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時報消息：丁寧寧博士以反對教育産業化著稱。很多人認為丁的想法有點偏激。記者通過對丁寧寧博士的採訪，了解到他觀點的核心，是認為教育産業在總體上必須堅持“非營利機構”的模式。
丁寧寧之所以反對教育産業化這種説法，是因為他認為這個提法在理論上是不正確的。在西方經濟學的分類上，教育本身就屬於第三産業。政府、軍隊、醫院、基礎科學研究機構也屬於第三産業。把一個本來就是産業的教育“産業化”，語法上就説不通。丁認為，不管鼓吹者們真正的目的如何，教育産業化實際上的含義是“市場化”，説白了就是要將學校辦成企業來為投資者賺錢。這種做法已經超出了西方市場經濟的常規。
西方市場經濟國家中，幾乎所有的學校都註冊為非營利性機構。所謂非營利機構，就是投資者不能取得任何現金回報。在此前提下，學校可以接受社會捐贈，並享受稅務上的優惠，但有兩條硬性的規定：一是財務需要全部公開；二是僱員工資標準要經得起外界的審查和批評。非營利機構的財務制度也和企業完全不一樣。例如在企業的財務會計制度中，資本公積有限額，不許跨年度使用；對非營利機構則不僅沒有限額，而且可以跨年度使用。非營利機構也不是不能搞一些賺錢的項目，但賺來的錢不允許私分，要在公眾監督下用在整個學校的建設上。
丁寧寧認為，現行教育制度是在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下形成的，在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變的過程中，確實需要進行改革。但是無論怎樣改革，都不能改變教育總體上的的公益性質。改革主要應當改變學校“辦社會”的現狀，在加強成本核算的基礎上提高教學質量。同時要網開一面，給民辦教育以同等地位和待遇，只要是承擔義務教育任務的學校，不管是私立的還是公立的，政府都應給與資助，教師的福利也應一視同仁，但是都應當按照非營利機構的模式運行。
教育在總體上堅持非營利機構模式，不是説不允許辦營利性的學校或者教育機構。投資者要取得合理回報當然可以，但條件是進行企業註冊，執行企業的會計制度，不得接受社會捐贈，不享受稅務優惠，政府也不予以資助。作為營利機構，接受社會捐贈和享受免稅待遇是沒有道理的，也是不公平的。如果在法律上搞出一個既享受非營利機構待遇，又可以賺錢的怪物來，不僅不會鼓勵真正的教育投資，而且會帶來消極的社會後果。
因為丁寧寧反對教育産業化，很多人誤以為他也是反對民辦教育的。其實恰好相反，丁寧寧是民辦教育的積極倡導者。他認為這和發展非國有經濟道理一樣。在國民收入分配格局發生變化以後，教育完全依靠政府財政是有困難的。這就給民辦教育留出了發展的空間。發展民辦教育不僅是辦私立學校，公立學校也要打破所有制的界限，接受社會和私人的捐贈，成立校董會和校務委員會，吸收教師參加民主治校。
保持教育的公益性質，並不是説學校不能收一些學雜費。但是這種收費應當與普通居民的收入水平相適應。在我國，大學沒有實行義務教育，收費高一點是允許的。但應當在制度設計上考慮到貧困家庭子女的入學問題。如果因交不起學費而毀了窮孩子的大學夢，那就偏離了我們辦大學的宗旨。
丁寧寧説，中國現在還沒有非營利機構這個概念，民辦大學是按民辦非企業單位在民政部門註冊的。這種對學校的營利或非營利性質不加區別的做法，給著名的新東方學校帶來很多尷尬：一方面稅務部門在收它的稅，另一方面工商局卻不準許它作為企業註冊；銀行因此而不給它貸款。為了取得銀行貸款，它只好又註冊一個企業。
在教育産業化已經成為媒體強勢語言的情況下，記者認為，聽一聽學者獨立的觀點，有利於展開冷靜的討論，以便於進一步明確教育改革的方向。
應當像鼓勵非國有經濟發展那樣鼓勵發展民辦教育
記者：既然您反對教育産業化，那麼您怎麼看待現在火熱的民辦大學招生現象？
丁寧寧：我反對教育産業化，但不反對私人辦學。我是民辦教育的積極鼓吹者之一。
