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北京風雨

央視國際 2004年11月30日 16:05

　　１９１６年夏天，朱自華考入北京大學預科。北大乃全國著名學府，各地學子均以考取這所名牌大學為光榮，現在朱自華一躍而登龍門，自然博得許多人的欽慕，全家喜悅自不待言。為準備上學，全家忙亂了一陣子，于８月間，朱自華遂辭別祖母和父母親，懷著剪不斷理還亂的心情，揮手向生活了多年的美麗揚州告別。

　　車聲隆隆，汽笛長鳴，飛馳的列車載著青年朱自華，奔向人生新的途徑。他年輕的生命

　　之船，揚起高高的風帆，衝進廣闊多彩的生活海洋。

　　這時正是新文化運動春潮在神州大地洶湧奔突時刻。１９１５年９月，陳獨秀在上海創辦《青年》雜誌（１９１６年９月改名《新青年》），主張“科學與人權並重”，提出要擁護“德先生”和“賽先生”的口號，高揚民主和科學兩面大旗，向封建文化和封建道德發起猛烈的進攻。它猶如一聲滾動陰霾長空的春雷，給死氣沉沉的黑暗王國以巨大的震動。一片紅磚綠瓦莊嚴肅穆的北京，本是封建軍閥盤踞的老巢，帝國主義者縱橫捭闔的場所，但也是新思想人物薈萃的地方，而北京大學正是精英雲集之處。北京大學創立於１８９８年，原名京師大學堂，係維新變法運動的産物。變法運動失敗後，這所大學堂被保存下來，實際上卻是繼承著封建文化的傳統，入學者多為出身科班的京官，官僚習氣十分嚴重，學校設備也極簡陋。辛亥革命後，改名為北京大學，嚴復被任命為第一任校長，後又歷經數人，雖有些須改良，但面貌變化不大。朱自華進入這所大學之日，恰是蔡元培接任校長之時，蔡元培思想開明，學識淵博，是中國近代著名的自由主義教育家，參加過辛亥革命，曾兩度留學歐洲考察教育。他一接任北大校長，便決心除舊布新，大刀闊斧地改革遺留的封建教育體制，掃除陳腐習氣，要以西方資本主義大學為模式，創立一個具有“學術思想自由”的最高學府。他採取“兼容並包”的方針，千方百計羅致學有專長的學者和具有先進思想作風的新派人物。他在翻閱了別人送給他的十余本《新青年》後，大為讚賞，這時陳獨秀正好住在前門一家旅館裏，蔡元培立即驅車前去拜訪，聘請他出任北大文科學長，主管文學、哲學、歷史等係。胡適於１９１７年７月回國，９月即被聘為教授，講授英文學、英文修辭學及中國古代哲學三門課。接著，李大釗也被聘為圖書館主任，並兼歷史經濟係教授。

　　陳獨秀就任文科學長後，即將《新青年》編輯部從上海遷至北京，使刊物更好地發揮團結新文化戰士共同作戰的陣地的作用。就在這個時期，文學革命運動的號角奏響了，《新青年》第三卷第五期發表了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提出了“八不主義”的主張，要求文學要有“高遠思想”和“真摯之感情”。第六期發表了陳獨秀的《文學革命論》，明確提出了“三大主義”主張，要打倒貴族文學，古典文學和山林文學，建設國民文學、寫實文學和社會文學。號召青年學子與“十八妖魔宣戰”，中國現代文學史的帷幕就這樣拉開了。

　　新的環境，新的氣氛，新的人物，新的思潮，開啟了朱自華的心靈。他聽到了聞所未聞的言論，看到了見所未見的事物，他像在沙漠中饑渴已久的人，貪婪地吸吮著新文化知識的甘泉。北大圖書館設在馬神廟公主樓，自華整天泡在裏面，翻閱著新刊物和新書籍，眼界為之大開。

　　寒假將至之時，他忽然接到一封家信，不禁憂喜參半，原來是父親催促他早點回去完婚。在那個時代，年輕人的婚姻命運，都只能依著規矩制定的一定程序，按部就班地通向愛情的“幸福之門”。他１４歲時，在揚州訂下的武家姑娘年已及笄，“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男大當婚，女大當嫁”，作為家族中的長子長孫，朱自華自然不敢也不能違背這千百年留下的古訓。於是，假期一開始，他便急匆匆地背起簡單的行囊趕回揚州。

