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個記者不在質疑呢?————王 志
央視國際 (2006年04月18日 14:29)
記者:什麼原因讓您來到《新聞調查》?
王:很簡單,開始的時候聽説部裏要搞一個大的節目,當時是叫“航空母艦”,“大片組”,完了聽説張步兵在那邊當製片人,他説他們在做片子,首先給外界的信息是怎麼怎麼專業,雙機拍攝,又有專業的錄音,而且臺裏很重視,是新聞改革三步曲的第三步。第一步是《東方時空》;第二步是《焦點訪談》,第三步是《新聞調查》,要做成中國的“60分鐘”。但是這個東西其實跟我也沒什麼關係了,因為當時我已經決定要離開《東方之子》了,離開《東方之子》去哪兒呢,肯定要找一個地方。那時我是想去《焦點訪談》,所以就去找了孫玉勝主任,孫主任説那你先參加一個比賽吧,就是1995年的主持人大賽。那時都跟《焦點訪談》説好了,是去張海朝他們一組。我就是先去參加比賽,得了獎。後來孫玉勝有一天叫我去,説得了一等獎,那派你去《新聞調查》吧。我説我去《新聞調查》幹什麼呀?他説《新聞調查》也需要主持人,那我就説也行嘛。當時《新聞調查》辦公室在軍博,就去那兒報到,就這樣來到《新聞調查》了。
記者:最初來的時候是個什麼印象?
王:我記得當時人不多,有兩個節目在做。一個節目是張潔他們在拍的《西古縣村紀事》,一個是在拍《宏志班》。《《西古縣村紀事》後來審片的時候不是很順利。當時我也不知道已經確定我來了,主持人中好象我是第一個,也是唯一到《新聞調查》來的主持人,但是那時要派我去做西北防護林的《天牛》那個節目,我們就去了,這個時候正好臺裏要競標,做《宏志班》的選題,又把夏駿給挖過來了,夏駿來做這個編導,當時好象中間還有一個叫海天的做他的助編,編了半天説不行,後來還得由夏駿來編,最後是拿《宏志班》的選題作成片子去競標,得了臺裏的第一名,定在星期五晚上9點半播出。我來《新聞調查》就這麼簡單。
記者:您曾經説“要成為優秀的,首先必須是職業的”,這句話怎麼理解?
A:實際上我就覺得,像我們做了那麼多年,誰是優秀的談不上,我説起碼來説,要成為一個職業人,這是對你起碼的要求,對每一個做電視人起碼的要求。因為我們當時感覺儘管評論部走在前頭,通過與外面的別的欄目,兄弟欄目,包括外臺的幾年的接觸,我們覺得電視、記者中間有很多不職業的行為,不職業的行為就是跟外面的記者相比,跟兄弟臺的記者相比,它有很多不職業的行為,我説你先甭管講什麼優秀的,你先做一個職業的,做一個合格的。
所謂職業是什麼意思呢?我理解就是各負其責,我今天當記者,你就老老實實把記者當好了的,我今天干攝像,我老老實實把攝像幹好了,幹到極致,幹到一個很專業,就這個意思。你不能説,我當攝像,與編導合作是應該,但是不能説我去編這個片子,而編導也要肯定給攝像一個很好的發揮餘地,這是各司其責,應該是這麼樣的。我去香港參觀的時候,就覺得那個是很職業的行為,管燈的就老管燈,因為他的演播室不像我們的,這個給我印象很深,效率非常高,我説沒有職業的就達不到這個,沒有職業的就沒有一個效率,我想應該有一個效率的機構來運轉,這就應該是職業的。
很多人説我要做一個優秀的記者,做一個頂尖的記者,先不要提那些,先做一個職業,如果這一層你達不到,也談不上一個優秀,能優秀到哪兒去?那除非是你天上掉一個餡餅你張口接住了,砸中你了。像有一年我看到拍一個新聞,他本來是拍交通事故的,拍一個交通情況的,結果突然人撞飛了,那一年這個新聞好象評了新聞一等獎,這是一個很偶然的機會,當然他要有一定的素養才能把這個拍下來。但是作為我來説,我覺得一個人,一個新聞記者可能很少一輩子碰到這種東西,這不是一個職業的行為,而是一個很偶然的行為,不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所以我覺得從這個意義上來説,你要説優秀的,你首先要做一個很職業的,每一個人都做到了職業的,這個團隊一定是很優秀的。
記者:《新聞調查》那些年,您一直做出鏡記者,給你感受很深的採訪有哪些?
