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名師》：呂思勉

央視國際 2003年09月23日 10:31

　　主持人：著名歷史學家呂思勉，一生大部分時間以執教為業，堅持思想獨立，從社會生活細節著眼推進社會改良。他一生史學著作豐富，尤其以《白話本國史》影響最大。可是就因為這本書，讓這位大學者以賣國罪被告上法庭，差點引來了牢獄之災。

　　呂思勉，字誠之，江蘇常州人，1884-1957。著名歷史學家。1905年開始教書生涯，光華大學歷史系主任，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一級教授。

　　1935年的上海，正處在兩次淞滬抗戰期間的黃金時代。雖然潛藏危機，表面卻顯現出富足與繁華。這一年的五月異常悶熱，但在5月12日，伴隨著強勁的大風，氣溫陡降近十度。就在這個陰沉的日子裏，一位年過五旬的消瘦老者，心情沉重地登上了前往南京的火車，他就是當時的光華大學歷史系主任、《白話本國史》的作者呂思勉，他此行是為了去打一場官司。就在幾天前，《救國日報》將呂思勉告上了法庭，罪名是違反出版法以及犯了外患罪，換句話説，就是指呂思勉賣國。在抗日戰爭全面爆發的前夕，這樣的指控代表著什麼可想而知。

　　[楊友仁：老先生民族觀念強。抗戰爆發後一直在孤島不回常州，因為當時日本兵在常州城門口有崗哨，進出城門要鞠躬，直到撤了之後，才搬回去。

　　楊友仁至今保存著六十多年前拍攝的一張老照片，那是當年光華的學生們在孤島淪陷前，為了送別呂思勉回常州鄉下教書而設宴餞行時的合影。照片上有呂思勉親筆寫下的題頭：一片冰心。如今照片上的十八人多已辭世，但回憶那段往事楊友仁依然難以平靜。

　　楊友仁：十八個人，後來沒有一個當漢奸。

　　李永圻、王玉祥：在常州請他去講課，要求1、不去敵偽的學校；2、不收偽幣做工資，直接用大米。

　　那麼呂思勉怎麼會被人以外患言論的罪名告上法庭的呢？這一切要從老先生的學問和那本《白話本國史》説起。

　　抗戰之前的中國，流傳著一部影響非常大的中國通史著作，這就是《白話本國史》。它是呂思勉在自己歷年教學講稿和史學研究基礎上寫成的我國第一部白話文通史著作，全書約六十萬字，分四冊。上起遠古時代，下至民國十一年華盛頓會議。1923年9月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發行，隨後不斷再版。僅1933年4月至1935年4月的兩年間，就重版了四次。是二三十年代發行量最大的一部中國通史。《白話本國史》影響巨大的原因，就在於呂思勉新穎獨特的體例。《白話本國史》分成兩大部分，一是敘述傳統史籍記敘的諸如政治、軍事、外交等歷史內容；另一部分則描繪了多被前人所忽略的歷史時期風俗人情、農工商業、社會狀況。帶給讀者們一個更加豐富和完整的歷史圖景。要在浩如煙海的史料中蒐集梳理出中國數千年曆史上關鍵性的內容，既要融會貫通，又要條理清晰；既要把握住宏觀方面，又能不遺漏細節，所需要的精力和學識可想而知。

　　楊友仁：有人説他二十四史讀了三遍，其實遠遠不止。

　　呂思勉一生著作等身，以一人之力幾乎寫完了中國上下五千年的歷史。

　　王玉祥：沒有助手的情況下寫了那麼多書，

　　復旦譚騏驤説：我沒有見過第二個人。

　　不過其中最具有代表性，影響最大的則還是首推《白話本國史》。

　　五十年代初，進行“三反和思想改造運動”時，當時身為華東師範大學僅有的兩位一級教授之一，呂思勉在應該用來做自我批評的《學習總結》中對自己一生的學術研究作了自我評價，認為比起前代學者，除了對顧炎武還“殊愧望塵”之外，和其他名家“差可肩隨耳”。

　　1884年2月27日，他出生在江蘇常州十子街10號的這棟宅子裏。呂家世代讀書做官，不過由於家庭變故，呂思勉年幼時家境已經比較拮據了，就是這一間大房子，也早已典給了別人。年幼時呂思勉就文思敏捷，據他自己所説是“天分頗佳”，以至於曾有鄉試時一日之內替人捉刀代筆寫過14篇文章的經歷。

　　我和史學發生關係，還遠在八歲的時候。我很小的時候就能夠讀書了，這一年，母親程夫人拿了一本《綱鑒正史約編》，為我講歷史。……大約講解到楚漢之際時，我説：我自己會看了，於是便開始每天讀幾頁歷史書。

　　1905年，已經考取了秀才的呂思勉在常州私立溪山兩級小學堂開始了他的教書生涯，執教國文和歷史，從此直到1957年去世，一生都從事著教書、著述的生活。著名語言學家趙元任當時曾在小學堂讀書，對於呂思勉的講課留有很深的印象。六十五年之後，他在美國的一次演講會上曾經深情地回憶1920年在火車上重遇老師的情景，那時就像見到自己家中的長輩一樣。