　　武家原籍杭州，姑娘武鐘謙和朱自華一樣，自幼在揚州長大。朱自華是幸運的，他的父母為他鋪下的婚姻道路，並沒有堵住“幸福之門”，姑娘端莊秀麗，溫婉柔順，很愛笑。訂婚五載，朱自華這時才第一次看到自己的妻子。他喜歡她，新婚燕爾，兩人感情很好，年輕的妻子還偷偷地告訴丈夫，當初相親時自己躲開的秘密。結婚滿月後又過了２０天，假期已盡，開學時間到了，由是朱自華連元宵節也沒法在家過，于２月３日（正月十二）匆忙地吻別新婚妻子，懷著戀戀不捨的心情，乘車北上了。

　　當時，朱小坡還在榷運局任上，家庭經濟還寬裕，因此朱自華的婚事辦得還頗體面，很花了一筆錢。但沒有多久，朱小坡的差事交卸了，家庭經濟逐漸拮據，他叮囑三兒子國華不要寫信把家事告訴自華，以免他學習分心。但朱自華還是有所覺察，特別是他暑假回家，住了一些日子，更一清二楚了。他心中很為家庭焦慮，北大規定，學生應讀二年預科，然後才能考讀本科，朱自華感到以眼下經濟狀況，按部就班讀上去是有困難的。為減輕父親負擔，他乃改名“自清”，因自感性情遲緩，《韓非子》有雲：“董安於之性緩，故佩弦以自急”，乃字“佩弦”以自警策，提前一年投考本科，結果進入了哲學系。

　　天有不測風雲。這年冬天，７１歲的祖母在揚州病逝，而在徐州任煙酒公賣局長的父親，這時又卸了職。接到噩耗，朱自清連忙乘車南下，趕到徐州與父親會齊，一進房子，只見滿院狼藉，景況淒涼，想起祖母，不禁淚下，倒是父親來安慰他不必難過。回到揚州，朱小坡設法變賣、典當了一些家産，又借了一筆高利貸，才勉強地辦完喪事。這時二兒子物華中學即將畢業，想報考上海交通大學機電工程系，但他此時已拿不出學費，無法成全其願望了。朱自清看到家中景況十分慘澹，廳上只剩下幾幅字畫和一張竹簾，原來擺在案上的巨大古鐘，朱紅膽瓶，碧玉如意，以及挂在壁上的鄭板橋手跡等，都已送進了當鋪。滿院枯枝敗葉，蕭索非常，他看著已顯老邁的父親，老實巴交的母親，以及眾多尚未成年的弟妹，心情十分沉重，他拉著三弟國華的手，嘆著氣説：“我要爭取早一年畢業。”他已暗下決心，要儘早挑起養家活口的重擔。

　　喪事完畢，朱自清要趕回北京上學，朱小坡也要到徐州謀事，由是父子決定同行。朱小坡雖然經濟狀況不好，但愛子情切，唯恐兒子抵不住北國的風寒，特地為他定制了一件紫毛大衣。到了南京，因朋友約去遊逛，逗留了一日，第二天便渡江往浦口。朱小坡因事忙本想叫旅館裏一個熟識的茶房陪兒子去火車站，想想又不放心，怕茶房不妥帖，決定還是自己去送。父子倆過了江，進了火車站，朱小坡為兒子揀定了靠車門的一張椅子，看朱自清將紫毛大衣鋪好坐位，便一再囑咐他一路小心，夜裏要驚醒些，不要受涼，又囑託車上茶房好好照應。

　　“爸爸，你走吧”。朱自清説道。

　　朱小坡望了望車外，説：“我買幾個桔子去，你就在此地，不要走動”。朱自清要自己去，但父親不肯，只好作罷。

　　朱小坡身體頗胖，因為服孝，頭戴著黑布小帽，穿著黑布大馬褂，深青色布棉袍，顯得分外臃腫。買桔子須穿過鐵道，跳下去再爬上去，這對朱小坡就不容易了。他蹣跚地走到鐵道邊，慢慢探身下去，尚不太難，可當他穿過鐵道爬上月臺時就費事了。只見他用兩手攀著上面，兩腳再上縮，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傾，顯出努力的樣子。朱自清在車廂裏，望見他的背影，淚水不禁奪眶而出。他趕緊把眼淚拭乾，唯恐父親看見難過。朱小坡抱著朱紅的桔子回來，朱自清連忙去攜他，父親將桔子一股腦兒倒在紫毛大衣上，撲撲衣上的泥土，心裏非常輕鬆。過了一會兒，説：“我走了，到那邊來信！”下車走了幾步，又回過頭來看了看兒子，説：“進去吧，裏邊沒人。”