A:《新聞調查》的採訪跟《東方之子》有很大的不同,當時有很多人勸我,説你能不能再考慮一下,包括《東方之子》的製片人。我當時感覺其實為什麼我選擇離開《東方之子》?就是《東方之子》是七分鐘的節目,主持人發揮不了太大的能動性,説是説主持人中心制,但是真正提了這個口號,真正落實到實處是很難理解的事情。一個八分鐘的節目能夠揀三五個問題就可以了,當然你現場可以訪問,你可以訪問二十個、三十個,它剪輯出來還就是幾個問題,而且這幾個問題根據他的需求來做,所以記者主觀的能動性很少。
我總結一下到《新聞調查》以後,七年裏這個過程最大的區別,是從《東方之子》過渡《到新聞調查》,完成一個的記者回歸,真正找到了記者的感覺。因為每一期一節目都需要你下很大的工夫,做很多的功課。出發以前,甚至在開始採訪的當中你都要做很多的功課,你才能完成這樣一次任務。而且一個周播節目,也是對自己心態的一個歷練。你的這個採訪就應該更下工夫了,你的出鏡率跟日播節目沒法比了,一個記者,你要確定自己的地位,要讓觀眾來接受你,靠什麼?一個靠頻率,第二個靠節目,要打出來就是一個響炮,踩出來的就是一個腳印,就應該是這種東西。
作為《新聞調查》來説,七年的時間,回過頭來去看,一個月你才出鏡一次,你還不認真對待,那怎麼行哪?而且對於心態來説也是一個調整,那些每天播出節目的,馬上有反饋,有觀眾來信,但《新聞調查》,你一個月才出鏡一期,可能等他反應過來,你的節目已經被忘了。
七年回過頭去看,這一個一個腳印挺踏實的,而且探討的問題很深入。就包括現在做《面對面》,我仍然覺得《新聞調查》這一段,對於我做《面對面》這個節目來説,是不可缺少的一步。《東方之子》對於我做一個主持人,做一個《新聞調查》的記者來説,那也是有連續意義的,這個東西都是不能重復的,也是不可或缺的。
記者:對您説來,《新聞調查》最大的特點是什麼?
《新聞調查》可能最大一個特點就是深入。確實作為一個記者來説,你會非常深入,第二個是很投入,你很有感情的投入。比如説,我們去訪淮河的時候,不能光是一種簡單的信息,你會有一種分析。我去看了沈丘,沈丘這個村子裏的癌症,食道癌的發病率增加了多少,肝癌的發病率增加了多少,那是活生生的事實,但是這可能從題目來説,與我們看到的淮河污染沒有直接的關係,不是一種表面的直接關係,但是實際上它就是一種深層的聯絡,沒有淮河污染的時候,污染沒那麼重的時候,他那個地方就沒有這種情況,所以你要進行一種很深入的探討。
當時《新聞調查》提出來一個口號説,“要觸動某些地方利益集團的利益”,這個口號是很大的,我們就是“航空母艦”,我們到那兒之後,就要打掃戰場了。
從另外一方面來説,你要有一定的震撼力,要把這個東西來龍去脈搞得很清楚。實際上五分鐘的時間可能是説發生了什麼事情,最後四十分鐘可能你都要説為什麼,怎麼解決這個問題,所以一定很深入。所以要了解到這種選題,這種很嚴肅的、重大的選題之後,跟拍信息類的新聞是兩種感覺。它有感情上的投入,你會情不自禁的,你會成為半個專家,你會仔細想這個對社會到底能發生多大的影響,那種東西跟簡單的報信息是兩種感覺的。有時候可能你播不出來,但哪怕你回來,大家可能會很關心,這個節目怎麼編呢?會引起什麼樣的反響?他會持續很長一段時間,他跟一個簡單的新聞不一樣,跟一個簡單的信息類的新聞是不一樣的,所以我在《新聞調查》的採訪,跟以前的採訪,包括現在採訪都有很大的區別,一個是深入,一個是投入。這兩個對《新聞調查》的記者來説,是重要的。
正因為《新聞調查》是周播節目,也許一個月我才出來一次,所以對我來説,很多采訪都印象深刻,你都有所付出,包括我們一些沒有播出的節目,包括《藏羚羊之死》,包括《東突恐怖分子》,《東突》完全是靠後來爭取才播出的,包括現在沒播出的《藍山》,包括為《面對面》做的樣片,包括《假楷模》,這些片子印象都很深刻的。我覺得那是真正的採訪,就是説作為一個記者來説這是一件挺過癮的事情,就是説你真的得去進行一種調查,有自己的一種分析,有自己的一種判斷,完了這種分析和判斷直接關係到你的結果。你調查的結果會跟你原來想的不一樣,。實際上《面對面》的雛形在《新聞調查》就出現了,從我做的《黑臉姜瑞峰》開始,一直到後來做了一系列的《少年徐麗殺母》、《宋立生》《與神話較量的人》。還有包括《周長青》、《胡長青》,這些節目都是《面對面》的雛形。後來是在《新聞調查》的基礎上,把它拎出來的。因為很多專家覺得這個不太像《新聞調查》一類的形式,但是收視效果又非常好,所以決定把這個拉出來,實際上沒有《新聞調查》,就談不上今天的的《面對面》。
對我個人來説,《新聞調查》這一步跟今天是有必然聯絡的,現在腦子一過電,《新聞調查》幾乎每一個採訪都能留下印象,你做過哪些方面的選題,到過哪些地方,然後接著問過哪些人,當時這種問題的考慮是什麼樣的,都有很深的印象,就是因為那種投入感是很強的。
記者:人們認為您是一個特別喜歡質疑的記者,這是職業上的需要還是您本身就是這樣一種性格?
