懷念從文

央視國際 2004年06月10日 19:46

　　作者 巴金

　　今年五月十日從文離開人世，我得到他夫人張兆和的電報後想起許多事情，總覺得他還同我在一起，或者聊天，或者辯論，他那溫和的笑容一直在我眼前，隔一天我才發出回電：“病中驚悉從文逝世，十分悲痛。文藝界失去一位傑出的作家，我失去一位正直善良的朋友，他留下的精神財富不會消失。我們三十、四十年代相聚的情景還歷歷在目。小林因事赴京，她將代我在亡友靈前敬獻花圈，表達我感激之情。我永遠忘不了你們一家。請保重。”都是些極普通的話。沒有一滴眼淚，悲痛卻在我的心裏，我也在埋葬自己的一部分。那些充滿信心的歡聚的日子，那些奮筆和辯論的日子都不會回來了。這些年我們先後遭逢了不同的災禍，在泥濘中掙扎，他改了行，在長時間的沉默中，取得卓越的成就，我東西奔跑，唯唯諾諾，羨慕枝頭歡叫的喜鵲，只想早日走儘自我改造的道路，得到的卻是十年一夢，床頭多了一盒骨灰，現在大夢初醒，卻仿佛用盡全身力氣，不得不躺倒休息，白白地望著遠方燈火，我仍然想奔赴光明，奔赴希望。我還想求助於一些朋友。從文也是其中的～位，我真想有機會同他暢談。這個時候突然得到他逝世的噩耗，我才明白過去那一段生活已經和亡友一起遠去了，我的唁電表達的就是一個老友的真實感情。

　　一連幾天我翻看上海和北京的報紙，我很想知道一點從文最後的情況。可是日報上我找不到這個敬愛的名字。後來才讀到新華社郭玲春同志簡短的報道，提到女兒小林代我獻的花籃，我認識郭玲春，卻不理解她為什麼這樣吝惜自己的筆墨，難道不知道這位熱愛人民的善良作家的最後牽動著全世界多少讀者的心？！可是連這短短的報道多數報刊也沒有採用。小道消息開始在知識界中間流傳。這個人究竟是好是病，是死是活，他不可能像輕煙散去，未必我得到噩耗是在夢中？！一個來探病的朋友批評我：“你錯怪了郭玲春，她的報道沒有受到重視，可能因為領導不曾表態，人們不知道用什麼規格發表訃告，刊載消息。不然大陸以外的華文報紙刊出不少悼念文章，惋惜中國文壇巨大的損失，而我們的編輯怎麼能安心酣睡，仿佛不曾發生任何事情？！”

　　我並不信服這樣的論斷，可是對我談論規格學的熟人不止他一個，我必須尋找論據答覆他們。這個時候小林回來了，她告訴我她從未參加過這樣感動人的告別儀式，她説沒有達官貴人，告別的只是些親朋好友，廳子裏播放死者生前喜愛的樂曲。老人躺在那裏，十分平靜，仿佛在沉睡，四週幾籃鮮花，幾盆綠樹，每個人手中拿一朵月季，走到老人眼前，行了禮，將花放在他身邊過去了。沒有哭泣，沒有呼喚，也沒有噪音驚醒他，人們就這樣平靜地跟他告別，他就這樣坦然地遠去。小林説不出這是一種什麼規格的告別儀式，她只感覺到莊嚴和真誠。我説正是這樣，他走得沒有牽掛、沒有遺憾，從容地消失在鮮花和綠樹叢中。