　　朱自清知道，在老父的心中，自己始終是個孩子，所以他總是牽腸挂肚，依依難捨，一百個放心不下。汽笛低沉地長嘯了一聲，車輪無情地轉動了，他凝望著父親黑鬱鬱的背影，混入來來往往的人群裏，逐漸遠去，遠去，再找不著了……他的眼淚又悄悄地沿著雙頰流了下來。

　　這時，出現在朱自清面前的北京，已是另一番景況。自１９１７年開始，嚴重的民族危機，猶如傾天黑雲，籠罩著中國大地。早在１９１５年，袁世凱密謀帝制，為換取日本的支持，與日方秘密簽訂了出賣主權的二十一條密約，給中國人民留下了無窮的禍害。當年年底，這位袁“皇帝”，登極不到半年，就在全國人民唾罵聲中一命嗚呼了。但元兇雖死，餘孽尚存，政權又落于北洋軍閥之手，他們的後臺是日本帝國主義。１９１７年，北洋軍閥直系首領馮國璋登上總統寶座，但北京政府實權卻操在皖系首領段祺瑞手裏。段祺瑞政府不僅沒有向日本提出歸還山東權益問題，相反，卻于９月和日本簽訂了濟順、高徐鐵路借款合同，並同意其駐兵濟南、青島，滿足了他們侵略我領土的要求。十月革命爆發後，為防正社會主義革命的影響在中國擴大，又與日本簽訂了《共同防敵軍事協定》。

　　日本帝國主義妄圖併吞中國的野心，段祺瑞政府變本加厲出賣中國權益的無恥行徑，使全國愛國學生尤其富於敏感和熱情的北京學生，憂心如焚，晝夜不安。

　　北京大學在蔡元培的領導、和進步教授們的努力下，朝氣蓬勃，氣象一新。特別是文科面貌有了很大的變革。哲學系，歷史系和中國文學系，性質有了明確的區別，課程設置也已確立，新聘教授也最多。最初，北大文理兩科都在馬神廟上課，１９１８年蓋起了紅樓，文科移到這裡，哲學系就設在四樓。圖書館也從馬神廟公主樓搬到紅樓第一層。校內學生思想十分活躍，社會活動很多，當時和朱自清同係同班的同學楊晦曾回憶説：

　　隨著政治上的變動和外交的吃緊，隨著新舊思想鬥爭的展開，（學生活動）就一天比一天開展，一天比一天活躍。平常，除了《北京大學日刊》每天出版外，還有在宿捨得影壁上，墻上，隨時出現的海報，佈告等，有人發出什麼號召，就有人響應；説開會，就有人去。開會的地點，大些的會，在飯廳開的時候多，要説話的，站在板凳上就説起來。甚至在廁所裏開闢“廁刊”，互相辨難。

　　北大當時還有一個特點，就是有什麼活動，或有什麼社團組織，一般都是放一個簽名簿在號房，誰願意參加就可以自由簽名。北大實際上已成為當時反帝反封建的戰鬥堡壘，一面迎風高揚的革命旗幟。１９１８年，北京灰色長空上，政治風雲狂涌，而北大的師生就扮演了打頭陣的急先鋒角色。５月，北京大學與北京高師、高工、法專等學校的學生兩千余人集會遊行，要求取消賣國的《中日共同防敵軍事協定》；

　　６月，由李大釗領導的，旨在改造中國的“少年中國學會”成立；

　　１０月，學生救國會組織的國民雜誌社成立，對封建軍閥和帝國主義展開猛烈的攻擊，該社社員８５％是北大學生，鄧中夏、許德衍等均是骨幹。

　　１１月，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德國戰敗和“協約國”勝利而告終。消息傳來，北京城沸騰了，市民歡欣鼓舞，紛紛高舉國旗，結隊遊行。北京大學在天安門搭起高臺，舉行演講大會，參加者有各校學生三萬餘人，繼後又在中央公園舉行慶祝活動進行演講。北大教授李大釗發表了題為《庶民的勝利》的演説，他把歐洲戰爭的結束和十月革命聯絡起來考察，告訴人們，此次德國的失敗，“是庶民的勝利”，“是資本主義失敗，勞工主義戰勝”。北大校長蔡元培兩次登臺演講，他告訴大家：“現在世界大戰的結束，協約國佔了勝利，定要把國際的一切不平等的黑暗主義都消滅了，別用光明主義來代替他。”他高喊“勞工神聖”，説：“此後的世界全是勞工的世界。”

