協議》中規定：掛號函件查詢，應自原寄件人交寄次日起十二個月內提出。　接受查詢一方，應於收受查詢文件之日起，三個月內答覆。　一方接收他方封來之函件總包，遇有掛號函件遺失、被竊或毀損等情形，應即繕發驗單，由對方迅予查復。　掛號函件發生遺失、被竊或毀損等情形，概由原寄一方負責補償，不相互結算。

　　時任海峽兩岸關係協會 常務副會長 唐樹備： 隨着兩岸經濟交流人員往來的發生，經濟交流也增加了，經濟交流發展為單據、契約、這個東西用掛號信來寄，表明收到了，這個東西才能有效，才能做一個憑據，掛號函件的問題就出來了。

　　特快專遞業務是兩岸民眾交往和經貿交流必不可少的通信方式，通過郵政系統辦理這項業務，面廣、快捷、省錢又安全，但由於台灣當局的限制，至今兩岸間沒能開通這項業務。

　　電話是人們表達情感的直接方式，長久以來，兩岸的人們渴望著聆聽親人的聲音。1979年2月，大陸的郵電部門率先開辦經第三地對台灣的電報業務之後，3月份又開放了對台灣的長途電話業務。

　　當時兩岸民眾打電話可以通過美國、澳大利亞或香港等地的人工轉接，但是，斷線的情況時有發生，而且雜音很大，人們通話時總是非常吃力。

　　時任郵電部臺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 劉彩：目前還屬於間接通郵通電的階段，在1996年以前兩地的通訊是怎麼通的呢？比如你撥一個電話，要首先撥到日本或者是新加坡甚至是美國，通過交換機來轉接，就帶來兩個問題，第一個雙方的通信部門都要為第三方每年支付上億元的電路費和轉接費，第二由於增加了轉接，通訊質量明顯下降。

　　時任“台灣中華電信公司”董事長 陳堯：百分之一百的通訊只有百分之二十能通，而且兩岸都要付出每年5億台幣的費用付給第三地。

　　在10年後的1989年，台灣電信總局終於解除了直撥電話的禁令，民眾可由台灣與大陸的80個城市直接通話。

　　1991年原信息産業部政策法規司司長劉廣乾先生和台灣原“電信總局局長”李炳耀先生在日內瓦的周記飯店會了面，這也是兩岸電信業者的第一次接觸，這次見面，他們重點討論了通話質量差、中轉費用高，這兩個當時遇到的主要問題。

　　時任郵電部政策法規司司長 劉廣乾：跟李先生見面以後呢，因為我們都是同行，談起來也比較隨便。只要台灣當局同意一通，我們第二天就可以通，我説我們可以用微波，可以用衛星，他説不管怎麼樣，總有一天是要通的。

　　這次談話使兩岸電信業者的心，緊緊聯絡在一起，雙方約定儘量不經過澳大利亞和美國轉接，這就大大提高了兩岸的通話質量。1995年，兩岸開辦了電子信箱業務，民眾可以通過租用電子信箱，快速接收對方的傳真。

　　1996年7月1號，劉彩先生與陳堯先生選擇在風景如畫的阿里山，進行兩岸建立直接通信路由，並拓展通信業務等問題的協商。

　　時任郵電部臺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 劉彩 ：連夜把我們送到阿里山上的電信招待所，會談中我們，我們台灣的同行在推進直接通電方面，和我們心情一樣迫切，因此我們很快就一些原則問題達成共識，大概歸納起來兩條，第一就是説我們雙方一致認為，必須採取實際的步驟，來加速兩岸直接互通，第二兩岸之間的通信，應該我們自己辦，不應該由第三方介入。

　　時任“台灣中華電信公司”董事長 陳堯：這樣一來，我們的電信都不要經過第三地，結果不但説兩岸之前付的這個5億省掉了，而且我記得當時通話的完成率一下子提高到60％，非常高。這是兩岸技術上的突破，非常有效果的一次。

　　中國電信公司與台灣中華電信公司的這次商談，解決有關的技術問題，兩岸直接通電邁出了關鍵性的一步。事實證明，兩岸“三通”是可以由公司對公司協商解決問題的。

　　從1996年下半年開始，兩岸開始共同租用一個衛星，建立直達通信路由；

　　兩岸的海底光纜在日本和香港直接連接，不再經過交換機。

　　後來，台灣提出申請，希望加入中美海底光纜的建設，以增加容量，滿足兩岸通信需求。中美海底光纜是由中國電信公司和美國電話電報公司主導建立的，這條電纜橫跨太平洋，有日本千倉、琉球、韓國釜山、台灣屏東枋山、中國大陸汕頭與上海崇明島等九個海纜站，全長3萬公里，總投資12、4億美元。其中，從上海到台灣枋山再到汕頭的環形海底光纜，就是兩岸的直達路由。

　　時任“台灣中華電信公司”董事長 陳堯：真正我們兩岸開始共同投資海纜，第一條是從中美海纜開始的，這條海纜我們當然一方面也要感謝大陸，後來我們趕上能夠參加這條海纜，大陸很支持很幫忙。

　　中國電信總監 王洪建：這條纜1999年7月份建成，這個纜建成以後使得中國到歐洲的業務能夠及時疏通，同時也為兩岸直通，打下了一個良好的基礎。

　　目前，兩岸通訊的聯絡是通過三條國際光纜來完成的，兩岸之間卻沒有一條直連的光纜。

　　時任信息産業部副部長 張春江：我有一個非常強烈的願望，就是有一天，我能夠修一條海纜，從大陸的廈門直接連到台灣的金門，那個時候我們才是大陸的電信企業和台灣電信企業真正意義上的直連直通。

　　兩岸郵政、電信領域的每一次合作、每一次商談，都凝結着兩岸業者的心血和汗水，雖然這條路走的漫長，但每取得一點成績、都讓他們備感欣慰。

　　國家郵政局局長 劉安東：應該説中國郵政方面，做出了很大的努力，為兩岸通郵，這兩年做了大量的工作存在的一些障礙，都是台灣當局人為設置的一些不必要的，解決起來沒有什麼麻煩。

　　信息産業部臺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 蔣耀平：兩岸在技術上業務上，怎麼加強合作或者共同感興趣的，一些問題上，怎麼加強合作使服務於兩岸老百姓的，郵政電信業務的質量更高 更方便就需要兩岸同行的共同努力。

　　如今，海峽兩岸實現了一定程度與局部的間接通郵與通電，兩岸郵政電信領域的交流與合作也逐漸增多，特別是兩岸入世給兩岸電信業的合作提供了新的機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