　　一百多天過去了。我一直在想從文的事情。

　　我和從文見面在一九三二年。那時我住在環龍路我舅父家中。南京《創作月刊》的主編汪曼擇來上海組稿，一天中午訪我在一家俄國西萊社吃中飯，除了我還有一位客人，就是從青島來的沈從文。我去法國之前讀過他的小説，一九二八年下半年在巴黎我幾次聽見胡愈之稱讚他的文章，他已經發表了不少的作品。我平日講話不多，又不善於應酬，這次我們見面談了些什麼，我現在毫無印象，只記得談得很融洽。他住在西藏路上的一品香旅社，我同他去那裏坐了一會，他身邊有一部短篇小説集的手稿，想找個出版的地方，也需要用它換點稿費。我陪他到閘北新中國書局，見到了我認識的那位出版家，稿子賣出去了，書局馬上付了稿費，小説過四五個月印了出來，就是那本《虎維》。他當天晚上去南京，我同他在書局門口分手時，他要我到青島去玩，説是可以住在學校的宿舍裏。我本來要去北平，就推遲了行期，九月初先去青島，只是在動身前寫封短信通知他。我在他那裏過得很愉快，我隨便，他也隨便，好像我們有幾十年的交往一樣。他的妹妹在山東大學唸書，有時也和我們一起出去走走看看。他對妹妹很友愛，報體貼，我早就聽説，他是自學出身，因此很想在妹妹的教育上多下工夫，希望她熟悉他自己想知道卻並不很了解的一些知識和事情。

　　在青島他把他那間屋子讓給我，我可以安靜地寫文章、寫信，也可以毫無拘束地在櫻花林中散步。他有空就來找我，我們有話就交談，無話便沉默。他比我講得多些，他聽説我不喜歡在公開場合講話，便告訴我他第一次在大學講課，課堂裏坐滿了學生，他走上講臺，那麼多年輕的眼睛望著他，他紅著臉，一句話也講不出來，只好在黑板上寫了五個字“清等五分鐘”。他就是這樣開始教課的。他還告訴我在這之前他每個月要賣一部稿子養家，徐志摩常常給他幫忙，後來，他寫多了，賣稿有困難，徐志摩便介紹他到大學教書，起初到上海中國公學，以後才到青島大學。當時青大的校長是小説《玉君》的作者楊振聲，後來他到北平工作，還是和從文在一起。

　　在青島我住了一個星期。離開的時候他知道我要去北平，就給我寫了兩個人的地址，他説，到北平可以去看這兩個朋友，不用介紹，只提他的名字，他們就會接待我。

　　在北平我認識的人不多。我也去看望了從文介紹的兩個人，一位姓程，一位姓夏。一位在城裏工作，業餘搞點翻譯：一位在燕京大學教書。一年後我再到北平，還去燕大夏雲的宿舍裏住了十幾天，寫完中篇小説《電》。我只説是從文介紹，他們待我十分親切。我們談文學，談得更多的是從文的事情，他們對他非常關心。以後我接觸到更多的從文的朋友，我注意到他們對他都有一種深的感情。

　　在青島我就知道他在戀愛。第二年我去南方旅行，回到上海得到從文和張兆和在北平結婚的消息，我發去賀電，祝他們“幸福無量”。從文來信要找到他的新家作客。在上海我沒有事情，決定到北方去看看，我先去天津南開中學，同我哥哥李堯林一起生活了幾天，便搭車去北平。

　　我坐火力車去府右街達于營，門牌號數記不起來了，總之，順利地到了沈家。我只提了一個藤包，裏面一件西裝上衣、兩三本書和一些小東西。從文帶笑地緊緊握著我的手，説：“你來了。”就把我接送客廳。又介紹我認識他的新婚夫人，他的妹妹也在這裡。

　　客廳連接一間屋子，房內有一張書桌和一張床，顯然是主人的書房。他把我安頓在這裡。

　　院子小，客廳小，書房也小，然而非常安靜，我住得很舒適。正房只有小小的三間，中間那間又是飯廳，我每天去三次就餐，同桌還有別的客人，卻讓我坐上位，因此感到一點拘束。但是除了這個，我在這裡完全自由活動，寫文章看書，沒有干擾，除非來了客人。