A:實際上我們只是説把“質疑”兩個字強化了,哪個記者不在質疑呢?不會質疑的記者還叫什麼記者呢?你打個問號就是質疑,但是這種質疑你到什麼程度,有的人可能就是一種秀,好象每一個問題都要有主語、謂語、賓語還有疑問詞,這個不一定是質疑。但是你真正採取的基本態度,就是質疑。質疑不是説跟我個人有什麼,你從事這個職業就是靠提問為生,提問是幹什麼?就是提出問題,就是釋疑解惑,否則誰看你的節目?為什麼要看你的節目?你得找個理由給大家,你給大家通過的方式又是一種很特殊的方式,他不是一種敘述,不是一種描述,他是在一種反面的對抗當中,能擦出火花,能提供信息,通過一種特殊的途徑。但是我發現,就是説,你改變一種態度、改變一種角度去看問題的時候,它可能來得更直接,更有力度,也會更有趣,更有意思。如果説兩個人一台戲,現在電視臺很多節目,為什麼説談話一次就沒有了呢,因為大家看你們都溝通好了,都一台戲了。但是我們這個不一樣,我們覺得我們應該來真的,就你真的有疑問,而不是説上面讓你問什麼你就問什麼,而不是説你去推測觀眾要什麼就給他什麼,或者説採訪對象高興給你什麼,你就接受什麼,不是這樣的。就是我們真正從觀眾,從第三種力量,從第三種立場出發來考慮這個問題,跟個人沒有關係。好,媒體就是一個雙刃劍,我們給你提供一個話筒,跟你提供一個平臺,但是你必須經得起推敲,我們才給你這個平臺,否則的話你這個平臺對大家沒有任何利益,你就是浪費資源,我的理解就是這樣的。但是這個質疑的感覺又剛好,為什麼王志能成為大家認可的記者?我就覺得這可能跟我個人的東西恰恰相吻合,所以在《新聞調查》做了七年,大家覺得你就是《新聞調查》的記者。當然《新聞調查》不是我一個人做的,人們覺得你像這個記者,他並不是一開始就是這樣,而是通過多年實踐的積累,你看著象這個記者,我又在想什麼叫象呢?什麼叫不象呢?我覺得《新聞調查》的記者,就是打破沙鍋問到底,我們提得你要告訴大家真的東西。你不能被假象所迷惑,通過什麼樣的方法達到這個?那就是質疑,就是提問題,就是提很尖銳的問題,很直接的問題,就是這樣一種方式來,否則你跟我們主持人坐在演播室裏跟你説有什麼區別?因為你對面坐著另外一個人,所以你需要跟他對抗,你的立場需要跟他不一樣,所以這就是我為什麼要這麼堅持做,而且一定把它做到一個極致,做到對方不能忍受的一個極限,做到觀眾覺得很過癮的一個底線的地方,這就是提問的一種方式。
當然你也可以問一些不痛不癢的、很大的問題,但是我覺得那種方式來得更直接,因為電視有一個很基本的特點,就是單位時間內的信息,要用最短的時間內去爭取觀眾,否則你沒有一種邏輯的力量,沒有一種戲劇裏面所講的衝突,這就可能是很難完成的,就是這樣的。否則一期《新聞調查》45分鐘的長度,相當一集電視劇,尤其是我們《面對面》這種形式,在《新聞調查》裏訪談,你沒有這種形式,你根本談不下去,別人也看不下去。講故事得有懸念,我們談話得有刺激,而且這種東西不是説去揭對方的隱私,要給對方也提供一個很廣闊的平臺來表述。打個很簡單的比方,你現在採訪,你要我一個人説,一個小時,我很難的,很難不是説説不了一個小時,你很難有針對性,但是你提問題,我回答,這個有針對性,而且不走火,我們的效率會很高的,就是這麼一個意思,而且環環相扣,你提的問題,我不會你問我東,我告訴你西,我可能説東或者跟東有關係的,至少説東北、東南,西南就不是了,就是得跟東有關係的,這就不會離得太遠,有了針對性,所以我感覺到質疑對我來説,我覺得可能我們是強化了,實際上我們每個人都在做這樣的事情。
記者:作為一個調查記者,您認為最應該具備的能力或者素質是什麼?
王:最應該具備的能力當然是很多了。但是我首先覺得需要具備的能力是一種思考的能力,一種獨立思考和判斷的能力,這是最重要的。那你要細分析的話,很多能力都需要了,普通話要不要好?我們現在要一級甲等了,但我們那時候還沒有,那時是需要但不是主要的。你長得怎麼樣?你穿什麼衣服,是不是得體?你坐什麼姿勢,光影怎麼樣,對比怎麼樣,速度是快還是慢?這都是需要的。但是這個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你的獨立思考和判斷的能力,你不能隨隨便便讓人給蒙了。
思考和判斷的能力背後是什麼呢?就是説你張嘴我就知道你要説什麼,你的話背後是什麼意思。為什麼説記者要有閱歷?要有生活的經歷?你不了解農民你去採訪農民,你瞎掰。你不了解工廠,你不知道他們怎麼賺錢,為什麼要搞這個污染,為什麼背後要偷偷的花那麼多錢去埋一個管子到河裏面去?你不了解這些,你都是天外來客。對中國的國情如果就像一個外國記者來採訪,我覺得他根本做不了《新聞調查》。因為他不了解你的國情,他深入的可能是皮毛的東西,可能那些“秀”的東西。中國的發展,它是有它的歷史,有它的社會文化心理背景的,這些等於是我們血液的一部分。所以我敢説做《新聞調查》我敢跟國外的記者拼。他可能看到的是表面的,但是我告訴説,我看到的可能是第二步、第三步了。他問的可能是第一級的問題,但是我問的可能是第二個、第三個問題,直接從那兒已經深入就扎到那個穴位了,就是這個意思。所以我就覺得記者這個採訪能力最終他應該是一種思考判斷的能力,思考判斷的能力一定得有一種當然彼此相關的邏輯能力。
記者:對事物的思考判斷能力的確重要,還有別的麼?
