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黨員幹部 還必須具有無私奉獻的精神 甘願吃虧

央視國際 (2006年01月20日 09:56)

　　江總書記提出“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後，我就經常琢磨著如何實踐它，通過對自己這些年的工作進行回顧和反思，我的理解是，作為一名黨員、一名農村幹部，實踐好“三個代表”，必須具備無私奉獻的精神，積極為廣大人民群眾謀利益，讓大多數老百姓都過上好日子。

　　1978年，也就是我擔任黨支部書記的那一年，我查出得了直腸癌，５月份在濟南做了肛門改道手術，又化療了五個月。回來後，正趕上支部改選，當時公社的領導三番五次來做我的工作，説啥也要讓我當支部書記。我那個時候情緒很低沉，做了手術後，腰裏挂上了個糞便袋，身體又虛弱，像個半拉子人，自己就覺得站不到人臉前裏。可領導對我的期望很高，黨員群眾也很信任我，一致推選我當了村黨支部書記。上任後，當著公社領導和村裏黨員幹部的面，我表了個態，我説：“既然大家這麼信得著我，我就幹，我幹就像個幹的。能活一年就幹一年，能活10年就幹10年！”

　　這些年，我拖著個病身子，跟大夥兒一幹就是二十多年，出去學習，回來鑽研，外出推廣，除本省外，我還到了山西、陜西、江蘇、河南、湖南、河北、吉林、新疆等11個省市自治區，少説也跑了幾十萬公里路。我去的地方往往都是些自然條件與我們省差別大、搞冬暖式蔬菜大棚難度大的地方。儘管是吃了些苦，受了些累，但每當外出看到大片大片的蔬菜大棚時，我頓時忘記了疲勞，心裏有説不出的高興！ 近幾年來，到三元朱參觀學習的人多了，我的工作量也增加了許多。儘管如此，我為自己立下一條規矩，凡來三元朱參觀學習的，不管是領導還是群眾，我只要在村裏，一定出面接待。我接待最多的一次，是一天接待了14批3000多人，來自６個省。有時我就恨自己的身體不做主，整天進出大棚，內外溫差很大，經常感冒。起先吃吃藥就行，後來一感冒就發高燒，非打吊瓶不可。見我身體不好，夥計們給我出主意：搞個錄像，把要講的問題都錄進去，省得你一遍遍地講。錄像做了，不過每次參觀的人看完錄像後總覺得不滿足，我就再到現場講講。我總覺得，這麼多人跑老遠來學習，心情都很急切，自己有責任、有義務給他們個圓滿的答覆，吃點苦受點累不算啥。 1991年正月十一，中央農村工作會議要派團來三元朱參觀，要求我介紹情況。那幾天，我感冒發燒很厲害，當時，老母親有些害怕，尋思著我是犯了病，説啥也不讓我去。我想，這是個大事啊，領導安排了，不管怎麼著，我得去。到了會議參觀那天，打完吊針，我就穿上棉襖，裹上大衣，懷裏揣著熱水袋，躺在大棚頭上的小屋子裏等。半個小時彙報講解完，是別人把我從棚裏架出來的。 1992年4月，四川省峨眉山市平安鄉平安一村一個小夥子來到三元朱，他説是從《山東科技報》上看到報道後來的。小夥子挺不容易，自己借錢來的，路費花了400多元。他對我説：“我沒多少錢，可很想多學點東西，能讓我住下嗎？”看小夥子心誠，我就讓他在自己家裏吃飯，在我辦公室裏住，安排他到大棚裏學技術。我在家時，就跟他講講技術上的事兒。一個多月過去了，小夥子記了厚厚一大本筆記。一天，他又找到我：“王書記，我想回去。”

　　我問他：“學會了？” “會了。我想買點種子、農膜、農藥帶回去，可沒錢。”

　　“沒關係，我給你付上。回去的路費還有嗎？”

　　“如果付了飯錢，就不夠了。”

　　“吃飯不要錢。”

　　我拿錢給他買上400多元的種子、薄膜、農藥，把他送到火車上。

　　過了半月，四川省一位副省長來三元朱參觀後，感慨地説：“你們這裡群眾的科技意識強，我們那裏不行。”　　我一聽，心想不對，就説：“你們四川人肯學習，有個小夥子讓我很感動……”我把情況一説，這位副省長很激動，叫人記下這位小夥子的姓名、住址，隨後就安排：“回去後，要支持他把大棚搞起來，在我們那裏發揮示範作用。”在當地領導的關心下，那位小夥子建起了大棚，搞得很成功，産生了很好的影響。