發展民辦教育，和發展非國有經濟的道理是一樣的。改革開放以來，為了調動積極性，我們採取了向企業、向個人傾斜的國民收入分配政策。其結果是財政收入佔國民收入的比重越來越小，民間持有的資金量越來越大。1978年，當年財政收入1100多億元，佔GDP的比重為31％，其中一半左右用來投資。2000年，當年財政收入13000多億元，佔GDP的比重下降到14.5％，其中可以用來投資的比重不到20％。居民存款則從200來億元上升到目前的8萬多億元。國民收入分配結構、財政可支配資金和民間財力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發展非國有經濟和民辦教育就非常有必要了。
發展民辦教育的另一個起因是在經濟、社會轉型過程中，依託于傳統計劃體制的普及義務教育體系受到了衝擊。例如包産到戶以後，農村集體經濟框架發生了巨大變化，農村普及義務教育失去了可靠的經濟支持，很多地方發生了適齡兒童的失學現象。又如進城打工的流動人口子女，難以在原居住地繼續上學，打工地的學校由於種種原因也不願意接納他們。再如城鄉收入差距拉大後，一部分富裕家庭不滿意公立學校的一般要求，要求自己的子女在教育上享受特殊的待遇。所有這些情況，都給民辦教育的發展提供了機會。在民辦教育問題上，我們需要進一步解放思想，去除所有制方面的恐懼。
雖然政府已經注意到這些方面存在的問題，並已經採取措施來履行自己的責任，例如近來要求縣財政負擔起農村義務教育經費等，但總有照顧不到的領域，需要民辦教育來發揮作用。現在不是有許多人鼓吹要把中國變成世界的製造業工廠嗎？依據是什麼呢？就是中國廉價而高質量的勞動力。廉價勞動力在所有的發展中國家都有的是，問題是這個高質量從何而來？來自建國以來政府在普及教育上的努力。如果我們放鬆了對普及教育的重視，政府能力不足又不準民間辦教育，中國的國際競爭優勢就會隨著勞動力質量的下降而喪失。因此，發展民辦教育是一個涉及國家發展戰略的大事。
承擔學歷教育的學校應當按照非營利機構模式運轉
記者：您贊成發展民辦教育，與反對教育産業化怎樣結合起來理解？
丁寧寧：我支持發展民辦教育，但絕大多數民辦學校應當按照非營利機構的模式運轉。要説清這個問題，有幾個概念需要區別開。
首先是學歷教育和非學歷教育。非學歷教育指的是適應特殊人群需要的職業教育。例如現在流行的汽車駕駛學校，為出國服務的外語培訓學校，以及大學中為老闆開的MBA培訓班等。學歷教育則是面向全體公民（包括公民的子女，即未來的公民），為提高全民素質服務的教育。第二是學歷教育和義務教育要區別開。雖然學歷教育，包括小學、中學、大學，是面向全體公民的，但根據我國法律，只有其中的前9年屬於義務教育。第三是非義務教育和義務教育要區別開。非義務教育包括非學歷教育和一部分學歷教育。
然後再來談教育收費問題。教育收費不收費，要看是義務教育還是非義務教育，和所有制沒有直接聯絡。根據國際通行的做法，義務教育只能象徵性地收費，學雜費一般不應明顯增加普通家庭的負擔。西方國家的義務教育已經到了大學，其公立大學的學費也是象徵性的。非義務教育收費，包括非學歷教育和義務教育以外的學歷教育收費，以及私立學校的收費，政府一般不做具體規定。其原因是因為政府沒有給它們足夠的經費支持，這些學校需要通過收費來維持自身的收支平衡。
至於民辦學校按什麼模式運轉，現在大家不是老講和國際接軌嗎？國際上通行的做法是：不管是公立學校還是私立學校，只要承擔學歷教育，一般都按照非營利機構的模式運轉和註冊。這是因為學歷教育既是第三産業，也是社會公益事業。按照非營利機構註冊的好處是：雖然投資者不能取得任何現金回報，但可以執行不同於企業的會計制度，可以在接受社會捐贈的同時享受稅務上的優惠。國外許多著名的私立學校，都註冊為非營利機構，例如英國的伊頓中學、美國的威爾斯利、哈佛大學等都是非營利機構，中國的民辦學校也應當按照同樣的規則運轉。
國外非營利的私立學校是怎樣營運的？
記者：既然是非營利機構，為什麼還要收學費呢？