　　我初來時從文的客人不算少，一部分是教授、學者，另一部分是作家和學生。他不在大學教書了。楊振聲到北平主持一個編教科書的機構，從文就在這機構裏工作，每天照常上下班，我只知道朱自清同他在一起。這個時期他還為天津《大公報》編輯《文藝》副刊，為了寫稿和副刊的一些事情，經常有來同他商談。這些已經夠他忙了，可是他還有一件重要的工作，天津《國聞週報》上的連載：《記丁玲》。

　　根據我當時的印象，不少人焦急地等待著每一週的《國聞週報》，這連載是受到歡迎，得到重視的，一方面人們敬愛丁玲，另一方面從文的文章有獨特的風格，作者用真摯的感情講出讀者心裏的話。丁玲幾個月前被捕，我從上海動身時，“良友文學叢書”的編者趙家璧委託我向從文組稿，他願意出高價得到這部“好書”，希望我幫忙，不讓別人把稿子拿走。我辦到了。可是出版界的形勢越來越惡化，趙家璧拿到全稿，已無法編人叢書排印，過一兩年他花幾百元買下一位圖書審查委員的書稿，算是行賄，《記丁玲》才有機會作為“良友文學叢書”之一見到天日。可是刪別太多，尤其是後半部，那麼多的XX！以後也沒有能重版，更説不上恢復原貌了。

　　五十五年過去了，從文在達子營寫連載的事，我還不曾忘記，寫到結尾他有些緊張，他不願辜負讀者的期待，又關心朋友的安危，交稿期到他常常寫作通宵。他愛他的老友，他不僅為她呼籲，同時也在為她的自由奔走。也許這呼籲、這奔走沒有多大用處，但是他盡了全力。

　　最近我意外地找到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十四日寫給從文的信，裏面有這樣的話：“前兩個月我和家寶常見面，我們談起你，覺得在朋友中詩人最好、最熱心幫忙的人只有你，至少你是第一個。這是真話。”

　　我記不起我是在什麼情形裏寫下這一段話。但這的確是真話。在一九三四年也是這樣，一九八五年我最後一次看見他，他在家養病，假牙未裝上，講話不清楚。幾年不見他，有一肚皮的話要説，首先就是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信上那幾句。但是望著病人的浮腫的臉，坐在堆滿書的小房間裏，我覺得有什麼東西堵塞了咽喉，我仿佛回到了一九三四年、一九三三年。多少人在等待《國聞週報》上的連載，他那樣勤奮工作，那樣熱情寫作。《記丁玲》之後又是《邊城》，他心愛的家鄉的風景和他關心的小人物的命運，這部中篇經過幾十年並未失去它的想力，還鼓舞美國的學者長途跋涉，到美麗的湘西尋找作家當年的腳跡。

　　我説過我在從文家作客的時候，他編輯的《大公報文藝》副刊和讀者見面了。單是為這個副刊，他就要做三方面作：寫稿、組稿、著稿。我也想得到他的忙碌，但從未聽見他訴苦。我為《文藝》寫過一篇散文，發刊後我拿回原稿。這手後來捐贈北京圖書館了。我的鋼筆字很差，墨水淺談，只能説是勉強可讀，從文卻用毛筆填寫得清清楚楚。我真想謝謝他，可是我知道他從來就是這樣工作，他為多少年輕人看稿、改稿，並設法介紹出去。他還花錢刊印一個青年詩人的第一本詩集併為它作序。不是聽説，我親眼見到那本詩集。

　　從文就是這樣一個人。他不喜歡表現自己。可是我和他接觸較多，就看出他身上有不少發光的東西。不僅有很高的才華，他還有一顆金子般的心。他工作多，事業發展，自己並不曾得到甚些報酬，反而引起不少的吱吱喳喳。那些吱吱喳喳加上多少年的小道消息，發展為今天所謂的爭議，這爭議曾經一度把他趕出文壇；不讓他給寫進文學史。但他還是默默地做他的工作（分配給他的新的工作），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一樣地做出出色的成績。我接到香港寄來的那本關於中國服裝史的大書，一方面為老友新的成就感到興奮，一方面又痛惜自己浪費掉的幾十年的光陰。我想起來了，就是在他那個新家的客廳裏，他對我不止講過一次這樣的話：“不要浪費時間。”後來他在上海對我、對靳以、對蕭乾也講過類似的話。我當時並不同意，不過我相信他是出於好心。

