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學時節的沉重話題——農民工子女入學調查

央視國際 (2004年02月15日 11:48)

　　新華社北京２月１５日電 又到了開學時節。跟往常一樣，許多孩子背起書包，快快樂樂走向校園。

　　

然而他們，卻很難高興起來。因為是農民工的子女，他們不得不遭受求學上的種種不公 ，承受城市孩子無法想象的種種壓力。

　　接受教育，是每一位公民的基本權利。當我們走近這群孩子，面對一雙雙充滿渴望的眼睛，心情久久不能平靜——

　　上學費用高：農民工子女入學的第一道坎

　　開學已經好幾天了。因為交不起３００多元的學費，１２歲的陳其國遲遲沒有報到。

　　記者好不容易找到了他的家。這是一間只有６平方米的小房子，單人床、破衣櫃、舊電視、煤氣灶就是全部的家當。一盞１０瓦的熒光燈下，陳其國正在專心地看書。

　　他的父親臥病在床，一提孩子上學的事，眼圈就發紅：“這兩天，看到別人的孩子高高興興上學，我的心裏難受得就像刀割似的。真對不住孩子，我這個做爹的，連他上學的學費都付不起……”

　　和陳其國一樣，由於家庭生活困難，不少農民工子女不得不放棄求學。

　　樹人學校是北京海淀區的一所農民工子女學校。開學已經一週，還有１００來名學生沒來報到。校長董慶雲習慣性地瞅瞅校門口，有些失落，又有些無奈。“反正每到開學，總得少那麼百八十人。有的回老家了，有的轉學了。至於有沒有人輟學，那就沒辦法統計了。”

　　目前我國有將近２０００萬流動兒童。國務院婦女兒童工作委員會辦公室和中國兒童中心進行的調查顯示，義務教育年齡段的流動兒童中，９．３％的孩子處於失輟學階段。這就意味著，全國有近２００萬流動兒童失輟學。

　　上學費用高，是農民工子女入學面臨的第一大困難。記者在調查中發現，帶孩子進城上學的大都是少數“先富起來”的農民工，而相當一部分在建築工地、生産企業和服務行業工作的農民工，這個念頭想都不敢想。在重慶已經打工多年的張慶，這兩天還在為家中兩個上學的孩子發愁：“孩子上學沒人管，但到城裏讀書要額外交那麼多錢，我哪承受得了，這只能是個奢望。”

　　到公辦學校上學：不敢多想的“奢望”

　　天剛濛濛亮，唐靜就起了床。小心翼翼地將前天晚上吃剩的飯菜裝進飯盒後，她摸黑趕往１０公里以外的農民工子女學校，開始一天的學習。

　　“我也想去公辦學校上學，至少那裏有好的食堂，但學費實在太高。”一想起夏天，早上帶的飯菜到中午就有點變味發餿，上海寶山區安南小學的這位４年級學生心裏就有點發酸。

　　國家規定，公辦中小學要建立完善保障進城務工就業農民子女接受義務教育的工作制度和機制。但真正要到公辦學校上學，對農民工子女來説，還是一個不敢多想的“奢望”。

　　為了緩解農民工子女入學難問題，南京市要求１０所公辦小學向農民工子女開放。但記者在鼓樓區的寧工小學採訪時發現，外地生要到這裡上學，除借讀費外，還需交納１０００元贊助費。學校姓李的教導主任解釋：“我們也想對所有農民工子女開放。但如果真這樣做了，學校根本沒有這麼大的容納量。那叫我們錄取誰不錄取誰？考慮到這一情況，學校還是設立了一個小小門檻。”

　　收費高，並不是農民工子女到公辦學校上學難的惟一原因。“北京的公辦學校，用的都是北京本地教材。將來考大學，因為沒有戶口，孩子還得回去考，怎麼辦？”從山西來北京打工的張眉拴愁苦地問。考慮到這個因素，許多家長不得不把孩子送到使用全國統一教材的民辦民工子弟學校。

　　“城裏孩子愛欺負人”“城裏孩子瞧不起我們”，這是農民工子女與城裏孩子同坐一個教室的切實感受。“我媽媽很少給我零花錢，我也沒有什麼新文具。城裏的同學就笑話我家裏窮，還罵一些難聽的話。我心裏難受極了，可是我不敢告訴媽媽。”從山東來到無錫，在一家公辦學校就讀的趙榮偉，説起城裏同學對他的排斥和歧視，就忍不住傷心的淚水。