丁寧寧：因為國外的私立學校一般不接受政府資助，除了接受社會捐贈和享受稅收優惠以外，要維持自身的運轉，學費是一個重要的資金來源。西方許多私立學校的學費很高，而且還有自己特殊的教育理念。例如英國的伊頓中學，人們習慣稱之為貴族學校，特色就是對學生進行吃苦教育。別的學校搞什麼快樂教育它不管，在這裡上學就得睡木板床。光學習好當然不足以進入此類學校學習。不過國外的私立大學都有一整套的獎學金和助學貸款制度，來保證學業優秀學生的生活，使他們不會因家境貧困而喪失繼續學習的機會。這些私立大學也並非以取得“合理回報”為目標，而是把提高教學質量和培養人才放在自己工作的首位。
一些私立學校學費高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因為它們提供寄宿制教育，需要有自己的宿舍，以及供學生活動的場所，因此需要把這些不動産的投資考慮在內。我們如果把清華、北大變成私立大學的話，它們的收費也低不了。因為它們也有大量的不動産，這些不動産需要很多錢來維護和更新。此外，為了吸引高水平的教師，維持較高的教育水平，這些大學的教師工資水平也比較高。只靠校友捐贈、稅收優惠和學費收入是遠遠不夠的。因此，西方國家的法律並不禁止非營利機構舉辦一些營利性活動，條件是營利活動的收入不能進個人腰包，而是要在公眾監督下用於維持學校運轉。
這些營利性活動包括動用學校基金購買各種證券投資産品，以及舉辦一些滿足特殊人群需要的高收費培訓項目。例如辦一些針對廠長經理的“終生教育”短訓班，針對外國留學生的語言培訓班，召開一些營利性的國際會議等等。與我國一些大學“創收”活動的區別是，由於有所得稅申報和公眾監督的雙重約束，賺來的錢是不會被舉辦人私分掉的。我們現在的問題是認識上的混亂加上管理上的混亂。很多大學因國家撥款不足，把“創收”當作是提高教師積極性的手段，幾個人“攢”一個班，底下就把錢給私分了。這既違反了教育的非營利原則，也違反了國家的會計財務制度和稅法。
非營利機構不是不可以收費，也不會因為收費而改變它們的非營利機構性質，條件是制度設計要完善。在西方國家，只要你註冊為非營利機構，你就要按照非營利機構的規則來運作。這裡面有兩條非常硬性的規定：一是財務要對全社會公開；二是僱員工資標準要經得起外界的審查和批評。這就是説，任何一個公民都有權利查你的賬。在這樣嚴格的制度監督下，非營利機構享有財務會計制度上不同於企業的一些特權。例如對非營利機構的資本公積，在數量上沒有限制，而且可以跨年度使用。
我們國家目前還沒有非營利機構這個概念，民辦學校在民政部門註冊為“民辦非企業單位”。在法律、觀念上還需要有一些新的突破。
承擔學歷教育的學校為什麼不能按辦企業的方式來辦？
記者：民辦大學招生熱説明社會有這個需求，為什麼你不同意教育投資取得合理回報呢？
丁寧寧：花錢讓子女上民辦大學並非全是“收入水平提高後，教育成為社會需求的新熱點”，也有不得已而為之的一面。民辦大學招生熱實質上反映了目前年輕人就業難的狀況。大學擴招可能在短期內緩解一下，長期來看對就業難不會起什麼作用，只是把就業難的年齡段推遲了4年。況且大學擴招也有一個限度，速度過快肯定要降低教學質量。在這種情況下，很多家長寧可花錢讓子女上民辦大學，也不願意讓他們在家裏呆著生事。但是如果你做一下社會調查，恐怕許多家長會對就業難問題提出意見。
承擔學歷教育的學校一般不能當作企業來辦，民辦大學也是一樣。其根本原因是教育産業的公益性質，以及教育本身的外部性特徵。經濟學上所謂的外部性有正、負之分。負的外部性如企業産生的環境污染，一般的學歷教育則具有正的外部性。教育的産品是學生，學生的人力資本升值並不體現在學校的賬面上。但是那些接受了教育的個人，卻有可能因為個人素質的提高而提高收入。如果學校要像企業那樣為投資者的營利目的服務，學費水平的提高就會把相當一部分低收入家庭的子女擋在學校的門外。這與規定了公民有受教育權利的各國憲法中社會公平的理念是矛盾的。