　　我在達子營沈家究竟住了兩個月或三個月，現在講不清楚了。這説明我的病（帕金森氏綜合症）在發展，不少的事逐漸走向遺忘。所以有必要記下不曾忘記的那些事情。不久靳以為文學季刊社在三座門大街十四號租了房子，要我同他一起搬過去，我便離開了從文家。在靳以那裏一直住到第二年七月。

　　北京圖書館和北海公園都在附近，我們經常去這兩處。從文非常忙，但在同一座城裏，我們常有機會見面，從文還定期為《文藝》副刊宴請作者。我經常出席。他仍然勸我不要浪費時間。我發表的文章他似乎全讀過，有時也坦率地提些意見，我知道他對我很關心，對他們夫婦只有好感，我常常開玩笑地説我是他們家的食客，今天回想起來我還感到溫暖。一九三四年《文學季刊》創刊，兆和為創刊號寫稿，她的第一篇小説《湖畔》受到讀者歡迎。她唯一的短篇集後來就收在我主編的“文學叢刊”裏。

　　我提到坦率，提到真誠，因為我們不把話藏在心裏，我們之間自然會出現分歧，我們對不少的問題都有不同的看法。可是我要承認我們有過辯論，卻不曾有爭論。我們辨是非，並不爭勝負。

　　在從文和蕭乾的書信集《廢郵存底》中還保存著一封他給我的長信《給某作家》（一九三七）。我一九三五年在日本橫濱編寫的《點滴》裏也有一篇散文《沉落》是寫給他的。從這兩封信就可以看出我們間的分歧在什麼地方。

　　一九三四年我從北平回上海，小住一個時期，動身去日本前為《文學》雜誌寫了一個短篇《沉落》。小説發表時我已到了橫濱，從文讀了《沉落》非常生氣，寫信來質問我：“寫文章難道是為著泄氣？！”我也動了感情，馬上寫了回答，我承認“我寫文章沒有一次不是為著泄氣”。

　　他為什麼這樣生氣？因為我批評了周作人一類的知識分子，周作人當時是《文藝》副刊的一位主要撰稿人，從文常常尊敬的口氣談起他。其實我也崇拜過這個人，我至今還喜歡讀他的一部分文章，從前他思想開明，對我國新文學的發展有過大的貢獻。可是當時我批判的、我擔心的並不是他的著作，而是他的生活、他的行為。從文認為我不理解周，我看倒是從文不理解他。可能我們兩人對周都不理解，但事實是他終於做了為侵略者服務的漢奸。

　　回國以後我還和從文通過幾封長信繼續我們這次的辯論，因為我又發表過文章，針對另外一些熟人，譬如對朱光潛的批評，後來我也承認自己有偏見，有錯誤。從文著急起來，他勸我不要“那麼愛理會小處”、“莫把感情火氣過分糟蹋到這上面”。他責備我：“什麼米米大的小事如XXX之類的閒言小語也使你動火，把小東小西也當成敵人，”還説：“我覺得你感情的浪費真極可惜。”

　　。我記不起我怎樣回答他，因為我那封留底的長信在“文革”中丟失了，造反派抄走了它，就沒有退回來。但我記得我想向他説明我還有理性，不會變成狂吠的瘋狗。我寫信，時而非常激動，時而停筆發笑，我想；他有可能擔心我會發精神病。我不曾告訴他，他的話對我是連聲的警鐘，我知道我需要克制，我也懂得他所説的“在一堆沉默的日子裏討生活”的重要。我稱他為“敬愛的畏友”，我衷心地感謝他。當然我並不放棄我的主張，我也想通過辯論説服他。

