壯麗的日落
央視國際 (2003年03月27日 13:33)
二十世紀的最後一年,遼寧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名為《斐多篇》的書,這本書的作者,是兩千多年前古希臘的柏拉圖,而譯者是我國著名作家、翻譯家楊絳。楊絳為什麼要在自己88歲米壽之際翻譯這本書?她在書的後記和一次訪談中都談到,她試圖在做這樣一件事中“投入全部心神而忘掉自己。”她試圖忘掉失去親人的痛苦,也可能試圖為自己在精神上準備那已然臨近的死亡。在做完這件事之後,她覺得自己又可以做其他的事了。
這本書是一本什麼樣的書?為什麼它有如此奇妙的撫慰痛苦、安頓心靈的意義?而蘇格拉底又是一個什麼樣的人?他為什麼被判死刑?他的死有何意義?
《斐多篇》是柏拉圖撰寫的一篇對話錄,蘇格拉底自己並沒有寫過什麼著作,他在西方思想史的地位類似于中國的孔子。他的兩個弟子:柏拉圖和色諾芬記錄了他的言行。色諾芬寫了《回憶蘇格拉底》和《申辯》等,柏拉圖的對話大都是以蘇格拉底為主角,他們的作品生動地描繪了蘇格拉底的生活、個性和精神風範。但最重要、最傳神的還是柏拉圖的四篇,描述蘇格拉底最後日子的對話:展示蘇格拉底在被起訴後討論虔誠和公正的《尤息弗羅篇》,在法庭上慷慨陳詞的《申辯篇》、在獄中討論公民是否可以越獄的《克利托篇》和在就死之日思索死亡和靈魂不朽的《斐多篇》。
《斐多篇》説的是公元前三百九十九年的一天,距離楊絳翻譯此書兩千四百年。在太陽快落山的時候,按照一個月前雅典公民法庭的裁決,蘇格拉底在監獄中服毒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那天早晨,他被除去了鐐銬,他的家人和朋友都被允許來看他。蘇格拉底在最後的日子裏還在獄中學習彈奏七弦琴、學習作詩。但蘇格拉底最愛的事情還是討論哲學,那天他和朋友們討論了一個人是否可以自殺,以及學習即回憶等問題,中心的問題是:面對即將到來的死亡,他思考靈魂與肉體的關係、靈魂是否不朽。
執行死刑的時刻到了,蘇格拉底非常安詳、平靜地喝下了一杯用毒芹草熬製的毒汁,然後慢慢地走動一會兒,讓藥性發作。等到腿有點沉了,就仰面躺下來,執行者摸了摸他的雙腳,問他有沒有感覺,蘇格拉底説沒有感覺了,當毒汁到達心臟的時候他將死去。僵冷慢慢上升到蘇格拉底的腰部,他突然説了一句話:“克裏托,我們應該還給醫療神一隻公雞,記住這件事,千萬別忘了。”這是他最後的囑託,當克裏托問他還有什麼事時,蘇格拉底已經死了。美國哲學家梯利稱蘇格拉底的死為一次“壯麗的日落”。
有人把蘇格拉底之死與耶穌的死相提並論。在蘇格拉底死後四百多年,又有一個人在耶路撒冷被釘在十字架上,這就是被稱為“人子”的耶穌。到很晚人們才看到,這是兩個震憾世界的死。也許正因其影響的深遠,所以,這種震動要很久才能被人感到。在近現代表現得如此旺盛、富有生命力的西方文化竟然是以兩個死為開端的:這兩個事件中結合了理性與啟示、智慧與信仰、認知與渴望、當下和永恒、有限與無限、人間與彼岸。那麼活著的蘇格拉底到底是一個怎樣的人?我們從希臘人最推崇的節制、勇敢、智慧和公正來談。
蘇格拉底是一個懂得節制得人,無論寒冬酷暑,白天黑夜,他都穿著同樣的外衣,既沒有鞋襪又沒有襯衣,甚至下雪天也總是赤足行走。晚上他把衣服一攤就是毯子。富有的亞西比德有一次要給他一大塊地基來造房子,他説“假如我需要鞋子而你提供給我一整張獸皮,那不是很可笑嗎?”面對琳瑯滿目的許多商品,他會對自己説:“沒有這麼多東西我照樣生活。”他的生活方式極有規律,在伯羅奔尼撒戰爭初起時故能免於傳染。他好像也極少需要睡眠,在《會飲篇》中,我們看到,他喝了一夜酒,別人都睡著了,他起來到河裏洗了一個澡,照樣過了一天,到晚上才去休息。智者派的安提豐説“一個奴隸這樣生活也會受不了而逃跑的,而蘇格拉底這樣做,是為了保證自己的獨立。”