　　對於所有的學生來説，呂思勉都是這樣一位如父親一般的長者。

　　楊友仁：有一件事情……讓我慢走，拿了繩子和報紙幫我包好了才走。

　　楊友仁、王玉祥：老先生上課時，一支粉筆，一塊黑板。長衫，腰裏別一塊手帕。

　　平時裏除了吃飯基本就是不停地寫作，真正地“坐擁書城”。

　　王玉祥：老先生平時也吃肉，但是如果買回來的時候是活的，就不吃了，養起來直到雞鴨老死，埋了。這叫“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這是孟子説的。

　　翻開光華大學當年的校刊，教授們大多是留洋學成歸來，接受過正規西方教育的知識分子。呂思勉前清秀才的“文憑”和他的傳統打扮在這之中似乎有些老古董的味道。跟隨了老先生多年的李永圻這樣談論起抗戰時第一次見到呂思勉的印象：

　　李永圻：一個年老的先生，夕陽西下，穿著長衫，有點病態。。。

　　王玉祥：當時（孤島時期）光華的有“兩高”：一是上課的教室高；二是學費高。

　　楊友仁：一個term（學期）要91個銀元。大家都找老先生作擔保人……沒齒不忘。

　　李永圻：老先生常説：“我是前清的秀才，民國的教授，別的沒有什麼”

　　不過，學生們卻發現老先生是教師中最能接受新思想的人。

　　邵洛羊當時受命去光華大學開展學生地下黨工作，適時向師生們傳遞被國民黨當局封鎖的中國共産黨抗戰的情況。

　　邵洛羊：對有的老師這是（共産黨的情況）絕對不能提的，但是老先生與他們不一樣，最進步的就是他。……有一回上《兵制史》，老先生在黑板上公開寫：“八路軍是真正的人民的軍隊”……

　　張耕華：老先生為什麼不像陳寅恪等人名氣大的一個原因是他始終在私立的光華，北大、燕京等名校曾經請他去教書，但他沒有去，這是因為他一直以來喜歡思想的獨立，認為在私立學校比公立學校或者教會學校更能保持獨立。

　　張芝聯： 不喜歡拋頭露面，但1947年5月，老先生積極參加了反對光華改成國立學校的運動。

　　“辛亥革命爆發的時候，我在蘇州常州南京上海奔走了半年多。當初如果我想從政，謀個一官半職的機會很多，即使不願意做官，以學者的身份也能做個政客。但我的本性不適合做官的；而且當時的官場作風，我很不以為然，所以一輩子最終和政治沒什麼瓜葛了。”

　　但歷史與政治的關係畢竟是太密切了，研究歷史而又想完全獨立於政治何其之難。呂思勉一生超脫政治紛爭之外，卻依然免不了因為自己的著作而差點經歷牢獄之災。原來1923初版本的《白話本國史》在《南宋和金朝的和戰》一章中，呂思勉認為迫於當時的客觀形勢，靠岳飛等人的努力也無法從根本上改變南宋和金朝的力量對比，秦檜主持和議是不能避免的選擇，由此背負了千古罵名，實在是有些冤枉。這本是學者基於自己的研究對於歷史問題提出的看法，況且朱熹等歷朝歷代的著名歷史學家都曾有過類似的議論。但是1931年“9.18”事變之後，由於抗戰迫在眉睫，呂思勉的這段文字難免被和時局聯絡起來，終於引發了這場訴訟。

　　呂思勉生於中法戰爭之時，年輕時，正值中國社會激蕩變化的年代，與許多同時代的人一樣，中日甲午戰爭和 “戊戌變法”在他的思想上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他説或許是由於自己的性情和康有為、梁啟超有些相似的緣故，對於他們的維新思想懷著強烈的感情。於是在一介書生的外貌下，呂思勉始終沒有放棄過自己改良社會的努力。讀的是古書，教的是古史，做的是關於古代的學問，但在內心中，呂思勉卻從未忘記身邊的現實社會。他變革社會的著眼點，想到的是關係國計民生的大事，卻注重落實到日常生活中的點點滴滴。

　　1936年前後，光華大學招收的學生人數突然大增，以至於學校原有的食堂已經無法滿足學生們的需要，連校門外的飯店也擠得人滿為患。學校計劃再建一所廚房，呂思勉為此寫了一篇文章：《吃飯的革命》，刊登在校刊上。他提出新廚房不能再照老樣子，要全方面的進行革新。比如：關於洗碗和衛生，呂思勉建議洗過的碗要用沸水消毒，之後直接晾幹，以免用抹布擦了之後二次污染。又如：他覺得現在蒸煮米飯的方法太繁瑣，不如在煮之前就將米一份份分開在碗中然後加水，省卻了煮熟後再一勺一勺分米飯的麻煩。建議中還包括取消花費巨大的司務職務、每日的菜預定預做等等。