　　我回國那年年底又去北平，靳以回天津照料母親的病，我到三座門大街結束《文學季刊》的事情，給房子退租。我去了達子營從文家，見到從文伉儷，非常親熱。他説：“這一年你過得不錯嘛。”他不再主編《文藝》副刊，把它交給了蕭乾，他自己只編輯《大公報》的《星期文藝》，每週出一個整版。他向我組稿，我一口答應，就在十四號的北屋裏，每晚寫到深夜，外面是嚴寒和靜寂。北平顯得十分陌生，大片烏雲籠罩在城市的上空，許多熟人都去了南方，我的筆拉不回兩年前同朋友們歡聚的日子，屋子裏只有一爐火，我心裏也在燃燒，我寫，我要在暗夜裏叫號。我重復著小説中人物的話：“我不怕……因為我有信仰。”

　　文章發表的那天下午我動身回上海，從文兆和到前門車站送行。“你還再來嗎？”從文微微一笑，緊緊握著我的手。

　　我張開口吐出一個“我”字，聲音就啞了，我多麼不願意在這個時候離開他們！我心裏想：“有你們在，我一定會來。”

　　我不曾失信，不過我再來時已是十四年之後，在一個炎熱的夏天。

　　抗戰期間蕭珊在西南聯大唸書，一九四○年我從上海去昆明看望她，一九四一年我又從重慶去昆明，在昆明過了兩個暑假。從文在聯大教書，為了躲避敵機轟炸，他把家遷往呈貢，兆和同孩子們都住在鄉下。我們也乘火車去過呈貢看望他們。那個時候沒有教師節，教書老師普遍受到輕視，連大學教授也難使一家人溫飽，我曾經説過兩句話：“錢可以賺到更多的錢。書常常給人帶來不幸。”這就是那個社會的特點。他的文章寫得少了，因為出書困難；生活水平降低了，吃的、用的東西都在漲價，他不叫苦，臉上始終露出溫和的微笑。我還記得在昆明一家小飯食店裏幾次同他相遇，一兩碗米線作為晚餐，有西紅柿。還有雞蛋，我們就滿足了。

　　在昆明我們見面的機會不多，但是我們不再辯論了，我們珍惜在一起的每時每刻，我們同遊過西山龍門，也一路跑過警報，看見炸彈落下後的濃煙，也看到血淋淋的屍體。過去一段時期他常常責備我：“你總説你有信仰，你也得讓別人感覺到你的信仰在哪。”現在連我也感覺得到他的信仰在什麼地方。只要看到他臉上的笑容或者眼裏的閃光，我覺得心裏更踏實。離開昆明後三年中，我每年都要寫信求他不要放下筆，希望他多寫小説。我説；“我相信我們這個民族的潛在力量，”又説：“我極贊成你那埋頭做事的主張。”沒有能再去昆明，我更想念他。

　　他並不曾擱筆，可是作品寫得少。他過去的作品早已絕版，讀到的人不多。開明書店願意重印他的全部小説，他陸續將修訂搞寄去。可是一部分底稿在中途遺失，他嘆惜地告訴我，丟失的稿子偏偏是描寫社會疾苦的那一部分，出版的幾冊卻都是關於男女事情的，“這樣別人更不了解我了。”

　　最後一句不是原話，他也不僅説一句，但大意是如此。抗戰前他在上海《大公報》發表過批評海派的文章引起強烈的反感。在昆明他的某些文章又得罪了不少的人。因此常有對他不友好的文章和議論出現。他可能感到一點寂寞，偶爾也發發牢騷，但主要還是對那種越來越重視金錢、輕視知識的社會風氣。在這一點我倒理解他，我在寫作生涯中挨過的罵可能比他多，我不能説我就不感到寂寞。但是我並沒有讓人罵死。我也看見他倒了又站起來，一直勤奮地工作，最後他被迫離開了文藝界。