我們國家一些熱心民辦教育的人，為了鼓勵民辦教育，想在法律上搞出一個既享受非營利機構待遇，又可以為投資者取得回報的怪物來。人大起草的《民辦教育促進法》提案裏有兩個相互矛盾的條款：一是投資者可以取得合理回報；二是民辦學校要享受與公立學校相同的待遇。我認為這是非常錯誤的。前面已經説過，世界各國的學校只有兩種選擇：或者作為非營利機構註冊，或者作為企業註冊。不能既享受非營利機構待遇，又要像企業一樣取得合理回報。如果民辦學校同時享有這兩種權利，就會把自己變成一個洗錢的工具。任何人都可以把來歷不明的錢以捐贈的形式投入民辦學校，既不交稅，也不計入成本，然後以合理回報的形式收回。這種措施不僅不會鼓勵真正的教育投資，而且會帶來許多消極的社會後果。
真正願意投資學歷教育的人，絕對不是為了掙錢，也不可能賺得了錢。教育本身的公益性質和外部性特徵，決定了那些想在短期內獲得暴利的人不會投資學歷教育。現在一些地方一説投資教育就是蓋房子，就是建什麼大學城。但是你一沒教師，二沒校長，如何保證教學質量？你就是招了學生，保證不了教學質量，學費又定得很高，又有多少家庭願意讓子女堅持上下去呢？北京有很多私立學校就是這樣慢慢垮掉的。教育終究是教育，學校的教學質量和聲譽是第一位的，並不是有了錢什麼問題就都解決了。一個學校的教學質量和優良傳統，不是在短期內靠想賺錢的人用錢能夠堆出來的。
允許取得回報不會鼓勵真正的民間教育投資
記者：如果投資教育不允許取得回報，怎麼激勵大家投資民辦教育呢？
丁寧寧：問題是鼓勵誰來投資教育？鼓勵教育投資，任何國家都靠兩個東西來支撐，一個是理念，一個是制度。所謂理念，就是堅信教育對於個人及社會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願意為教育發展儘自己的一份力量。所謂制度，就是對那些進行教育投資的人，在稅制上給予優惠。例如對投資教育者在所得稅上予以抵扣，將財産捐贈給學校免徵遺産稅等等。西方國家都是這樣做的。這種制度就鼓勵人們投資教育。
沒有哪個國家是靠吸引那些追求短期回報的遊資來辦教育的。這是由教育本身的特點決定的。教育本身的産品是學生。學生，特別是未成年學生本身沒有工資收入，學費是靠學生的家庭來支付的。只有少數學生家庭能夠支付得起高額學費，絕大多數學生的家庭沒有這個能力，投資者的短期回報從何而來？即使把助學貸款看作是一種教育投資，它的回報也不可能是短期的，至少要等學生畢業後找到了工作，才能慢慢償還。如果真想吸引遊資辦教育，只有一個辦法，就是發彩票。據説美國哈佛大學早期曾經用過這個辦法。
真正的民間教育投資不一定來自有錢的人。譬如中國建國初期曾經批判過的武訓，他就是要飯討錢來辦教育的。追求短期投資收益、按照投資有回報的理念來投資教育的人，絕對不會把培養人才放在第一位。靠這些暴發戶來推進民辦教育發展是不可能的。這樣的人不會對教育進行長期投資。對教育進行長期投資的人，必然要把培養人才作為首要目的。我國近代史上投資教育的都是有識之士。例如陳嘉庚，廈門大學就是他辦的，南開大學好象也是私人投資辦的。現在投資教育的李嘉誠，辦了個汕頭大學。還有一個邵逸夫，到處捐資給學校蓋樓。他們哪一個是為了取得“合理回報”來辦教育的呢？重視教育是中華民族的優秀傳統。我們那麼多華僑，在海外稍微賺點錢，就在當地投資辦教育。擔心中國沒有人來投資辦教育是完全沒有必要的。
現在不是沒有人投資辦教育，而是我們的政策有問題。一些同志把眼光放在自費送子女出國留學的高收入群體上，以為辦一些收費學校就可以把他們拉回來。其實出國留學的原因很多，即使大學不考試，人家還是要出國。
哪些教育領域可以採取完全市場化的經營方式
記者：既然您不反對某些類型的教育項目賺錢，那麼請問有沒有一些教育領域可以完全採取市場化的經營方式呢？
丁寧寧：當然有。前面已經説過，成人職業教育領域、針對特殊人群的技術培訓領域、包括語言培訓等，都可以採取完全市場化的經營方式，投資者可以取得現金回報。但條件是要進行企業註冊，執行企業的會計制度，不得享受非營利機構的待遇，包括稅務上的優惠、接受社會捐贈等。現在不是有許多外國人要學習中文嗎？我們的中文“託福”學校就可以完全市場化經營。這樣的教育企業國外也有，但不屬於正規的學歷教育，只是為了滿足部分人群的特殊需要。國外也有些從事學歷教育的學校或教育機構，願意在高收費的前提下接受中國學生入學。這其實是非營利機構的“創收”項目，和完全的市場化經營不是一回事。其收入要接受社會和稅務部門的雙重監督，不允許個人私分。我們的大學也可以辦一些針對外國學生的營利性教育項目，但要遵守非營利機構的規則。