　　除了南來北往的人，還有大量的信件寄到我這裡，每月都有上百封，有人要學技術，有人討材料，有人買種子……復信、寄資料有時會覺得很累，但每封信都裝著人家的一個希望，所以我把每封來信都編上號，認真給人家答覆，要書給書，要資料寄資料。

　　有人説，樂義你很廉潔，我説，我只是本著一個共産黨員的良心辦事兒，犯病的東西不吃，犯法的事情不做。行得正，坐得端，才能在群眾中有威信。

　　1979年３月，公社給我一個招工指標，説讓16歲的大閨女出去當工人，減輕一下我的負擔。那時一個招工指標，比現在考上一個名牌大學還值錢。可後來，我把這個指標讓給了別人。閨女不願意了，跑到城裏找她三叔樂泉，樂泉説：“你還小，人家更需要這個指標，你爺做得對。”孩子回來，她奶奶説了她幾句，閨女不懂事，喝了農藥，沒治過來……家屬不理解，鄉里鄉親們也掉了淚，都埋怨我太死心眼兒。人心都是肉長的，誰也疼自己的兒女，但我知道，我沒做錯……

　　1991年，縣委研究認為我為全縣推廣蔬菜大棚技術立了功，決定獎勵我2萬元錢，讓縣委辦公室的一名同志給我送來，我説：“是黨員幹部就得為群眾辦點事兒，拿了錢我沒法交待。”送錢的同志跟我商量：“要不就拿1萬元錢吧，你這麼辛苦，獎金不要，我們不忍心。”就這樣，縣委領導派人給我送了三趟，每趟都是原封不動地拿回去。

　　1996年到北京人民大會堂，我領了１萬元的“如心農業獎勵金”。拿到錢，我從北京買了3800多元的新種子。回來後，我又組織村裏的農民去天津學習無土栽培芽菜技術。交上學費，買了材料、種子，又請了技術員，１萬元獎金就沒了。俺家屬問我：“去北京領了什麼回來？”

　　我説：“領了錢，又花了。”

　　龔如心女士是香港一家大財團的老闆，專門設立了“如心農業獎勵金”，每年都拿出100萬元錢，獎勵那些為中國農業做出貢獻的農民。現在因為農業給我發了獎金，我又把獎金用在了農業上，算是對龔如心女士有了個交待。

　　1996年教師節，我自己掏出2000元錢為聯辦小學11位教師買了禮物；1998年抗洪救災我捐了2000元；1999年鎮辦中學擴建我捐了2000元；對困難戶和孤寡老人，我還時常送些錢物……有時，村裏做實驗，用村委的錢怕群眾提出意見，我就用自己的錢，反正我的錢用了就用了，我自己沒意見別人就沒意見，花著心裏踏實。

　　這些年來，我幹這些事情,只是想到這是一個黨員的責任、一個黨的基層幹部的責任，沒想到現在會獲得這麼多、這麼高的榮譽。90年我被評為“山東省勞動模範”，92年被國家體改委授予“中國改革功勳獎章”，93年被評為“全國農業科技推廣先進工作者”，96年被評為“山東省農民科技明星”，也是這一年，我被壽光市人大常委會授予“壽光人民勳章”。去年，我又被濰坊市人大常委會授予“濰坊人民勳章”。1998年，我被評為“山東省優秀拔尖人才”，山東只有兩個農民獲此稱號，一個是萊州的李登海，另一個就是我。這一年我還被授予“山東省農村科技大王”稱號。1997年，被推選為中共十五大代表，2000年被授予全國勞動模範，今年，我又被評為全國優秀共産黨員，並到北京參加了慶祝中國共産黨成立八十週年大會，受到了江澤民等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親切接見。

　　回顧自己的工作，我覺得做的還很不夠，離江總書記“三個代表”的要求還有很大差距。“三個代表”的要求，也是我今後的努力方向。簡單地説，也就是學好科技，讓更多的農民群眾收入不斷增加，日子越過越富裕。只有這樣，才能對得起黨對我多年的培養，不辜負黨和人民對我的期望。

責編：朱亞菲 來源：CCTV.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