蘇格拉底外表醜陋,矮胖、扁鼻子、闊嘴巴。他解釋其醜説,如果不是獻身哲學的話,這相貌就暴露了他本身具有的那些嗜欲的特徵。雖然追隨他的人很多,他始終不像其他智者那樣收錢教授知識。他晚年一貧如洗,靠一些富有的門徒接濟生活,他沒有為此感到憂慮和恐慌,依然平靜和坦然。
再説勇敢。在他參加過幾次戰鬥,尤其是撤退中,他背著重兵器徒步走在最後,表現得極其從容和鎮靜,誰看了都知道這個人決不好惹。他在戰場上救過亞西比德和色諾芬。
蘇格拉底又是一個富於智慧的人,他知道自己乃至人類知識的某種限度。但同時又決不放棄對真理的追求。在他看來,“未經反省的人生不值得活。”蘇格拉底思考起來也十分專注。有一天大清早他遇到一個問題,就在一個地方站著不動,凝神默想,整整站了一天一夜。蘇格拉底不是很關心政治,但當無可逃避的時候,他絕不因為生死禍福的考慮而動搖自己堅持正義的決心。他曾兩次冒著生命危險拒不服從他認為是不公正的命令。
當時雅典實行的是一種直接和全面的民主政治:最高權力屬於公民大會和公民法庭。一個人是否要判處死刑需由公民投票來決定,這差不多是一種最不壞的制度了。但它還是處死了一個有德性的愛智者,蘇格拉底並不是個人獨裁和暴政的犧牲品,一個合乎法律程序並且相當民主的法庭處死了他。這原因也許在於:民主的統治並不是智慧的統治,而是多數的統治,而多數並不總是擁有智慧的。蘇格拉底希望由一種深思熟慮的政治智慧來支配國家。哲學智慧與民主政治的衝突便由此産生了。哲學要求反省,而政治往往要緊急地行動,以解決迫切的難題;哲學要求徹底,單純,而政治往往要妥協、混合;哲學渴望至善、最好,而政治往往滿足於不壞就可以了;哲學要求完善,而政治則總是包含缺陷;於是造成了蘇格拉底命運的悲劇。而這種衝突的根源也許比我們所想象的還要根深蒂固,即它還深深植根於人性之中,植根於人的差別性和共同性之中,人不可能不結成團體生活,不能不建立某種政治秩序,但人又是有天賦和志趣的差別的。因此在某種意義上,真正的哲學家註定是要孤獨的,追求完善的人註定會孤獨的,哲學家是少數中的少數。
蘇格拉底死了,這是對雅典的一種抗議,但也可以説是一種感激,他必須在法律上忠誠才能在精神上反抗。他必須對法律説“是”,才可能對政治説“不”。雅典人也不是非要蘇格拉底死不可,只是想要他閉嘴。而蘇格拉底恰恰不能閉嘴,他寧願死也不願閉嘴。哲學是蘇格拉底是神聖的,是最高尚的事業,是畢生的、可以生死以之的事業。蘇格拉底死了。他沒有想用哲學改造政治,他甚至沒有自己明確的政治哲學體系。蘇格拉底死了,他的死是勝過了生,就像“一粒麥子,死了,掉進土裏,才生出許許多多的麥子來。”肉體不死,精神何以生?無人殉道,道何以大?他曾用“天鵝之死”向朋友們比喻了自己的幸福感受。
“天鵝之死”是悲涼的,但在蘇格拉底看來,這是告別肉體的牢籠,走向永恒的、自由的、精神世界的開始,這是靈魂的最大幸運,所以蘇格拉底坦然向死。早在剛一得知他被判死刑時,蘇格拉底就説了:“現在我該走了,我去赴死;你們繼續活著。誰也不知道我們之中誰更幸福,只有神才知道。”而在就死的那天他留給我們的遺言是:“盡可能少去想蘇格拉底,更多地去探索真理吧!”
責編:張俊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