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我開始真正做職業記者

央視國際 2003年11月21日 17:31

　　 孫小梅：從你第一次做這個節目到現在，似乎你在節目當中談的每一個問題都是熱點，你是怎麼發現這些的？

　　 柴靜：新聞是可遇不可求的事情，從“非典”開始也是這樣，當它降臨的時候，你恰好有機會去紀錄它，這對於一個新聞記者來説，是無與倫比的一種職業上的幸運。就像是裝在玻璃瓶子裏的跳蚤一樣，上面有一個蓋子擰著，跳蚤不斷地往上彈跳，碰到蓋子它覺得痛，可能它就不跳了。但是我希望自己是那種能夠一直保持肌肉彈跳力的人，不怕痛，不怕撞到蓋子，那麼有一天當玻璃瓶口打開的時候，就可以感覺到自由跟生命力。

　　 孫小梅：做記者，為了調查，有時會遇到很棘手的問題、很棘手的採訪對象，你們通常都會有不同的方法來應付這些難題，是嗎？

　　 柴靜：對。就像“非典”之後播的第一期節目，叫《阿文的噩夢》。是説廣東的一個戒毒所把女吸毒人員賣出去，賣給“雞頭”，去賣淫，這是非常惡劣的一種事件。但是，直到我們去的時候，這個黑幕仍然被掩蓋著。

　　那次我們進去偷拍，必須有一個身份，那時戒毒所已經改造成精神病院了，我只好跟錄音和攝像一起化粧成來自東北的一家人。我記得差不多拍到三分之二的時候，忽然我的肩膀上被一個三十多歲的中年男人拍了一下，我轉過頭看他，他一臉正色的跟我説：“你出去！”我心裏咯噔一下，我就怕攝像被發現了，那麼機器和帶子就沒有辦法保存了。就在那一瞬間，護士走過來跟我説：“沒事，他是病人。”出門的時候，我看見前一天晚上採訪的戒毒所裏的知情者遠遠的帶著一幫人走過來，當時我帶著一個大口罩，他看見我的時候認出我了，他看著我的眼神我永遠都忘不了。當時的感覺就是：你這個職業可能充滿了風險，可能被人憎恨，可能被人厭惡，但是你是在為這樣的眼神而努力著，那樣的眼神是一直等待著正義、公平的眼神，你知道你在為他們做些什麼，這就夠了。

　　 孫小梅：作為一名女性，你在工作當中有沒有不方便的時候？尤其是像你這樣，要深入虎穴，還要喬裝改扮。

　　 柴靜：我們有一次採訪，為了避免被發覺，住在離採訪地點大概三個小時車程的地方。那天晚上有特別大的風雪，坐車冷得要命，坐了三個小時開到目的地，然後開始採訪。忽然，那個大門就被擂，震天響，門一開是司機，他説：“快！快！快！來了！快點上車！”我從來沒有經歷過那麼慌亂的撤離，我坐在最後一排，同事把所有的三腳架、攝像機都砸在我身上，我就抱著它們。那車開的極其顛簸，小面的已經在鄉村土路上開到極速了。 那時候我做的一件事，就是馬上把攝像機裏的帶子撤出來，放在大家的衣服裏或者座位的下面，然後把新帶子換上去。因為這時候你最擔心的，就是如果被發覺，別人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拿你的帶子。

　　 孫小梅：是不是有時覺得女性做這個工作，在某種意義上來説還能以柔克剛的？

　　 柴靜：女性都比較善意，女性都不太忍心讓別人特別尷尬，女性都不願意問太尖銳的問題，所以在最開始做記者的時候，我在事後看回放，會覺得為什麼這個問題我自己不追下去？當時好像因為“不忍心”這三個字。後來我慢慢覺得，作為職業記者，這點性別的障礙是要逾越過去的。而且確實可以做到既保持你女性的特點，又能夠不回避讓人尷尬的問題。作為記者，我覺得有時候面臨很大的考驗就是你能不能控制場面，尤其我覺得是一個女性。有時女性會碰到一些場面，人多勢重、人家嗓門大，這時候你必須學習一種平衡能力，能夠控制住這個場面，使它不變得混亂。這時候你要有足夠的清醒、自製力，還有意志。你不要去回避讓人尷尬的問題，但是我覺得也不要喪失女性的特質，應該有的同情心，或者説是感同身受的理解，我覺得也是不妨流露的。

　　像我在做一個甘肅小學生連續服毒自殺的調查時，在我們去之前，孩子都不肯説服毒的原因，6個孩子當中有4個獲救，但是都不肯跟成年人説他們為什麼這麼做。花了很長的時間，我才讓他們跟我談了心裏的話。當你看他坐在你對面淚流滿面的樣子，我跟攝製組的同事都特別的心碎。後來晚上我給他寫了一封信，跟他談了談我的14歲，我是怎麼度過也是比較煎熬的青春期的。我跟他講，在我27歲回頭看的時候，我覺得很艱苦，但我覺得人值得好好活著，因為有很多值得安慰的東西。臨走的時候，我們又去看了看他，當他從對面走過來時，我的同事跟我説：“我從來沒看見這個孩子臉上露出過笑容。”

　　 孫小梅：在你的記者生涯裏，2003年應該是你最難忘的一年吧？

　　 柴靜：2003年是我開始真正做職業記者的一年，我想它對於我的整個生命來講是一個開端。打開我的雙眼，讓我關心的不僅僅是自己，還有身邊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