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向之痛》

央視國際 2004年06月11日 11:32

　　作者 黃永玉

　　鐘書先生活了八十八歲。他生於一九一O年，大我十四歲，

　　我榮幸地和他一起在一九四七年的上海挨一本只辦了一期、名叫《同路人》雜誌的罵。罵得很兇，很要命，説我們兩個人在文化上做的事對人民有害，遲早是未路一條……

　　鐘書先生是有學問的人，底子厚，他有恃無恐；我不行，我出道才幾年，受不了這種驚嚇，覺得在上海混生活很不容易了，不應該受到這種蠻橫的待遇。害我難過了起碼半年。

　　既然是一起挨罵，倒去找了好幾本錢先生的書來讀，在同輩朋友中間開始引用錢先生的雋語作為談助。

　　那種動蕩的年代，真正的學問和智慧往往是黑夜裏的星星。

　　五十年代在北京和錢先生、季康夫人有了交往，也曾提起過那本《同路人》雜誌，錢先生説：“……老實説，我真希望今天他們福體安泰……”

　　有一晚下大雪，我跟從文表叔、錢先生在一個什麼館子吃過飯，再到民族飯店去看一位外地前來開會的朋友。那位朋友住在雙人房，不久同房的人回來了，是位當紅的學者。他穿著水獺皮領子黑呢大衣，原也是沈、錢的熟人，一邊寒暄一邊拍抖大衣上的雪屑：

　　“……就在剛才，周揚同志請吃飯……哎呀！太破費了，叫了那麼多菜，就我們三個人，周揚同志坐中間，我坐周揚同志左邊，紅線女坐周揚同誌右邊……真叫人擔心啦！周揚同志這幾天患感冒了，這麼大的雪還要抱病請我吃飯，真叫人擔心啦……”

　　探訪朋友的時空讓這位幸福的學者覆蓋了。錢先生嫣然地徵求我們的意見：“我看，我們告辭了吧！”

　　受訪的朋友挽留不住，在房門口握了手。

　　下樓梯的時候，錢先生問我：

　　“記不記得《金瓶梅》裏頭的謝希大、應伯爵？……”

　　“文革”後，聽説那位學者也是個“好人”，幾十年的世界，連做好人都開始微妙起來。

　　五十年代末，有一回在全聚德吃烤鴨。那時候聚在一起吃一次東西是有點負疚的行為。錢先生知道我是靠星期天郊區打措來維持全家營養的。他從來沒有這麼野性地生活過，有興趣問我這樣那樣，提一些擔心的外行問題。他説他雖然不可能跟我去嘗試一次這樣的壯遊，倒是能給我開一張有關打獵的書目。於是順手在一張長長的點菜單正反面寫了近四五十部書二這張東西“文革”之前是在書裏夾著的，後來連書都沒有了。

　　他還説到明朝的一本筆記上記載的漢人向蒙古人買獸皮的材料，原先訂的契約是一口大鍋子直徑面積的獸皮若干錢，後來漢人買主狡辯成滿滿一大鍋子立體容量的獸皮若干錢了。他説：“兄弟民族一貫是比我們漢族老大哥守信用的。

　　“四人幫”覆亡之後，錢先生和季康夫人從幹面衚同宿舍搬到西郊三里河的住處，我有幸也搬到那裏，正所謂

　　“夫子宮墻”之內。打電話給他這麼説，他哈哈大笑：

　　“緣分！緣分！又綁在一起了！”

　　房子是好的，名氣難聽。“資本主義復辟樓”。後簡稱為“復辟樓”，這是因為那時大家的居住條件不好，而一圈高高的紅圍墻圈著可望而不可及的十八幢漂亮的樓房，恰好衝著來往于西郊必經之路上，大家見了有氣。那時時興這樣一種情緒：“夠不著，罵得著。”後來緩和點了，改稱“部長樓”，也頗令人難堪。

　　院子大，路也好，每個門口都可以泊車。有不少綠陰。早上，一對對的陌生和面熟的老夫婦繞著院子散步，互間早安。錢先生和季康夫人都能見得到；還有金山夫婦，俞平伯夫婦……天氣好，能走得動的都出來了，要都叫得出名字的話，可算是一個盛景。

　　二十多年來，相距二百米的路，我只去探訪過錢家一兩次。我不是不想去，只是自愛，只是珍惜他們的時間。有時南方家鄉送來春茶或春筍，先打個電話，東西送到門口也就是了。

　　錢先生一家四口四副眼鏡，星期天四人各佔一個角落埋頭看書，這樣的家我頭一次見識。

　　家裏四壁比較空，只挂著一幅很普通的清朝人的畫，可能畫家跟錢家有值得紀念的事。錢先生仿佛講過，我忘記了，憑一點小意思挂起來的。

　　書架和書也不多，起碼沒有我多；問錢先生：您的書放在哪？他説圖書館有，可以去借。（！！！）

　　有權威人士年初二去拜年，一番好意也是人之常情，錢家都在做事，放下事情走去開門，來人説了春節好跨步正要進門，錢先生只露出一些門縫忙説：

　　“謝謝！謝謝！我很忙！我很忙！謝謝！謝！”　　