王:你要有定力。在採訪中要懂得你需要什麼。人家可能善於表達,可能一下子把話題給你支開了,就像那種江湖騙術一樣,擺一個地攤,再捧個前場之類的,你可能根本不知所云,你可能就忘記了原來要的東西了,所以這個時候你要有邏輯能力和內心的定力。
記者這種採訪我覺得是一種控制的藝術,當你面對面兩個人坐你一起的時候你是主角,但是表現出來的是對方是主角,因為什麼他的話多,你的話少,但是你絕對得是一個控制者。你不是一個控制者的話,就不會是個成功的採訪。如果是對方的思路來表述的話,説明你是一個失敗者。不在乎談多少在哪兒,我要的東西沒有得到,但是我再問一遍,還不説,我再問一遍。
要什麼?我甚至就要你一句話,就是對一個事情你到底知道還不知道?但是如果他可能要繞繞繞,有時展示這個過程也是很有意思的。如果説一個很高明的編導,編這個片子的時候把這個過程展現得很充分,展現出説話對方有詭,説明裏面可以打一個很大的問號。所以你一定要很清醒。我覺得這種清醒是一種定力。獨立思考、獨立判斷是一種能力,那麼這個背後可能有閱歷。另外一種是你自己要有這個定力,如果説你都慌了,你都被對方嚇住了,你都不能獨立、清楚的思考了,那你還訪談什麼?那你把觀眾弄到哪去呢?東西南北中就像走八卦陣一樣,隨大流了。我跟很多的編導合作過,編導比較欣賞的一點就是説我能控制,問的問題用他們的話説就是回來很好剪輯,沒有什麼浪費。如果廢話一大堆,一採訪幾個小時,結果回來一個問題用不上,那説明這個採訪是失敗。
還有就是觀察能力是不是夠細?比方説我們去採訪一個假楷模的時候。第二天去我一看那個墻上貼滿了學習體會的材料,我就説這個是假的,有人説你怎麼知道?我説我給你分析一下就知道了。我説你先把它拍下來。拍下來以後我就給他分析,説你先看看那字跡,只有兩到三個人的字跡,儘管墻上有40份、50份,但實際就是兩三個人一夜之間抄出來的。再看看這些稿子的內容,如果是每一個人自發寫的,肯定不一樣,哪怕是同一個題目,可是你看這些稿子開頭、結尾都是一樣的。中間稍微有幾句話是變化的。這就是記者的觀察能力,要細心,思維要縝密。
另外還有很多你要看場合,對方的情緒怎麼樣了,旁邊有沒有監視你,很遠的地方有沒有監控你,包括一些電話有沒有監控,你住的什麼樣的地方要採取什麼樣的手段來保護自己等等。這都是我們可能需要的,總之,我覺得最重要的能力是你的思考判斷能力,還有你自己的定力這種邏輯定力,你自己要能定得住。
記者:在採訪之前,您一般都做哪些具體的準備工作?
A:這個習慣可能是從當記者的時候開始吧,因為我這個人比較好動腦子,拿到什麼東西也是好奇,包括我們在湖南臺拍新聞的時候,哪怕拍一個時政新聞,也想這個會議我值得報道嗎?人家給我提供一個稿件,都寫好了,也不許你改,那要我幹什麼?好我是研究生畢業,這麼做有小學文化程度就行了,你只要認識開關,鏡頭別搖搖晃晃不就行了嗎?但是真正當記者你要動腦,動腦你就要做功課,不做功課,靠靈機一動的發揮就能做好?我覺得是瞎説,至少我的經驗是這樣的。正好《新聞調查》有這種要求,它提供了這種可能性,每一個題目,比方説《淮河》,什麼叫“艷陽”,我們哪兒知道?這是很專業的詞彙,你都必須去了解。哪怕去採訪一個很普通的案子,法律上的事情你必須搞清楚,法律上的關係你得搞清楚,這個事情的來龍去脈你得搞清楚,你得有一種邏輯的、分析的能力,所以這些東西都必須做採訪前的準備。因為很簡單,從《東方之子》到《新聞調查》,《東方之子》是對一個人你隨便問,問很多的問題,但是你不要離開這個人就行,那《新聞調查》實際上是一個問題帶著一個主題,你要去採訪很多的人,但是你要記得你不要跑題。你採訪我是因為跟《新聞調查》有什麼關係,是必須跟《新聞調查》有關係的主題。拿一個話題去採訪很多人,這個也必須做準備工作,否則的話為什麼有人到《新聞調查》做採訪,他會覺得不習慣。特別剛開始的時候,老覺得抓不住。我可能採訪環保局的人,他是治理淮河的總指揮,可能是有關係的,但是李淮清跟這個有什麼關係呢?那你得分析,好你剛才説李淮清是一個污染源,你找到關係了;那麼河邊放羊的農民跟這個有什麼關係呢?你要找關係,並不是説他的羊能賣多少錢,但是你應該説你的羊長得怎麼樣呢?你家喝得水怎麼樣?他住在河邊,他是一個見證者,也是一個目擊者,你得去找這種關係。那你去這個農民的時候,你就非常會有針對性了,跟這個有關係的你才問,所以你實現那種準、穩、狠,要能夠這樣去問問題,而不是説你年收入多少,像領導視察一樣,拍拍人家的肩膀,你家裏幾口人呀,所以要完成這些任務的話,都必須要做很充分的準備。
當然《新聞調查》也有很倉促上陣的,即便你出發的時候,路途中間這些題目有些提問,你在過程中,必須要進行很多的勾兌,進行很多的爭論,比方説我們採訪《眼球丟失背後》的時候,大家討論很激烈,到現在為止,我們回想起來,很少有節目那麼激烈,大家就説這個節目應該怎麼做,甚至擔心這個節目能不能播出,在這個前提下,我們又想到用另外一個節目做保險,就是後來的《第二次生命》,當時的那種氛圍就是那樣,所以這個準備工作看你怎麼去理解。這個一定是做得很充分,不是説你開會之前你看了多少資料,但是你腦子要一直在不停地轉,這種準備工作一直要持續到採訪結束,這個過程中,你跟編導的溝通,你跟攝像的溝通,甚至跟錄音的溝通,因為錄音是第一個聽眾,他會覺得你説怎麼樣,你説的離不離譜,經常是他們發表的意見非常重要。像採訪完了之後,錄音李宏衛會説,這一段從來沒見過你這麼説過,一定要把這一段編上,就屬於這種。我覺得這也是一種準備,如果是你採訪下一個人的時候,你是一種什麼樣的狀態,你怎麼保持這種狀態,保持它的連貫性的,因為你要採訪很多人物的時候,那你就必須要保持這種狀態,用一種最佳的狀態出現在屏幕上,你才能在節目裏邊體現出你的一貫和統一性。
還因為《新聞調查》是一個長篇的節目,可能這個節目你一月份採訪了一個人,十二月份再採訪另一個人,但是你的情緒要能接得上,問題也要能接得上,這種準備工作應該是貫穿整個節目始終。所以每一期節目,《新聞調查》的準備量應該是很大的,應該是跟別的節目是有所不同的。
記者:作為一個記者,個性化的調查風格是你喜歡的方式嗎?
