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青年報消息：有這樣一群人，他們是科研人員，卻擔負著項目公關任務；他們幾乎不在一線搞科研，可往往比任何專家更能拿到大的科研項目。

　　中國工程院院士黃尚廉委員今天説，中國式科研國情——政府主管部門及其主管人員擁有太大的資源分配權及項目審批權、項目申請不透明、科研人員待遇和項目挂鉤——日益催生了科學界一個全新的職業：“科研老闆”。

　　黃尚廉説，稱其為老闆，是因為他們已經把科研變成了經營，他們的任務就是“跑部錢進”，奔忙於申請項目。

　　他説，這些人中有國內培養起來的科研工作者，也有一部分是從國外回來的，相當年輕，大約在30歲到40歲之間，最多也就是40多歲，他們曾經在科研第一線做出過成績，可現在他們不再親自搞科研，他們獲得了各種國家級的頭銜和榮譽，有一些還成了“863”計劃和“973”計劃的專家。他們被提拔到一些科研部門的領導崗位，逐步脫離了科研第一線，成為“科研老闆”，經常“飛來飛去”，榮譽和頭銜成了他們進行公關的必要工具。

　　黃尚廉説，這些人通過不同渠道積累了各種關係，以自己的名義拿到大把大把的項目，可這些項目他們自己並不參與研究，而是層層發包，有的項目給了自己的同事，有的項目給了自己的學生，然後又把承包項目單位的成果集中到自己的頭上，成為拿到更多更大項目的資本。“即便承包的項目在預定的時間裏沒有大的研究成果，對這些人的生存也不會有影響，因為國家在這方面管理鬆散。”

　　對於這種“新職業”的誕生，黃尚廉很無奈，“到目前為止，還不能準確地説這些人的存在和做法是好還是壞”。

　　他説，最大的浪費是人才的浪費，這些原本可以在自己的領域內好好鑽研，能出大成果的科研工作者，這麼年輕就放棄了科研，而把精力轉移到項目公關上，實在很可惜，“他們的存在讓項目申請不公正，不透明。可另一方面，在中國現階段國情下，他們的存在也讓部分項目最終能夠進行下去。”

　　同樣感到無奈的，還有中國政法大學中國法律史研究所研究員夏家駿委員，“很多博導、教授正在充當著這樣的角色——他們把通過關係拉來的項目，給自己的研究生和博士生去做，出了成果自己署名，兩邊都不耽誤。”“我敢説，給這樣的人佈置一篇論文，哭爹喊娘可能都弄不出來，他們早已沒有這樣的心思和精力。”

　　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委員，是某研究所所長，他表示：“這樣的人在單位往往還比較吃香，沒有他們，很多項目的確無法拉來，沒有錢，什麼事情也幹不成。”

　　黃尚廉委員提出了一系列建議：“凡是國家重大項目的立項、撥款、督察、驗收、評價、審計等工作，分別由相關科技管理部門、財政部、責任專家、國家法定計量測試部門、中國科學院或者中國工程院以及國家審計局組織實施。”

　　他解釋説，凡是國家重大科技計劃的立項，應該聘請德高望重的國內外同行專家參與。專家們按照立項要求，獨立地對項目提出評審意見，並實行無記名投票。專家在受聘期間，不得申報涉及這個項目的相關研究課題，以杜絕專家既是指揮員，又是戰鬥員；既是裁判員，又是教練員的弊端。

　　在科研經費上，重大項目一旦立項，財政部直接將研究經費分階段撥給項目承擔單位。項目執行過程中，主管部門聘請責任專家督察，專家應當經常到研究現場調查進展情況，寫出評估報告，專家應對評估報告的正確性負法律責任。財政部根據報告情況，作出繼續撥款或者減少甚至停止撥款的決定。

　　項目最終完成後，根據項目性質，由中國科學院或者中國工程院組織同行專家進行最終評估。另外，在國家層次的獎勵類別上，逐步過渡到只保留幾個最高獎項，其他獎項全部取消。（記者 李健）

責編：楊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