　　那人當然不高興，説錢鍾書不近人情。

　　事實上錢家夫婦是真的忙著寫東西，有他們的工作計劃，你是個富貴閒人，你一來，打斷了思路，那真是傷天害理到家。人應該諒解和理會的。

　　四人幫橫行的時候，忽然大發慈悲通知學部要錢先生去參加國宴。辦公室派人去通知錢先生。錢先生説：

　　“哈！我不去，我很忙，我不去，哈！”

　　“這是江青同志點名要你去的！”

　　“哈！我不去，我很忙，我不去，哈！”

　　“那麼，我可不可以説你身體不好，起不來？”

　　“不！不！不！我身體很好，你看，身體很好！哈！我很忙，我不去，哈！”

　　錢先生沒有出門。

　　他的世界裏，沒有打架這個辭……

　　錢先生和季康夫人光臨舍下那是無邊地歡迎的，因為起碼確信我沒有打擾他們，於是就喝茶，就聊天。

　　有一次錢先生看到舍下墻上挂著太炎先生的對聯。我開玩笑地説：

　　“魯迅的對聯找不到，弄他老師的挂挂。”

　　於是錢先生開講了太炎先生有趣的掌故。聽荒蕪兄説，錢先生有一個幾乎像兒子似的學生，文革時忽然翻了臉，揭發、鬥爭，甚至霸佔了他的居室，任意使用他的書籍材料……

　　我提起這件事，他淺淺地笑了一笑：“過去了！過去了！人人身上都長過痘子。”

　　“那比痘子毒多了！”我説，“其實，現在我可以去打他一頓！”

　　這麼一説，他睜大眼睛從眼眶上看著我。看起來，這方面我們是兩個世界的人；他那個世界沒有打架這個辭，他不懂現實生活中拳頭的作用。

　　八十年代我差點出了一次醜，是錢先生給我解的圍。

　　國家要送一份重禮給日本廣島市，作為原子彈爆炸的悼念，派我去了一趟廣島，向市長征求意見，如果我畫一張以「鳳凰涅盤」的寓意大幅國畫，是不是合適？市長懂得鳳凰火裏再生的意思，表示歡迎。我用了一個月時間畫完了這幅作品，題的就是“鳳凰涅盤”四個字。

　　（説件好笑的插曲。我工作的地點在玉泉山林彪住過的那幢房子。畫在大廳畫，原來的排設一點沒動；晚上睡在林彪的那張大床上。有人問我晚上怕不怕？年青時候我跟真的死人都睡過四五天，沒影的事有何可怕？）

　　眼看代表團就要出發了，團長是王震老人。他關照我寫一個簡要的“鳳凰涅盤”的文字根據，以便到時候派用場。我説這事情簡單，回家就辦。

　　沒想到一動手問題出來了，有關這四個字的材料一點影也沒有。《辭源》、《辭海》、《中華大辭典》、《佛學大辭典》、《人民日報》資料室，遍北京城一個廟一個寺的和尚方丈、民族學院、佛教協會都請教透了，沒有！

　　這就嚴重了。

　　三天過去，眼看出發在即，可真是有點茶飯不進的意思。晚上，忽然想到遠在天邊、近在眼前的救星錢先生，連忙挂了個電話：

　　“錢先生，平時絕不敢打攪你，這一番我顧不得禮貌了，只好搬師傅下山，‘鳳凰涅盤’我查遍問遍北京城，原以為容易的事，這一趟難倒了我，一點根據也查不出……”

　　錢先生就在電話裏説了以下的這些話：

　　“這算什麼根據？是郭沫若一九二一年自己編出來的一首詩的題目。三教九流之外的發明，你哪找去？”

　　“鳳凰跳進火裏再生的故事那是有的，古羅馬錢幣上有過浮雕紋樣；也不是羅馬的發明，可能是從希臘傳過去的故事，説不定和埃及、中國都有點關係……這樣吧！你去翻一翻《大英百科》……啊！不！你去翻翻中文本的《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在第三本裏可以找得到。”

　　我馬上找到了。解決了所有的問題。

　　有一回，不知道怎樣説到一位也寫理論文章的雜文家：

　　“……他罵從文，也罵我，以前捧周揚，後來對周揚又不怎麼樣。看起來，我們要更加努力工作了，他們才有新材料好罵。我們不為他設想，以後他怎麼過日子？……”

　　祖國的文化像森林，錢先生是林中巨樹。人要懂得愛護森林，它能清鮮空氣，調節水土。摧殘森林，圖一時之快的教訓太嚴峻了。我寫了首詩悼念錢先，並問候季康夫人。

　　哭罷！森林！

　　該哭的時候才哭！

　　不過，你已經沒有眼淚。

　　只剩下根的樹不再活。

　　所以，今天的黃土是森林的過去；

　　毀了森林再夏禹治水何用？

　　更遙遠的過去還有恐龍啊！

　　今天，給未來的孩子只留下灰燼嗎？

　　孩子終有一天

　　不知道樹是什麼，

　　他們呼吸幹風！

　　樹，未來的傳説。

　　那一天，

　　如果還有一種叫做孩子的話……

　　一九九九年一月四日夜于香港山之半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