王:一句話,就是相對於實踐來説,理論永遠是蒼白的。你説非要我寫文章,我説寫文章是專家幹的事,跟記者沒有關係。我採訪的時候我想到老師教是怎麼教我採訪,那都是瞎掰的事,那你還會採訪嗎?而且採訪需要教嗎?
記者:你現在做《新聞調查》跟您現在《面對面》有什麼不同?
王:《面對面》是源於《新聞調查》的一種方式,最根本的一點是可能我們的運作方式跟《新聞調查》有一種本質的區別。《新聞調查》是以編導中心制。但是現在《面對面》就是玩主持人,是主持人為中心制,你成了這個節目就是60分、70分了,你不成這個節目就不及格。你説我也可以採訪兩人,採訪三人,那就跟《新聞調查》沒區別了。《新聞調查》的空間比我們大,我們現在就是靠談話,而且採訪的方式是一對一,談話佔70%以上。選題是新聞人物,著眼於人。《新聞調查》可以是人,但是也可以是事,相對來説他更多的選題是調查事件,而不是人。我要樹立一個光輝形象,那可能《面對面》這個節目更合適。要挖掘他的內心,但是你要講這個事情的來龍去脈,就必須要有旁證,必須要有別的來説,那就可能更像《新聞調查》這種形態。
剛開始的時候我們還有一些迷惑,這些區別在哪兒。但是你要想《面對面》為什麼從《新聞調查》分出來?這種形態,是因為大家不大認可這種形式是《新聞調查》的一種常態。就覺得是不是也可以來一個面對面?比如我們現在做任長霞,做一個死人,你沒法跟她面對面。我們也可以通過別的人來談,但你基本的形態應該是一種記者調查、記者交談的形態來做,你的旁白不可能超過1/3,你要變成2/3了。那可能大家一看整個節目風格就變了,不是一個談話節目了。所以《面對面》在選題上,形態上,還有記者工作的方式與《新聞調查》都是有區別的。
記者:今後您有什麼個人打算呢?
王:實際上你想問的就是近期內有什麼目標。既然這個欄目已經起來了,已經推出來了,那就踏踏實實把這個節目做好。至於説這個欄目能維持多長時間,它有它的週期率,有的時候可能長一點,有的時候可能短一點。可能現在叫我主持人的多一些,原來在《調查》的時候人家叫我記者的時候更多一些。但是我覺得我在《面對面》,儘管現在很多人叫我主持人,其實我還是記者這個心態。記者的心態是什麼呢,是一種幕後的心態,就是所謂冷眼旁觀自己很清醒去考慮的問題。主持人總給我一種概念是什麼?就是“秀”的成分比較大一點,衣著要鮮光一點,人長得要星光一點。記者我覺得不一樣,要有一種專著的心態。就像我拍一條新聞一樣,如果你去拍一個專題片,拍一個藝術片,你的鏡頭簡直要無可挑剔才行。但是你要拍一條新聞不一定,晃動也可以,只要你抓住到核心的事實部分。但是你現在在哪一行,愛哪一行,吆喝哪一行。我現在做《面對面》的主持人,當然一幫人都圍繞你在工作,你就應該把這個工作做好。至於今後説走到哪一步,一個靠能力,第二也是一定程度上靠造化。因為做新聞這個東西包括今天的《新聞調查》,它也受很多因素的限制,受輿論環境的限制,受觀眾關注的程度、欣賞的水平、欣賞的角度的限制,做一個《新聞調查》付出的勞動量是很大的,所以從我來説也是很關心的。
我個人的話也很簡單。如果不幹這個節目,可以幹別的節目,但是比較習慣就是記者這個稱呼。就覺得你是一個記者,你是一個好記者,這個稱呼裏面跟大家把你當做一個明星的感覺是不一樣。可能記者稱呼中間還有一個含意,你是一個挺認真的人,是一個挺嚴肅的人,也是一個挺有責任感的人。我覺得這種東西跟我內心深入的某些東西是比較吻合的。
記者:那麼您理想中的調查記者,是一個什麼樣的?
