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半個世紀前的1954年，王選考進了北大數學系，在這裡，他度過了一生中最為狂熱的時期。

　　1958年，正是王選畢業實習的那一年，中國進入了“大躍進”時代，北大決定研製一台中型計算機，併為此起了一個火紅的名字：紅旗機。

　　王選：那麼我是這個紅旗營的參謀。

　　記者：當時您是一個參謀，是一個什麼樣的角色。

　　王選：參謀我也説不清，在技術上出主意，可能技術上出主意，把關的這種狀態。

　　記者：那時候你們有一個詞改捉鬼。

　　王選：打鬼，抓鬼，就是説，找到，因為元器件的毛病比較多，工藝上的毛病比較多，就是抓鬼。

　　記者：您還記得怎麼一個抓法。

　　王選：一種辦法就是敲打，就拿著一個小錘子，在後頭插件上敲，敲打，敲打很輕。因為它有虛汗點，或者原點不好，這一敲打，他馬上就停。

　　記者：這就發現了一個鬼，每天都要進行大量的這樣的工作？

　　王選：看起來很煩瑣。

　　這是當時由同學們用膠片自己拍攝、配音的紅旗機短片。

　　王選：當時累到什麼地步，吃飯時間過了，要到飯廳，餐廳去吃飯，等我叫叫菜送上來的時候，我已經睡著了，在飯桌上睡著了，那麼早晨一個通宵回到家裏以後，困的，累的已經沒有精力脫衣服，所以就坐在這個床上就睡著了。等到這個口水流下來就醒來，才脫衣服，（有人）經常把我提前要叫起來，因為那邊有什麼問題，叫我出來，叫我的人都有經驗，你去叫王選，看到他全部穿好衣服，否則他把我叫醒，我答應一聲，他一走，馬上又睡著了，要穿好衣服走，這才算把叫做醒。累的，大量缺乏睡眠的，最後是一種什麼狀態呢，我語言控制不了。腦子裏隨便想一個什麼東西，一閃而過的，就想到小時候的一個什麼事情，就想到什麼事情，它馬上嘴巴就説出來，語言的。

　　記者：控制不了自己的語言。

　　王選：控制不了語言，最後累到。

　　記者：可能累到這個程度，您做研究，做工作，還能夠很集中精力嗎。

　　王選：精力非常好，一般晚上人家都要打瞌睡，我從來不打瞌睡。

　　記者：只要幹活的時候，您絕對不會糊塗。

　　王選：精力非常旺盛，我想這是一種責任感。也許是我一個優點，一旦接到任務以後，總要把它做出來，這種責任感，責任感的趨勢，所以當時根本不顧自己的身體，所以有點瘋狂。所以我覺得要做出成就，往往是有一點狂熱的勁頭。在科學發現，就需要有這麼一種狂熱的追求，我想很多美國的年輕人，中國普遍都和勤奮，但是美國人有一部分人是十分的勤奮，甚至有一種狂熱的態度，所以我想對科學的執著，著迷也需要這麼一種狂熱的勁頭。

　　三年紅旗機的經歷，使王選養成了在一線自己動手的習慣，並且豎立了以後在科學研究中的自信。

　　和王選相濡以沫三十多年的妻子，陳坤球，一直從事計算機軟體研究，在十幾年的激光照排研製中，所有的軟體設計都是出自她之手。但後來無論王選多麼聲名顯赫，她都站在耀眼的光環之外，從未接受過媒體的採訪，包括這一次她也沒有例外。

　　王選：實際上她的最大的貢獻，還是在激光招牌這個項目，創始者，因為那個時候我是負責系統，和負責硬體，她負責整個軟體的設計，這是長的一段時間，有十多年。她是整個軟體的負責人，在這個項目裏頭她的貢獻比我差的不多。人們現在都説，所有的光環都帶在我的頭上了，她生活在我的陰影之下。

　　記者：實際上像您説的這種光環最後照在您的頭上，實際上社會或者周邊環境對您的選擇，也包括媒體對您的一種選擇，但是你自己在家裏對著您夫人的時候，你們談起來，會經常想起來，過去的經歷，你們是一種什麼樣的感受。

　　王選：就覺得這個呢，回想起來就是差不多是，我們形容的是這個藏僧取經，九九八十一難關。

　　從1975年到89年的十四年間，圍繞王選和激光照排的各種嘲諷和懷疑就一直沒停息過。70年代，國內也有五家著名的科研單位進行漢字照排機的研究，但王選卻認為，它們所選擇的模擬存貯漢字的道路走不了多遠，他提出，要走數字存貯式的激光照排道路。那時，王選還只是北京大學一個默默無聞的小助教，並且已經在家重病休養了十年。

　　王選：可惜當時我是一個小助教，所以一點名氣都沒有，所以當我提出來數學的辦法，來描述字形，使信息量極大地壓縮，當時都是紙上談兵，覺得有些模擬的實驗，所以人們很難想象，日本連這個第三代陰極射線管照排機都沒有過關的時候，忽然北大一個小助教提出來要搞第四代，所以基本上是相信的人極少，所以就把我諷刺成為玩弄騙人的數學遊戲，説你想搞第四代，我還想搞第八代。