　　鬥爭風雨刷洗著祖國河山，也衝激著年青人的心靈。朱自清自然也不例外。他剛進哲學系時，整天埋頭苦讀，和同學不大交往，他的同學楊晦回憶説：朱自清先生跟我是同班的同學，我們都是民國九年北大哲學系畢業的學生。不過，我們彼此間卻等於沒有來往。他是一個不大喜歡説話的人……我們同課桌坐過一學期，因為當時的座位是一學期一換，我們大概沒有談過兩三句話。然而，我對於他卻印象清楚而且感覺很親切。……朱先生比我只大一歲，然而，在同學時，他卻已經顯得很老成，我完全是個孩子的樣子。朱自清結婚後第二年，就有了一個兒子，家庭負債纍纍，生計日艱，所以他一門心思要在三年裏，讀完四年的課程，好早一些畢業出去做事，為年老的父親分憂。《北大日刊》是一種公報性質的刊物，上面經常公佈各係缺課的學生名單，朱自清的名字從未出現過。這位“胖胖的，壯壯的，個子不高卻很結實”的青年，在師友們的眼中是個秉性謙和，沉默寡言，不很活躍的用功學生。但當時的政治熱浪對他的影響太大了，在猛烈的鬥爭風雨衝激下，他的心靈逐漸甦醒了，開始留心並參加校內外的政治活動。

　　這時，正是文學革命運動深入開展時刻，翻開《新青年》，裏面有陳獨秀、胡適、劉半農、錢玄同等接二連三討論新文學問題的文章，還有那麼多新文學的作品。魯迅的《狂人日記》以嶄新的白話形式，暴露封建禮教和家族制度吃人的本質，發出了“救救孩子”的呼聲。胡適、劉半農、沈尹默等新詩，打破了舊詩格律的鐐銬，抒唱了發自內心的真情。還有許多介紹外國文學的文章，傳遞了世界進步文化的信息。刊物裏頭的作者多是北大的教師，讀了倍覺親切。在新文化雨露的哺育下，朱自清的熱情開始釋放，文學種子在他年輕的心靈里正慢慢地萌芽。一天，他同房間一位姓查的同學，從伊文思書館寄來的書目裏，得到一張“睡罷，小小的人”的畫片，畫面是一個西洋婦人安撫著嬰兒睡覺，一輪明月撒下溫柔的光輝，微風吹著身旁的花枝，仿佛傳來陣陣沁人肺腑的幽香。朱自清感到這幅畫“很可愛”。驀地，一股如泉水般的靈感，猛地襲上心頭，使他感到有一種不能抑制的創作衝動。由是，他鋪開稿紙，提筆寫道：“睡罷，小小的人”。

　　你滿頭的金髮蓬蓬地覆著，你碧綠的雙瞳微微地露著，你呼吸著生命底呼吸。

　　呀，你浸在月光裏了，光明的孩子——愛之神，“睡罷，小小的人”

　　夜底光，

　　花底香，

　　母的愛，

　　穩穩地籠罩著你。

　　你靜靜地躺在自然底搖籃裏，什麼惡魔敢來擾你！

　　……

　　這絕不是對畫面實際情景的描摹，而是內心感情的抒發，傾注裏頭的是，朱自清追求光明，嚮往自然的願望，是他年輕心弦的有力彈動。他取了一個余捷筆名，把這首處女作寄給北京《時事新報》副刊《學燈》，他終於抬起手來輕叩藝術之宮的大門。