王:這個東西沒有一個標準,我也不認為有一個標板。這個可能認為你在《新聞調查》大家覺得你像,但是你也不是一個標準。大家都學你那種姿態也未必,有時候和顏悅色也可以問出東西來。像董倩就挺好的,像王利芬她們做的節目都有很多很精采的地方,但是方法並不一樣,所以沒有一個固定的模式。我也不認為有一個固定的模式。但是有一點,一個理想中的好的調查記者,就是我剛才説的,一定要有獨立的分析和判斷能力,他所做的一切也必須跟節目的定位相吻合,就是記者這個角色。你説我一天到晚,去參加酒會,去主持文藝節目,對我都是一個損害。如果你跟商業活動有很密切的聯絡,今天出席房地産開發,明天去參加晚會,我覺得不是記者應該幹的事情。因為那個利益太離奇了,人家認為你的立場不堅定。你是可以被收買的。調查記者應該是不可以被收買的,應該是獨立調查。你是獨立行為能力的,哪怕有壓力,這個時候越能顯示英雄本色。當然從業績上來説,如果説你能獨立調查出某種真相,或者對社會有某種觸動的東西,那説明你的業績夠得上水準。這個問題沒有一定的模式,我就覺得是,要從效果來看,從動機來看,就是這兩樣。你具備了記者的理想,你就能做得到,沒有一個固定的模式要成什麼樣。真要做成什麼樣的,都是一個未知數,所以這才是新聞的魅力。你不知道他下一步要發生什麼,你不知道大家下一步喜歡的調查記者是什麼樣的。但是我相信這個記者可能會有變化,但是核心的東西是不會變的。你這個人一定要公正,一定要客觀,一定要有你的獨立行為能力。不能被假象所迷惑,更不能為利益所迷惑,我覺得這才是調查記者應該具備的一個基本的,也是最根本的一個東西。
記者:您對自己的做過的哪些節目比較滿意?或者覺得還有經驗教訓?
A:滿意些的覺得是第一期,就是《天牛》這個節目,我現在認為仍然是一個最好的節目。為什麼説它是一個最好的節目呢?人類最大的造林工程——西北防護林在幾年之內,幾乎消失,原因是什麼?小小的天牛!這個天牛移動的距離,每一年不到兩米,但是它怎麼可能在一年之內幾千公里就沒有了呢,是人為的因素造成。
《新聞調查》那時候應該做什麼樣的節目,應該做什麼樣的節目,説要以小見大,舉了一個例子,“蘇柏爾的壓力鍋”。“蘇柏爾的壓力鍋”《經濟半小時》可能也會報,但是,“蘇柏爾壓力鍋”的對面有一家此消彼長,蘇柏爾一年之內就起來了,而那個壓力鍋下去了,為什麼?背後體制的原因。《新聞調查》要做這種深層的東西。但是《天牛》已經流産了,沒做成,我覺得這個對我來説是一個很遺憾的事情,但遺憾的原因當然是多方面的,可能是因為採訪的經驗欠缺,也有可能大家都是一個新手,也沒有一個固定的模式。一期《新聞調查》45分鐘到底應該怎麼採訪,應該編成怎麼樣,沒有一個範本在,這個很遺憾的。
好的節目,影響比較強烈的節目還是很多的,包括後來我印象中間好象《新聞調查》每一期節目的播出,對我們來説都是一次考試,大家都很關心那個電話鈴響不響,那個電話鈴響幾次,那個電話裏的人會有什麼樣的反應,會有一些什麼樣的問題出來,是真的看懂了《新聞調查》,還是因為個人的事情看熱鬧,我們希望有內行。每一次都是考試,所以我們很關心觀眾的反饋。可能在這種良性,我理解這個是良性的互動中間,《新聞調查》七年、八年的時間走向了成熟,慢慢被觀眾認可,原來我們可能是看美國“60分鐘”覺得高不可攀,但是實際上你做成了之後,你發現它就是中國的《新聞調查》,它就是我們自己可以創造一種形態,我們可以創造出跟它同樣有影響力的節目。而且《新聞調查》也形成了一個固定的觀眾群。觀眾群,我理解就是對社會有影響力的一幫人,就是在星期六、星期五,原來是星期五改成星期六,現在又改成星期一,在這個黃金的晚上時間,大家有耐心,也有閒暇的時候,也有這種定力來看《新聞調查》的人,他一定是對社會有比較大的影響力的這一群人,這是我們基本的觀眾群,這是我的理解。當然在這個基礎上,你報了一個“婚禮內”的強姦,“婚禮內”的訴訟,老百姓不懂這個,他也看了,這個事挺新鮮,在這個基礎上,我們再擴大觀眾的集體,所以我理解《新聞調查》對我們來説,對每個人都是一次考試。
記者:您怎麼看好節目與好編導之間的關係?