　　那是一九四九年的事。最初北平和平解放，然後上海解放。六月我和靳以、辛笛、健吾、唐弢、趙家璧他們去首次全國文代會，見到從各地來的許多熟人和分別多年的老友，還有更多的獻出自己的青春和心血的文藝戰士。我很感動。也很興奮。

　　但是從文沒有露面，他不是大會的代表。我們幾個人到他的家去，見到了他和兆和，他們早已不住在達子營了，不過我現在也説不出他們是不是住在東堂子衚同，因為一晃就是四十年，我的記憶模糊了，這幾十年中間我沒有看見他住過寬敞的房屋。最後他得到一個舒適的住處，卻已經疾病纏身，只能讓人攙扶著在屋裏走走。我至今未見到他這個新居，一九八五年五月後我就未去過北京，不是我不想去，但我越來越舉步艱難了。

　　首屆文代會期間我們幾個人去從文家不止一次，表面上看不出他有情緒，他臉上仍然露出微笑。他向我們打聽文藝界朋友的近況，他關心每一個熟人。然而文藝界似乎忘記了他，不給他出席文代會，以後還把他分配到歷史博物館，讓他做講解員，據説鄭振掉到那裏參觀一個什麼展覽，見過他，但這是以後的事了。這年九月我第二次來北平出席全國政協會議，接著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北京又成為首都，這次我大約住了三個星期，我幾次看望從文，交談的機會較多，我才了解一些真實情況。北京解放前後當地報紙上刊載了一些批判他的署名文章，有的還是在香港報上發表過的，十分尖銳。他在圍城裏，已經感到很孤寂，對形勢和政策也不理解，只希望有一兩個文藝界熟人見見他，同他談談。他當時戰戰兢兢，如履薄冰，仿佛就要掉進水裏，多麼需要人來拉他一把，可是他的期望落了空。他只好到華北革大去了，反正知識分子應當進行思想改造。

　　不用説，他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不僅在今天，在當時我就有這樣的看法，可是我並沒有站出來替他講過話，我不敢，我總覺得自己頭上有一把達摩克利斯的寶劍。從文一定感到委屈，可是他不聲不響、認真地幹他的工作。政協會議以後，第二年我去北京開會，休會的日子我去看望過從文，他似乎很平靜，仍舊關心地問到一些熟人的近況。我每次赴京，總要去看看他。他已經安定下來了。對瓷器、對民間工藝、對古代服裝他都有興趣，談起來頭頭是道。我暗中想，我外表忙忙碌碌，有説有笑，心裏卻十分緊張，為什麼不能坐下來，埋頭譯書，默默地工作幾年，也許可以做出一點成績。然而我辦不到，即使由我自己作主，我也不願放下筆，還想換一支新的來歌頌新社會。我下決心深入生活，卻始終深不下去，我參加各種活動，也始終浮在面上，經過北京我沒有忘記去看他，總是在晚上去，兩三間小屋，書架上放滿了線裝書，他正在工作，帶著笑容歡迎我，問我一家人的近況，問一些熟人的近況。兆和也在，她在《人民文學》編輯部工作，偶爾談幾句雜誌的事。有時還有他一個小女兒（侄女），他們很喜歡她，兩個兒子不同他們住在一起。

　　我大約每年去一次，坐一個多小時，談話他談得多一些，我也講我的事，但總是他問我答。我覺得他心裏更加踏實了。我講話好像只是在替自己辯護。我明白我四處奔跑，卻什麼都抓不住。心裏空虛得很。我總疑心他在問我：你這樣跑來跑去，有什麼用處？不過我不會老實地對他講出來。他的情況也逐漸好轉，他參加了人民政協，在報刊上發表詩文。