　　記者：當時他們懷疑您，置疑您，也是有道理的，有原因的，所以一定會有各種各樣的壓力王選：當時這麼一種很大的壓力，當然我們對這個充滿了信心，覺得我們這麼一種與眾不同的道路，最後一定能獲得巨大的成功。

　　改革開放後，正在研製中的王選，迎來了一個更大的挑戰，一些國外著名的大公司已經研製出了激光照排樣機，並且他們來到了中國，開始搶佔這塊巨大的印刷出版市場。短短幾年，已經有幾十家報社用大量的外匯購買了這些産品。

　　毛德行和王選同在一個研製小組，對於當時面臨的巨大壓力，他到現在還記憶猶新。

　　毛德行：一個外國公司到我們這兒來展覽，技術展覽。我去看去了，看他那個照排機。就光照排機很大，有筒那麼大，很大的。他那個照片照出來那個，那個膠卷照出來字比我們做出來字大。當時這個一來啊，國內有些人，就更不相信他了。説我們一定要進口，人家的東西多好，我們這個北大的東西土了吧嘰的，不行。

　　記者：面對這些懷疑聲，你們當時心裏有過動搖嗎？

　　王選：從來沒有，一直從78年到88年，這個是最艱難的，我老説，學會在罵聲中成長。在這種壓力下，我們就堅信自己的方案，有極好的性能價格，就是覺得要很好把它做出來，而且覺得，要晚幾年可能就沒有機會，要晚幾年可能市場就沒有機會了，所以這個是要抓緊時間。（加進去）所以一旦88年成熟以後，這個性能價格就非常表現出來了，差不多，人家五分之一的價格，功能也要強多，所以這種自信心一直沒有動搖過。

　　從1988年開始，國産激光照排系統以強大的功能，僅有進口産品五分之一的價格稱雄市場，短短一年多的時間，定貨款就已經超過1億元大關，一年後，來華銷售照排系統的外國公司全部都退出了中國市場。

　　記者：我聽説在您的這個系統研究成功之後，實際上，88年以後，快速的擴展到了各個用戶，其中有包括台灣的中央日報。

　　王選：當時力主用這個系統的，這個人他是一個技術的負責人，他是中央日報以前叫匪情研究室的主任，後來改稱大陸研究室的主任，他看完以後他就説，這個系統只會給中央日報帶來更高的效率，更先進的結果，出報更省力，而且他説的，你們放心，這個排出來的，一定是國民黨的中央日報，不會排出來的人民日報的。

　　記者：這是開個玩笑。

　　王選：開玩笑。

　　記者： 他們當時台灣那邊，有沒有擔心用的是大陸産的。

　　王選：有有，台灣説，你們的江澤民聽到北大的先進的技術，裝備國民黨的中央日報，因為國民黨也在掌權，一定會很不高興，我説決不會，江澤民同志，我曾經給他彙報過這個事情，江澤民同志講，這是兩岸交流的問題，放心，就把它做好。

　　記者：鼓勵你們做好。

　　王選：跟政治無關的。

　　從 1995到 2002 年，王選一直擔任方正集團的領導職務。在他的帶領下，1996年，北大方正的年産值就達到40億人民幣，成為國內最大的校辦企業。現在王選雖然已經不再擔任集團的領導職務，但新的方正領導層説，王選會一直是方正集團的精神領袖。

　　記者：如果我們最後總結一下的話，您覺得使得你真正成名的因素都有什麼。

　　王選：我覺得還是這個洞察力，和這種執著癡迷，以及這個團隊精神，這幾個重要的因素。我經常在想洞察力，這個是一個科學家一個十分重要的素質，但是洞察力怎樣培養，很多人問我這個問題。

　　記者：怎麼做到這一點？

　　王選：我後來想，可能是這樣，一個在第一線上拼命幹活，一個是大量看文獻，可能這兩體措施。

　　記者：在第一線上大量幹活，你會直接接觸最新的技術，直接接觸到需求。

　　王選：不僅需求，而且你的一種實際動手的能力。我發現光看文獻，不具體幹活的人，往往餿主意很多，而且他提出的設想往往實現不了。

　　記者：不切實際。

　　王選：自己沒有這個實踐，而且大量看文獻，是提高一種對國外的一些發展的了解，而能找到它的毛病。就是尋找國外最先進系統的毛病也是一種樂趣，就是大量看文獻和幹活這是能夠産生洞察力的一個重要原因。

　　記者：但是今天這個社會的這種環境，可以和您這個社會確實不一樣。人們不能夠在像您説的18年去做一件事情，或者很難做到這一點。人們的心情很難像那個時候那樣能夠沉下來。那這個時候您對這些年輕人，您最想勸他們一點什麼。

　　王選：我想真正的成功，還是要積累，和有絕招。我一直鼓勵這些年輕人，需要長期積累和絕招，在年輕的時候就需要一種非常刻苦的精神，而且絲毫不能夠急功近利，而且我非常讚賞西方一句話，就一心裏想得諾貝爾獎，得不到諾貝爾獎。而且我當年做的，根本沒有想到金錢上的報酬，名譽上的這種榮譽，這個當時沒有想到。所以我始終這麼看法，沒有必要長時間的積累，沒有好的洞察力和這種執著的，想成就大的事業還是有困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