　　民辦農民工子弟學校：在尷尬中迷失方向

　　開學了，已在北京轉了兩次學的汪磊，又來到樹人學校插班。這之前，他就讀的“蓬勃”“光明”兩所民辦民工子女學校，已被教育部門勒令關閉。“孩子上學一年多，已經轉了三所學校。我最擔心的就是現在的學校又被關掉，孩子中途沒地方上學。”來自安徽肥西的父親汪玉和憂心忡忡地説。

　　幾乎所有的農民工子女上學都有過轉學的經歷。因為公辦學校門檻高，在城鄉結合部，條件簡陋、收費較低的民辦民工學校如雨後春筍破土而出。然而，這樣的學校絕大部分都戴著“非法”的帽子——沒有辦學許可證，經常不是被驅趕就是被關停。

　　已有３年在北京“辦學經驗”的秦繼傑一談起這件事，總是長吁短嘆：“要拿辦學許可證，必須有房屋産權證。可由於經費緊張，學校只能租用別人的場地及房屋。別説拿不出房屋産權證，就連房東也拿不出，因為房東也是租村裏的地。”

　　在這樣的學校學習談何舒適的環境、良好的教育？在寧波北侖小鎮的一所民工學校，記者看到的校舍只是一棟只蓋了一半的兩層舊樓，教室之間只是用磚塊簡單地壘起隔開。下課鈴一響，廁所前不一會就排起了長龍。因為全校廁所坑位與學生人數的比例達到了１比８０。“沒有錢，想幹什麼都不行，只能先湊合下去。”校長對此也只能搖搖頭。

　　學校的老師也像走馬燈一樣不停輪換。“春節一過，教師走掉一半是常事。許多年輕教師都把這兒當作跳板，雙休日就泡到當地的人才市場，一旦找到合適的工作，立馬就跳槽走人。”寧波市教育局調查發現，當地流動人口學校持有教師資格證書的不到３０％。

　　廣州市政府特約教育督導員李偉成對廣州的流動人口學校給出這樣評價：辦學條件普遍較差，與公辦有較大差距；教師隊伍不穩定，無證上崗較普遍；教學質量堪憂，停留在識字、掃盲和託管的層次上。”但就是這樣的學校，卻接受了當地７０％以上流動人口的子女就讀。

　　我的一天：不能承受的生活之重

　　“早上三點鐘，我和媽媽一起起床。刷牙洗臉後，我和媽媽一起到五里之外的白雲亭市場去批菜。批完菜後，我和媽媽一起把菜用車推到菜市場去賣。然後，我回家做早飯給弟弟和自己吃。等我們都吃完早飯後，我到菜市場把媽媽換回來吃早飯。媽媽吃完早飯後，再來換我。然後，我就背著書包去上學。

　　中午放學之後，我回家做午飯。等我和弟弟都吃過午飯後，我再去菜市場換媽媽回來吃午飯。等媽媽吃完午飯後，再來換我去上學。晚上，放學之後，我回家邊做晚飯邊做家庭作業邊帶弟弟。等媽媽賣完菜後，我們就可以吃晚飯，吃完晚飯，我就可以睡覺了……這就是我的一天。

　　這幾天，我媽媽説我上學沒什麼用，還不如專心幫她賣蔬菜，但我真的很想上學。”

　　——這是南京一所小學，一位農民工子女寫的作文《我的一天》。

　　王紅梅是北京陶行知學校的班主任。一向沉默文靜的她説起孩子就打開了話匣：也許是生長環境和家庭生活背景不同，有的過早就擔負起照顧家裏的重任。和同齡的孩子相比，這些農民工子女幼小的心靈裏，早早就埋下了很強的自理自立意識，同時他們又是一群敏感而又易受傷害的特殊群體。

　　劉闡（化名）是北京智泉學校一名免費就讀生。由於父親被判入獄，母親改嫁，只能依靠爺爺替人看大門而生活。每到開學時，他總是不得不做讓他感到很丟臉的事：老師，我爺爺交不上學費，您先讓我上課，過幾個月爺爺把錢補上……

　　他靜靜地站在記者面前，被寒風凍得裂了口子的小手緊緊貼在褲縫上。記者小心翼翼地避開他那清秀的目光。因為眼睛是心靈的窗戶，而在那窗戶下面，是一顆敏感而脆弱的心靈。

責編：慕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