鋼琴名家傅聰先生

　　
（傅：傅聰；高：高小俐）

　　傅：我不知道小時候是不是有主見，反正我從小就有很多幻想。

　　高：聽説您在昆明上大學的時候回到上海，是自籌的路費，這個過程您能不能給我們講講？

　　傅：對，對，對！那是一個很有意思的故事。

　　其實，我最後走上了鋼琴這條路是有很多的偶然性，怎麼回事呢？我小時候學過幾年鋼琴，可是真正好好彈琴的日子也沒有多少，最多三年。在去昆明以前，我差不多已經有兩年基本上沒有彈什麼琴了，因為我從童年到了少年時代，開始對父親有一種反抗，而且那個時候時局也很亂。總而言之，我的浪子生涯有相當長的一段，在去昆明以前兩年那種荒唐生活已經開始，什麼逃學啊，鬧學潮啊，總之是不務正業，也不唸書，所以從十二歲到十七歲，差不多有五年過着那種莫名其妙的生活。在昆明三年，每個學校都開除我，都是因為鬧學潮啊，不服國民黨的軍訓教官的管教啊，等等。後來，我憑同等學歷去考雲南大學，那時候我才十五歲，居然也考取了。那個時候大概是四九年吧，雲南不久就解放了，那也是個過渡時期，昆明也很亂，我在雲大也沒念什麼書。我的同學都比我大好些，都是二十三四歲的青年，我整天跟他們在一起，然後出於一個偶然的機會，一個同學在昆明一個教堂——錫安堂的唱詩班唱韓德爾的《彌賽亞》，就是救世主的那個，他們每年聖誕樹都唱。他對我説：聽説你以前彈鋼琴，能不能來幫我們彈《彌賽亞》的伴奏。因為那時候昆明沒有什麼人彈得好鋼琴，我説：“那好啊，我願意！”就這樣我才又開始彈起琴來。 一個學期快過去了，要考試了，我就着急，怎麼辦呢？我根本就不上過什麼課，那時候大學裏很自由，上不上學都無所謂，也沒人來管你，那時候也很別亂。總之，要考試了，我當然沒法參加考試啦，怎麼辦？怎麼向家裏交代啊？同時，從去唱詩班彈伴奏開始，使我在心裏頭的音樂的火花，重新燃燒了起來！我覺得我這個人恐怕只有音樂才能使我投入進去，可是要學音樂，就得回家，在昆明是沒有這個條件的。於是，唱詩班裏的同學就幫我忙，在教堂裏組織了一場音樂會，他們就找來那種抗戰埋藏留下來的樂譜，叫什麼《一百零一首名曲》，裏頭有什麼柴可夫斯基協奏曲的主題啊，什麼李斯特的狂想曲啊，各種各樣的比較通俗的東西。他們就把這譜子往琴上一放，那是個美軍留下來的綠色的直立的小破琴，我就上去，把那本譜子從頭至尾彈了一遍，那天聽眾還很多，坐得滿滿的。然後我的一個同學就上臺作了一番演講：説我們這兒有一個年輕的朋友，很有音樂才華，我們都覺得他應該去北京或者上海好好學音樂，好好的深造，可是他現在流落在這兒，可不可以請大家幫幫忙。於是，就把平常做禮拜募捐用的盤遞下去，馬上，我就有了回家的路費了。當時那個情景是很感人的，那天還有很多解放軍也來聽了，解放軍裏也有不少知識分子，我甚至還收到一封解放軍寫的信，裏麵包着一枚長征紀念章，那封信很感人：好像説在我身上看到了新中國的希望，把紀念章給我，祝福我，我那個時候很不懂事，回來的一路上佩戴在胸前，非常自豪。後來，在路上，有一個解放軍的軍官，也許是個政委，他朝我看了半天，然後，對我招了招手，説：“過來，過來，你這個紀念章是那兒來的？”因為這很明顯，有長征紀念章的人，一共也沒有多少！我就一五一十的把前因後果説了，還把那封信給他們看了。於是，那軍官説：“沒事，可是這個紀念章得留下，那封信也得留下，你不能帶走，因為這個章是黨的東西。”這件事我到現在還很後悔，説不定那個給我紀念章的解放軍還要寫檢查呢！我想想真對不起那個解放軍。可是，那確是個非常感人的場面，那時候新中國剛剛誕生，一切都是欣欣向榮的氣象，真是非常非常感人！

　　有了路費，我就一個人，差不多走了一個多月才回到上海，因為那時候剛剛解放，路上還有什麼土匪，也不是很安全。回到了上海，爸爸看見我居然能自己長途跋涉的回來，也沒有向他要一分錢，認為我這個孩子有骨氣，有志氣，也有一點自立的能力，覺得也許我真的是有毅力要學音樂，這樣，爸爸就決心盡他的能力來支持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