　　如此瑣碎的建議，呂思勉一生中不厭其煩地提出過很多，像積極推動國語和白話文，建議學校設立農場，乃至大力提倡以鋼筆代替毛筆：

　　工 李永圻：老先生提倡用鋼筆，説鋼筆是進步的工具。

　　呂思勉自十多歲時就開始留心物價等生活中的細枝末節，他的日記和筆記中留有許多這樣的紀錄。這種關心，塑造了呂思勉獨特的歷史視角，他由此突破了歷史僅僅只關注帝王將相的片面性。

　　張芝聯：收集剪報，本事真大。每個星期天聽學生們談家常，物價，米多少錢一斤……呂老師注重的是人民群眾的歷史，是前人不注意的方面……見解很高明。

　　正因為注意到社會生活和細節對於人類歷史發展的意義，那些由呂思勉提出的看似微小簡單的生活建議，實則卻都是從最普通的身邊事著眼，希望加以普及進而改革社會風氣，推廣白話文是如此，提倡用鋼筆也是如此。就拿設立新式廚房來説：“我所以竭力提倡，設立新式廚房，並不是單替一個學校計算，而是想借此提倡分廚，使其漸次普及于社會。我總覺得現在社會進步最大的障礙，是家族制度。”

　　改一家一戶各自做飯為集體在公共廚房中伙食，正為了培養人們所欠缺的“公共之心”。這就是為什麼老先生將“吃飯”和“革命”聯絡起來的原因。

　　1935年5月13日午後，呂思勉在商務印書館代表和律師的陪同下，出庭接受質詢。知天命之年還需與人對簿公堂，更況且自己是為人師表者，老先生的心情可想而知。

　　呂思勉在回憶自己的讀書生涯時説，少年時由於沒有名師指導，精力時間浪費了很多，因為未得門徑，繞的圈子也不少。正因為這樣，呂思勉後來十分注意正確引導年輕人。

　　辛亥革命前在常州府中學堂任教時，呂思勉曾有一次出有關歷史地理的考卷，總共四道題目，每題二十五分。有一位學生對於其中關於吉林省長白山地勢軍情的題目非常有見解，下筆後就忘了停。直到臨交卷，才發現自己來不及作答其餘的三道題目了。考試結束後，學生們趴在窗口偷看呂思勉閱卷，發現輪到批改那張只答了一題的考卷時，寫了一張又一張紙的評語，呂思勉嫌用來批改的鉛筆寫了削，削了寫打斷思路，乾脆把鉛筆劈成了兩半，夾住鉛芯邊抽邊寫。

　　張浩典：最後總共才二十五分的題目，呂思勉卻給了整次考試七十五分的成績。這位學生就是後來成為了一代大家的錢穆，曾有人將錢穆與呂思勉和陳寅恪、陳垣並稱為“中國近代四大史學家”，師生二人同在此列，也是學術界的一段佳話。

　　同樣，也正是為了引導年輕人更好地走上治學的道路，呂思勉後來的許多著作，都是立意為青年學生所寫，自稱是“門徑的門徑，階梯之階梯”。

　　李永圻：老先生沒有一本書不是為了青年人所寫。

　　所以《白話本國史》一書全名為《自修適用 白話本國史》，也正是這個初衷。

　　1935年6月4日，江蘇高等法院終裁認為《白話本國史》的議論雖未適當，但出版在東北失地之前，所以並非別有用心，沒有觸犯法律，決定“不予處分”。

　　雖然最後以“不予處分”而告終，但這件事情對呂思勉的刺激很大。一九四六年，抗戰最終勝利後，他寫了一篇題為《從章太炎説到康長素、梁任公》的長文，讚揚梁啟超的氣節。

　　梁啟超為了擁護真理，從不肯發表歪曲事實的議論，《民報》有一次，公開討論君主立憲制對於滿族人的利弊。梁啟超認為這個問題。不可再辯論下去了，如果硬説君主立憲制對滿人有利，那就歪曲了事實，但如果談論對滿人的不利之處，則會增加君主立憲的阻力，於是梁啟超選擇了緘口不言。既不肯歪曲真理，又不妨害大局，這真是言論界的模範。

　　這其實也是呂思勉的自況，在當時的情況下，宋金和戰的議論很難不超出學術考證的範圍，既然不願意妨礙大局，又不願抹煞史實，後來，呂思勉後來乾脆在書稿中去掉了這整段的內容，同樣緘口不言了。

　　也就是在這篇文章中，呂思勉寫下了他一生孜孜以求，不懈追求的目標：真正的學者，乃是社會的、國家的，乃至全人類的寶物，而亦即是祥瑞。我願世之有志於學問者，勉為真正的學者。

　　1951年呂思勉和光華大學隨院係調整併入華東師範大學。1957年10月9日清晨，呂思勉由於校閱《隋唐五代史》過分操勞加重病情，因肺氣腫和心臟病併發逝世于華東醫院，終年74歲。一同帶走的還有計劃中餘下的兩部斷代史：《宋遼金元史》和《明清史》以及他許多的社會改良計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