　　“文革”前我最後一次去他家，是在一九六五年七月，我就要動身去越南採訪。是在晚上，天氣熱，房裏沒有燈光，磚地上鋪一床席子，兆和睡在地上，從文説：“三姐生病，我們外面坐。”我和他各人一把椅子在院子裏坐了一會，不知怎樣我們兩個講話都沒有勁頭，不多久我就告辭走了。當時我絕沒想到不出一年就會發生“文化大革命”，但是我有一種感覺我頭上那把利劍，正在緩緩地往下墜。“四人幫”後來批判的“四條漢子”已經揭露出三個，我在這年元旦聽過周揚一次談話，我明白人人自危，他已經在保護自己了。

　　旅館離這裡不遠，我慢慢地走回去，我想起過去我們的辯論，想起他勸我不要浪費時間，而我卻什麼也搞不出來。十幾年過去了，我不過給添了一些罪名。我的腳步很沉重，仿佛前面張開三個大網，我不知道會不會投進網裏，但無論如何一個可怕的、摧毀一切的、大的運動就要來了。我怎能夠躲開它？

　　回到旅館我感到精疲力盡，第二天早晨我就去機場，飛向南方。

　　在越南我進行了三個多月的採訪，回到上海，等待我的是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每週開會討論一次，人人表態，看得出來，有人慢慢地在收網，“文化大革命”就要開場了。我有種種的罪名，不但我緊張，朋友們也替我緊張，後來我找到機會在會上作了檢查，自以為卸掉了包袱。六月初到北京開會（亞非作家緊急會議），在機場接我的同志小心囑咐我“不要出去找任何熟人”。我一方面認為自己已經過關，感到輕鬆，另一方面因為運動打擊面廣，又感到恐怖。我在這種奇怪的心境之下忙了一個多月，我的確“沒出去找任何熟人”，無論是從文、健吾或者冰心。

　　但是會議結束，我回到機關參加學習，才知道自己仍在網裏，真是在劫難逃了。進了牛棚，仿佛落入深淵，別人都把我看作罪人，我自己也認為有罪，表現得十分恭順。絕沒有想到這個所謂“觸及靈魂”的“革命”會持續十年。在靈魂受到熬煎的漫漫長夜裏，我偶爾也想到幾個老朋友，希望從友情那裏得到一點安慰。可是關於他們，一點消息也沒有。我想到了從文，他的溫和的笑容明明在我眼前。我對他講過的那句話“我不怕……我有信仰”像鐵極在我的頭上敲打，我哪有信仰？我只有害怕。我還有臉去見他？這種想法在當時也是很古怪的，一會兒就過去了。過些日于它又在我腦子裏閃亮一下，然後又熄滅了。我一直沒有從文的消息，也不見人來外調他的事情。

　　六年過去了。我在奉賢縣文化系統“五七千校”裏學習和勞動，在那裏勞動的有好幾個單位的幹部，許多人我都不認識。有一次我給揪回上海接受批判，批判後第二天一早到巨鹿路作協分會！日址學習，我同側在指定的屋子裏坐好，一位年輕姑娘走進來，問我是不是某人，她是從文家的親戚，從文很想知道我是否住在原處。她是音樂學院附中的學生，我在幹校見過。從文一家平安，這是很好的消息，可是我只答了一句：我仍住在原處，她就走了。回到幹校，過了一些日子，我又遇見她，她説從文把我的地址遺失了，要我寫一個交給她轉去。我不敢背著工宣隊“進行串連”，我怕得很。考慮了好幾天，我才把寫好的地址交給她。經過幾年的改造，我變成了另外一個人，我遵守的信條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並不希望從文來信。但是出乎我的意外，他很快就寄了信來，我回家休假，蕭珊已經病倒，得到北京寄來的長信，她拿著五張信紙反復地看，含著眼淚地説：“還有人記得我們啊！”這對她是多大的安慰！

　　他的信是這樣開始的：“多年來家中搬動太大，把你們家的地址遺失了，問別人忌諱又多，所以直到今天得到X家熟人一信相告，才知道你們住處。大致家中變化還不太多。”

　　五頁信紙上寫了不少朋友的近狀，最後説：“熟人統在念中。便中也希望告知你們生活種種，我們都十分想知道。”