嚴格區分教育企業和非營利機構，對於兩種類型的教育機構發展都有好處。前些時候碰到新東方學校的董事長，講了一些他們學校面臨的尷尬。一方面，工商局不接受他們學校的企業註冊，另一方面稅務局卻堅持要收他們學校的稅。由於學校發展很快，他們打算在全國各地辦一些新東方分校，但到了地方銀行不給他們貸款，原因是新東方目前是在民政部門註冊的非企業單位，銀行怕他們還不起貸款。為了貸款，他們只好又在地方註冊了一個非教育的企業，貸到了款再借給新東方分校用。其實像新東方這樣專門為中國學生出國留學而辦的語言培訓學校，完全可以辦成市場化的教育企業。現在要和新東方打官司的那家美國考試機構，實際上也是一家教育企業。
一些針對高收入家庭子女的寄宿制私立學校，願意辦成完全市場化的教育企業也不必去阻止，但它必須按照企業的財務制度和稅制去運轉。從道理上講，只要是承擔義務教育任務的非營利機構，不管是私立還是公立，政府就應該給與資助；包括教師的福利，也應一視同仁。但你非要給投資者以合理回報，實質上是營利企業，政府就不給予資助。你不能既是營利企業，又享受免稅待遇。我們現在有很多寄宿制學校就是這樣。這是不公平的。現在私立學校的投資人（學生的家長）缺乏權利意識，學校把錢花在什麼地方了也無心過問，導致學校財務管理一片混亂。這樣的學校能長久嗎？
我們現在的教育行政管理的毛病是卡得太死，對民辦學校卡得太死。不是有報道説，北京市哪個區的教委把一家民辦的打工子弟學校砸了嗎？這是違憲的。任何人來承擔義務教育責任，都應當予以鼓勵。怎麼能動用專政手段去砸呢？由於計劃生育的原因，北京很多中小學已經關閉。寧可關閉學校，也不肯收流動人口的孩子，除了刁難外就是高收費，理由是外來的人口享受了北京的公用設施。這種做法沒有任何道理。北京是全國人民的首都，北京的公用設施是全國人民的錢建設的。你沒有資格限制任何一個中國公民進入北京。如果對外來人口子女要收學雜費，其標準應該和本地學生一樣。
大學是一個民族文化和精神的搖籃
記者：在教育産業化的熱潮中，一個明顯的變化是大學開始高收費。你對此有何評論？
丁寧寧：對於一個發展中國家來説，大學是培養人才的地方。根據遺傳學的研究，聰明人絕對不是按照家庭收入程度和家長聰明程度來分佈的。近兩年來大學學費大幅度上漲，將大量有才華的貧困家庭青年擋在了大學門外。這和“文革”時代“重在出身和政治表現”的做法沒有本質上的區別。在就業選擇已經多元化的今天，雖然高考已不再是農村青年的唯一齣路，但如此對貧困家庭子女公開設置金錢障礙，則不僅偏離了公立大學的辦學方向，也違背了市場經濟中機會均等的競爭理念。
在我國，大學還不屬於義務教育。但大學學費定多高，應該根據全國大多數家庭的收入水平來確定，不能拿城市家庭的收入作標準。全國農村人均收入不過兩千多塊錢，大學學費憑什麼要收五千元？大學的高收費，把佔中國人口70％的農村孩子排斥在大學門檻之外！其實即使不交學費，大學幾年的生活費已是貧困生的沉重負擔。加上這一年五千元的學費，他參加工作後十年內能還清貸款嗎？美國大學生畢業後，一般可以在三五年內還清助學貸款。如果貸款在十年之內都還不清，那還叫什麼助學貸款？在過重的經濟負擔下，大學貧困生整天生活在壓抑之中，即使學有所成，將來能很好地服務社會嗎？
美國的私立大學為什麼給發展中國家學生提供獎學金？目的就是爭奪人才。現在天天講21世紀的競爭是人才的競爭。我們自己不培養人才，人才從哪來？中國的大學是為了賺錢呢，還是為了培養人才呢？這個問題需要討論清楚。不僅如此，大學更是一個民族文化、社會理念和創新精神的搖籃。如果把大學變成只有有錢人能上的地方，就會淪落為富家子弟俱樂部，就無法承擔上述重任。 （中國經濟時報記者 王秀 喬國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