　　３月７日，《北京大學日刊》登了一則消息：本校學生鄧康、廖書倉等近發起組織北京

　　大學平民教育講演團，以教育普及與平等為目的，以露天講演為方法。

　　消息轟動了全校。鄧康字仲獬（即鄧中夏），湖南宜章人，１９１７年考入北大中國文學系，思想激進，他發起組織“平民教育講演團”是得到蔡元培和李大釗支持的。《日刊》同時刊載了《北京大學平民教育講演團徵集團員啟》和《北京大學平民教育講演團簡章》。講演團是“以增進平民知識，喚起平民之自覺心”為宗旨，認為教育有兩大類，一為“就學教育”即學校教育，一為“就人教育”即露天教育。學校教育多有錢子弟才得以享受，貧寒子弟則無力入學，這是教育不平等現象。鄧中復發起的“平民教育講演團”就是要使貧苦民眾也能受到教育，“欲期教育之普及與平等”。啟事與章程得到廣大進步同學的支持和響應。沒有多久，朱自清也報了名，從此他和鄧中夏結下了深厚的友誼。

　　在《新青年》的影響和激蕩下，北大一部份學生開始醞釀創辦社團出版雜誌，他們的計劃得到陳獨秀的大力支持。由是，一個新雜誌《新潮》于１９１９年１月和讀者見面了。《新潮》提倡革新文詞，發揚批評精神，從事“倫理革命”，向封建禮教發起猛烈進攻，在新文化運動中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李大釗、魯迅等都給予有力的支持。朱自清也參加了“新潮社”。孫伏園説：“我們比較相熟還是在新潮社共同討論《新潮》和一般思想學術問題時候。佩弦有一個和平中正的性格，他從來不用猛烈刺激的言詞，也從來沒有感情衝動的語調，雖然那時我們都在二十左右的年齡。他的這種性格近乎少年老成，但有他在，對於事業的成功有實際的裨益，對於分歧的意見有調解的作用”。他的一篇譯文《心理學的範圍》就發表在《新潮》第三期上。

　　正當朱自清向現實邁出可喜的一步的時刻，國內的政治形勢又發生了急劇的變化。

　　世界大戰結束後，廣大的中國人民最關心的便是爭取中華民族的獨立和國家領土的完整。以為“公理”必能戰勝“強權”，良好的願望一定能夠實現，他們都把希望寄託在巴黎和會上。

　　巴黎和會于１９１９年１月８日召開，但它給中國人民帶來的卻是一連串令人懊喪的失塑：七項希望條件被擋回來了；取消“二十一條”的要求被拒絕了；而且連山東權益問題，也在英美等國的默認和要挾下，完全滿足了日本帝國主義的要求。

　　中國外交在巴黎和會上徹底失敗了。５月１日的報紙披露了這個恥辱的消息，人們由驚詫而憤怒了。很久以來，中國人民在歷史的滾滾塵埃中探尋、呻吟，現在終於從“公理戰勝強權”的幻夢中驚醒了，認識到封建軍閥和帝國主義原是一丘之貉，他們都是中國人民的敵人。

　　於是，一場反帝反封建的熊熊烈火，染紅了古老北京的長空。

　　北大“五三”之夜，是個不眠之夜。５月３日早晨，公告牌上出現了措詞激昂的通知當晚開會的佈告，到了晚上，北大法科禮堂未到開會時間，就已聚集千余人，除本校學生外，還有來自其他大專院校的。年輕的學生們痛哭流涕，慷慨陳詞，會場氣氛如火如荼，群情昂奮。當時北大學生運動的骨幹分子許德衍有詳細的描述：法科學生謝紹敏悲憤填膺，當場將中指嚙破，裂斷衣襟，血書“還我青島”四字，揭之於眾，這就更激勵了全體學生的情緒，於是決定第二天即５月４日早上全體遊行示威。大家掌聲如雷一致同意。

　　會後學生們紛紛脫下手錶、戒指，掏出銀元、鈔票資助明天遊行。夜深了，他們還在制

　　作旗幟、標語，起草傳單、宣言。北大沸騰了。

　　５月４日是星期天，中午過後，１３個學校３０００多學生陸續到達天安門廣場，人人手裏拿著小旗幟，上書“取消二十一條”、“還我青島”、“保我主權”以及“賣國賊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等口號。遊行隊伍浩浩蕩蕩從天安門出發，出中華門直奔東交民巷使館區，遞交陳詞。學生們一面高呼口號，一面散發傳單，從東交民巷往北走，經長安街、東單、再往北折，經石人衚同，大羊宜賓衚同來到趙家樓曹汝霖住宅。曹宅大門緊閉，警衛森嚴，憤怒學生乃破門而入，曹汝霖不在，把正和日本記者交談的駐日大使章宗祥痛打一頓，又在曹宅內放起一把火。