王:好的編導是什麼?他的掌控能力特別強,特會説故事,但是他有邏輯能力,他有很強的邏輯控制能力,他就知道哪個地方能夠設置一個懸念,哪個地方應該放大。比如看《生死時速》,可能他兩個小時120分鐘的節目,可能有半個小時在敘述發生在那5分鐘裏的事情,但是實際上他整個過程跨度可能是三年,可能是五年,他把某一點放大了。作為調查記者應該具有這種能力,會説故事,知道怎麼設置懸念,否則的話,統統都是表揚稿,統統都是千篇一律給領導寫的講話,嘴都念幹了,卻發現這地方念錯了,這應該是計劃生育念的,就會出現這種笑話。所以你會要設置懸念,要一環套一環,才是高手。《新聞調查》肯定有這樣的高手。《新聞調查》很多記者、編導都做得非常好,而且每個人的特點都不一樣,現在都數得出來。夏駿是這樣做樣片的,跟他做問題最清楚了,他告訴你一個問題都不要多問,因為他有這個控制能力,他説多問沒用,我回去也不剪。另外也有厲害的,象賽納那種,你隨便採訪,你怎麼採訪我都能弄出很好的節目來;劉春這種編導腦子反應很快,在現場,你説來一段吧,説一句什麼意思,看臭水溝怎麼樣?我説給他聽,他修改,有時候他改的那兩句話,很地道;像張潔這種做事很認真,不管怎麼他很穩妥,這種編導做出來的節目主題很有份量。所以每個編導都很有特點,都不一樣。還有就是善於跟各種各樣的人合作,這是作為一個調查記者,可能跟報紙不一樣的地方,他需要綜合的素質。
記者:您有過一句挺經典的話:運行不濟,隨遇而安;百無禁忌,適可而止。什麼意思呢?
王:這個東西是人家送的,實際上這是中庸之道。運行不濟就是人要努力,我今天不舒服了,我睡一覺,又到晚上了,明日復明日,明日何其少?要運行不濟,而且要上進,運行不濟而且隨遇而安,明年到底怎麼樣?明年要出太陽那是你能控制的嗎?他明天天陰了,你説我不幹了,不行,隨遇而安,所以還有一個就是,“取法乎上,得乎其中”。另外一個適可而止,人太膽小了不行,但是真的事來了你怕那也不是個辦法。我説沒有禁忌,你威脅我,你威脅我能把我怎麼著?你一條命,我一條命,而且我告訴你,肯定你吃虧,以後別釘到恥辱柱上,而我會成為烈士的,我會成為英雄的,説極端的話是這樣的,而且事實上不可能的,你頂著中央電視臺五個大字出節目,誰敢惹你?百無禁忌,就是不要怕什麼,又怕別人給你飯裏下毒,怕別人誣告你?沒什麼必要。就像我現在當主持人以後,大家都找你,你説這也怕,那也怕,怕什麼?我該幹什麼幹什麼,我也不是違法亂紀的行為,人家去消費我也去消費,人家幹什麼我幹什麼,就按普通人要求自己。
但是比普通人有所不同,是適可而止,也不能不怕地不怕開快車,一天到晚在路上亂飛,那不行,該快的速度要快。雖然這是一個中庸之道,其實就是一個辯證法,你要學會這個東西我覺得是受益無窮的。因為這個東西都是有兩面的,有正面,有反面的,有高就有低。學會這個這個東西以後,我覺得這是安身立命之本,跟工作,不光是跟你的工作有關係,跟你的生活也有關係,跟你的人生都有很大的聯絡。安身立命,就是你這個人生活準則怎麼樣?你對人待物怎麼樣?換句話説大家説你好,為什麼會説你好?你活兒好。但是你如果跟人際關係處理不好,你慢慢地活兒也不好,沒人願意幫你,沒人願意跟你合作,人家説你品質道德敗壞,人家根本看不上你,還跟你合作幹嘛?辯證法還是受益無窮的,包括採訪當中也是一樣,就是一層窗戶紙。哪個老師教你怎麼提問?有人説你給我講講怎麼提問?我説這是瞎掰呢,雞蛋能孵雞,石頭能孵雞嗎?而且你孵出來的雞都是不一樣的,溫度條件不一樣,基因不一樣,就是這個意思。你要讓大家接受你,要靠你的實踐,要靠你的積累,靠你的經驗來做這個東西,不是説你生來誰封你一句,説這個人是《新聞調查》記者,臺長簽字都是沒用的,觀眾不認你,你也沒轍。你是自己幹出來的。可能剛一開始別人會用一種很挑剔的眼光,就像我主張你去做一個新節目,包括做舊節目,和晶是很好的主持,大家老是拿崔永元的標準要求你,説你是二流的,就覺得你不如小崔。可是比如這個節目是和晶開始做的,小崔再去接他,可能小崔又變成另外一碼事了,就是你得有原創意思。原創是什麼意思呢?就是你剛才講的個性化,是本色,如果這個本色大家都不接受,我就不幹這個了。我去當編導去,還自在。
在電視臺這種地方做事,你要處理好各種關係,工作和生活的關係,新舊的關係,作為新人來的以後肯定老人有些情況比較熟悉,你肯定要向他們學習,當然也不能説永遠是小學生,那種心態你肯定沒戲,永遠做不來,生活上那些事情我可以尊重你,但是工作上你覺得可能比我更了解我自己,不可能的事情,我最了解我自己。以前串場都説四五十遍,那時候哪有什麼主持人?照樣説四五十遍,那你也得説,但現在不也是張嘴就來嗎?你能大學畢業,能混到這個份上你不會説話?你再不會説話你跟自己也會説話吧?前面站著一個你很熟悉的人你會説話嗎?你爸問你你得説吧?你老師問你你也得説吧?你要那樣去想象,不可全信,也不可不信,就是這個意思。得有自己的腦子。我覺得得有獨立思維,判斷的能力,這是很重要的。就像人家告訴你説那兒有個線索,可能是人家蒙你呢。淮河的一個人也是,他帶著你看,他造很多假象給你看。污染這個事到底怎麼樣?他拿水杯喝水,你再喝一杯給我看?早上喝的,晚上是不是還是那個樣子?晚上我們再去看看,記者的調查行為就出來了,打著電筒就去了,一發現晚上水就是臟的了,所以你得有這個勁頭,而且這個東西要有很多投入,有投入你才有結果。
記者:有人説您平時喜歡手不釋卷?