　　他還是像三十年代那樣關心我。可是我沒有寄去片紙只字的回答。蕭珊患了不治之症。不到兩個月便離開人世。我還是審查對象，沒有我寫通信自由，甚至不敢去信通知蕭珊病逝。

　　我為什麼如此缺乏勇氣？回想起來今天還感到慚愧。儘管我不敢表示自己並未忘記故友，從文卻一直惦記著我。他委託一位親戚來看望，了解我的情況。一九七四年他來上海，一個下午到我家探望，我女兒進醫院待産，兒子在安徽農村插隊落戶，家中冷冷清清，我們把藤椅搬到走廊上，沒有拘束，談得很暢快。我也忘了自己的“結論”已經下來：一個不戴帽子的反革命。

　　等到這個“結論”推翻，我失去的自由逐漸恢復，我又忙起來了。多次去北京開會，卻只到過他的家兩次。頭一次他不在家，我見著兆和，急匆匆不曾坐下吃一杯茶。屋子裏連寫字桌也沒有，只放得下一張小茶桌，夫妻二人輪流使用。第二次他已經搬家，可是房間還是很小，四壁圖書，兩三幅大幅近照，我們坐在當中，兩把椅子靠得很近，使我想起一九六五年那個晚上，可是壓在我們背上的包袱已經給摔掉了，代替它的是老和病。他行動不便，我比他好不了多少。我們不容易交談，只好請兆和作翻譯，談了些彼此的近況。

　　我大約坐了不到一個小時吧，告別時我高高興興，沒有想到這是我們最後的一面，我以後就不曾再去北京。當時我感到內疚，暗暗地責備自己為什麼不早來看望他。後來在上海聽説他搬了家，換了寬敞的住處，不用下樓，可以讓人攙扶著在屋子裏散步，也曾替他高興一陣子。

　　最近因為懷念老友，想記下一點什麼，找出了從文的幾封舊信，一九八○年二月信中有一段話，我一直不能忘記：“因住處只一張桌子，目前為我趕校那兩份選集，上午她三點即起床，六點出門上街取牛奶，把桌子讓我工作，下午我睡，桌子再讓她使用到下午六點，她做飯，再讓我使用書桌。這樣下去，那能支持多久！”

　　這事實應當大書特書，讓國人知道中國一位大作家、一位高級知識分子就是在這種條件下工作。儘管他説“那能支持多久？”可是他在信中談起他的工作，勁頭還是很大。他是能夠支持下去的。近幾個月我常常想：這個問題要是早解決，那有多好！可惜來得太遲了。不過有人説遲來總比不來好。

　　那麼他的訃告是不是也來遲了呢？人們究竟在等待什麼？我始終想不明白，難道是首長沒有表態，記者不知道報道應當用什麼規格？有人説：“可能是文學史上的地位沒有排定，找不到適當的頭銜和職稱吧。”又有人説；“現在需要搞活經濟，誰關心一個作家的生死存亡？你的筆就能把生産搞上去？！”

　　我無法回答。”

　　又過了一個多月，我動筆更困難，思想更遲鈍，講話聲音更低，我感覺到自己身體的一部分逐漸在老死。我和老友見面的時候不遠了……

　　倘使真的和從文見面，我將對他講些什麼呢？

　　我還記得兆和説過：“火化前他像熟睡一般，非常平靜，看樣子他明白自己一生在大風大浪中已盡了自己應盡的責任，清清白白，無愧於心。”他的確是這樣。

　　我多麼羨慕他！可是我卻不能走得像他那樣平靜、那樣從容，因為我並未盡了自己的責任，還欠下一身債，我不可能不驚動任何人靜悄悄離開人世。那麼就讓我的心長久燃燒，一直到還清我的欠債。

　　有什麼辦法呢？中國知識分子的悲劇我是躲避不了的。

　　九月三十日

　　選自《再思錄》，上海遠東出版社一九九五年三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