　　趙家樓濃煙滾滾，火光沖天，照亮了古城大地。這一正義的熊熊之火，將中國歷史畫了一個長長的休止符！

　　石破天驚。在那紅紅的火光燭照下，中國歷史翻開了新的一頁！

　　朱自清積極地參加了這一震撼中外的愛國鬥爭。五四狂風暴雨，深深地震動了他年輕的靈魂，似乎有一道不滅的精神之光，把他的世界照亮。天安門前如濤的吼聲，趙家樓的沖天大火，使他看到了中國的希望，本是一溝暮氣沉沉的死水，現在已開始奔突翻騰，充滿陰雲的天宇，也爆出了一絲光明。五四狂飚鼓蕩著他的血液，也激起了他的創作熱情。十年後，他曾説過，當時之所以創作，“是時代為之”，是五四運動“大夥兒蓬蓬勃勃的朝氣”，“緊逼”著他的緣故。加之這時《學燈》發表了他的處女作《睡罷，小小的人》，這就更激發了他寫詩的興趣。

　　由是，這個哲學系的青年學生，決意要拿起詩歌這管號角，來抒唱自己對現實的感號，向人間吹奏自己的心曲。在做完功課之後，他就浸沉在藝術想象世界裏，靈感與思辨比翼飛升，那些對人生問題的種種思索，常常幻化為生動形象，從腦際洶湧而出：

　　風雨沉沉的夜裏，前面一片荒郊。

　　走盡荒郊，

　　便是人們的道。

　　呀！黑暗裏歧路萬千，叫我怎樣走好？

　　“上帝！快給我些光明罷，讓我好向前跑！”

　　上帝慌著説，“光明？

　　我沒處給你找！

　　你要光明，

　　你自己去造”！

　　在這首題為《光明》的詩裏，他通過一個在風雨交加的暗夜裏，努力尋求出路的景象的創造，表達了自己對現實理性的思考。風雨沉沉，暗夜漫漫，光明之路在那裏？他的回答是積極的，光明絕不會從天上掉下來，也不能祈求別人賜予，一切都要靠自己的雙手去爭取。這種奮發圖強的精神狀態，正是五四斗爭風雨沐浴的結果。

　　這時期，朱自清完全沉浸在歡悅的海洋之中，在他年輕的感覺裏，似乎這個世界經過五四風暴沖刷之後，一切都煥然一新了。他對自我更有新的願望與新的追求，他要做一個無愧於這個時代的純潔青年。夜裏，他望著漆黑的天幕，一輪明月靜靜地撒下一片銀光，悄悄地籠罩著叢叢綠樹，在地上投下片片疏影，天宇一色清瑩，不見纖毫翳障。他禁不住從心中迸出一聲呼喊：月啊！我願永永浸在你的光明海裏，長是和你一般雪亮！

　　在這首《滿月的光》中，他通過時那光耀環宇的月景的描寫，抒發了自己嚮往光明的心境。

　　朱自清雖然時時漫步于遐想的天地裏，但他絕沒有忘卻現實的慘狀。在年關將至之時，他突然聽到安慶蠶桑女校學生為軍閥所蹂躪，心中無限悲憤。他駕馭著想象翅膀，先為人們展示了這樣一個充滿和平恬靜氣氛的景象：在如銀的月光裏，綠油油的草地上，一群羊靜靜地睡著，它們雪也似的毛和月光相映襯，十分美麗。接著，一群惡狼悄悄地從山上下來了，於是出現了一幕與前面絕然相反的令人心悸的慘景：狼們終於張開血盆般的口，露列著饞饞的牙齒，

　　像多少把鋼刀。

　　不幸的羊兒宛轉鋼刀下！

　　羊兒宛轉，

　　狼們享樂，

　　他們喉嚨裏時時透出來可怕的勝利的笑聲！

　　他們呼哨著去了。

　　碧油油的氈上，

　　新添了斑斑的鮮紅血跡。

　　……

　　這就是發表于１９１９年１２月１８日《時事新報》副刊《學燈》上題為《羊群》的詩。在這首詩裏，年輕的詩人把自己對現實的理性認識，孕育在具體可感的形象之中。狼就是軍閥，羊就是民眾，通過畫面前後鮮明的對照，突出了惡狼的兇殘和強暴。詩人寫的似乎是自然界的弱肉強食的現象，其實揭露的卻是現實社會人吃人的慘狀，從中抒發了自己對被損害者親切的同情，對封建軍閥強烈的憎恨，表達了他對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的詛咒！