王:這個不可能,但是我有個看東西的習慣,包括有時墻上的報紙我都要看半天,眼睛有個東西看就是了。因為你不看的話,我就挺累的,我的腦子就在想事,就屬於這種,但是比較喜歡看。我總是這麼想,也不是我説的,人獲取經驗有兩種方式,一種是直接經驗和間接經驗,直接經驗就是我們通常説的體驗,説我沒有蹦過極我去體驗一下,我沒有到過新西蘭,我去新西蘭去一下,但是地球你怎麼可能玩兒得轉呢?還有一種就是間接經驗,就是你通過書本可以獲得,你的閱歷可以通過這種東西來獲得。所以你看科技日新月異,我們讀的哲學,亞裏斯多德,柏拉圖,半部《論語》治天下,很有道理的。你説你的思維超過他了嗎?千變萬化,離不開人,人是根本。所以説間接經驗也挺重要的,有時候間接經驗用得好,比直接經驗來得更快,可以達到一個事半功倍的一個效果,就像那時候《新聞調查》一樣,一定要去拿到那個證據,很偏遠的一個山區,打個比方,植樹造林,很偏僻的一個鄉,又不通車,很累,一定要找到那個人,我們大隊人馬已經跑過去,最後一問很簡單的問題,你種了多少棵樹?用別的方式不可以代替嗎?你能讓大家相信你就行了,或者一個人就可以了,用不著大隊人馬去,所以我那時候一直沒有時間。在《新聞調查》,我覺得應該是有倆記者就行了,四個記者太多了,一個月出來一次誰記得住你啊?有倆記者就行了,他們説兩個人不行,因為我們節目的週期半個月,怎麼解決這個問題呢?記者不一定都要跟著走,核心的人物兩三個,該問的問題這兩三個人解決,以後其他的,留下這個組,留下這個編導、攝像他們去問,大家參與,主持人從根本上他就是個符號。我們現在老強調記者的調查行為,恨不得讓你跳到裏面游泳,這哪行?這是不對的。有需要的時候畫龍點睛弄一下可以,但是你不可能是每一次去。記者的行為是什麼呢?他必須要到關鍵的時刻那個典型的環境中間來一下可以了。其實我們那時拍《東方之子》我説我不去都可以,他説為什麼可以?就像現在《時空連線》一樣,假連線,把問題問完了以後我再問一下,這樣有區別嗎?光調好了,背景是一樣的,從新聞的規律不是這樣的,不要違背新聞的規律。如果真的是一個調查的行為,我要花功夫,一個《假楷模》的節目,見了本人你分析一下他説的是真的還是假的,你一定要見到打魚那個人,他會告訴你鏡頭要怎麼拍出來的,你聽別人説都是假的。所以這種東西,要有效地使用記者,應該是加強使用率。大家很累,疲於奔命。做調查很累的,你一年一個月裏跑半個月做一期節目,這個節目能不能播還不知道,那你多失望啊?對自己心靈都是一個損傷,精神損失費沒有了,稿費也沒有了。但是這個東西在於人,因為地方現在是編導中心制,要在乎于他腦子清楚不清楚,能不能有效地利用這些素材。
記者:如果是記者中心制呢?
王:記者中心制我也知道,無非是記者管錢,還是記者説了算?但是我説的這個記者中心制不是在於管理上的東西,而是你的行為,你的思想在這個節目起到統帥的作用。現在我們也是記者中心制,你説每個節目後期成什麼樣我真的沒有把握。但是我先有一個策劃案,這個策劃案我感覺起碼八九不離十,我必須過目了,我必須同意了,才能行。你不同意後期你剪成另外一個,正面的做成反面的,就像這次關於訪談深圳的妞妞一樣,如果你做成一個正面的你就坑進去了。自己就陷進去了,這個東西我覺得領導讓你做沒錯,但是沒説讓你怎麼做,你自己沒長腦子?所以你得有疑問,那麼多人陪著你玩兒?憑什麼?你沒背景做什麼?但是我也不是《新聞調查》,我是《新聞調查》肯定要去問他父親是誰,我就肯定要找到他家去了,就必須這麼做了,但是我因為就是一個談話節目,人家看的是什麼樣的人,人家就清楚了,不用去那麼深究了,而是你表現出個性就可以了。
記者:做節目有句話,叫態度決定一切?
王:對,態度決定一切。有態度你才有頭腦。比如戀愛中的人都像是傻子。還有你吃了人家的,拿了人家的,得了人家好處了,你還怎麼去説公道話?其實最後是效果決定一切,你要看出來的效果是什麼樣的。大家説王志這是帶著疑問去的,也有人罵,説你為什麼不現場解恨?但是他不知道裏面的情況,但是你有必要去解釋嗎?沒有必要去解釋。你自己心裏清楚在這點上我沒有失分就行了。實際上我們每天都在走綱絲。你得有一定的判斷能力,有邏輯推進的能力,還要有內心的定力。最後的定力很重要,就是説你要明確自己在採訪中要得到什麼,不能讓人家繞來繞去給主題繞丟了。可能好記者跟糊塗記者的區別是在這些地方。
採訪記者:趙華
責編:武林 來源:CCTV.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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