　　１９１９年在朱自清生命史上佔有重要的一頁，雖然付出了一些代價，《北京大學日刊》上缺課名單中，也不時出現他的名字，但生活是十分充實的，如白綾一樣鋪展開來的人生長卷上，總多少抹上些鮮艷的色彩，濺上了戰鬥的徵泥。１９１９年即將過去，新的一年就要來臨，在年終歲盡的一個夜晚，他懷著激動的心情寫下了一首名為《新年》的詩篇。夜幕沉沉，

　　籠著大地。

　　新年天半飛來，

　　啊！好美麗鮮紅的兩翅！

　　她口中含著黃澄澄的金粒——“未來”的種子。

　　翅子“拍拍”的聲音驚破了寂寞。

　　他們血一般的光，

　　照徹了夜幕；

　　幕中人醒，

　　看見新年好樂！

　　新年交給他們

　　那顆圓的金粒；

　　她説，“快好好地種起來，這是你們生命的秘密！”

　　在青年朱自清的心中，那迎著五四風暴而來的新的一年，是何等光彩動人啊！她已被他詩化為給大地帶來光明，給未來帶來希望的天使，她含來金黃色的種子，便是祖國嶄新未來的象徵，新年就是新的開始。這一美麗的形象，包孕著詩人一個美麗的憧憬，即希冀五四運動播下的種子，在時代雨露的沐浴下，綻開出美麗的花，結出豐碩的果。在這段時間裏，詩之女神時時用她的縴手撩撥他的心弦，靈感猶如山澗流不盡的泉水，頻頻地衝激他的心門。他常常抓住對自然界的感知，去作哲理性的深遽思索，將散落的點點滴滴的發現和感興，熔鑄成優美的詩篇。他歌頌那“一陣陣透出赤和熱”的煤，讚美它給人間帶來“美麗”和“光明”，他咏唱“立在陽光裏”，“甦醒了”的小草，頌揚她給大地帶來了“春意”，他感謝悄沒聲兒地立在北河沿上的路燈，説它是“我們唯一的慧眼”：他們幫著我們了解自然；讓我們看出前途坦坦。

　　他們是好朋友，

　　給我們希望和慰安。那些發光的“煤”，向陽的“小草”，光明的“路燈”，分明都含有象徵的意味，富有藝術的暗示性，微妙地表露了青年朱自清的內心秘密。

　　過年不久，朱自清開始忙起來了，因為大考就要到了，他在三年時間裏已經修完了哲學系的四年課程，現在要準備畢業考試了。不料，平民教育講演團卻加緊了活動，３月間，鄧中夏為了便於開展革命工作，將平民教育講演團分為四組，朱自清任第四組書記，負起了領導的責任。４月６日，講演團一清早冒著春寒，從北京出發乘車到通縣，十時左右到達，飯後十一時許，分組在熱鬧地方講演，共講六次，聽眾達五百餘人，朱自清講題為《平民教育是什麼？》和《靠自己》。結束後到潞河公園遊覽，並參觀了通俗圖書館。１９２１年９月，講演團在一份總結材料中曾提到這次講演情況：“居民皆前擁後隨，得以聽講為快”。這時陳獨秀、李大釗把視線關注于勞工運動，積極籌備“五一”勞動節活動，要開展一次規模宏大的宣傳攻勢。５月１日這一天，艷陽似火，群情興奮，北京大學工人和學生５００多人舉行了紀念大會，號召人們把“五一”節當作引路明燈，向光明道路前進。第二天，平民教育講演團立即配合，深入群眾進行宣傳，朱自清在北京街頭作了題為《我們為什麼要紀念勞動節》的演講，他慷慨陳言，向人們介紹了“五一”節的來歷和紀念的意義。

　　就在紅色的５月裏，他順利地通過畢業考試，提前一年畢業了。

　　當他私自慶倖十分高興時，又接到家書，他的長女採芷誕生了，真是雙喜臨門呵！

　　６月，他戀戀不捨地告別了哺育他多年的北京大學，整裝南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