迎接十六大報道：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十年間
央視國際 (2002年09月27日 11:37)
新華網北京９月２７日電 “這１０年‘洋官司’打得真不易！”杭州彈簧墊圈公司董事長趙關祥拿著６家美國公司的訂單，感慨萬千：“是與國際接軌的市場經濟制度，保證了我們打贏官司。”
１９９２年，美國一家彈簧墊圈生産企業向中國同行提出傾銷指控。鄉鎮企業杭州彈簧墊圈廠單刀赴會，首開中國企業應訴反傾銷的先河。但美國有關方面在當年還是以中國為“非市場經濟國家”為由，對中國企業裁定１２８.６３％的反傾銷稅率。在此後的１０年裏，這家百來號人的民辦小廠年復一年地提出復議，前後僅訴訟費就投入了６００萬元，終於在去年底拿到了零傾銷稅率，重新進入美國市場。“這一方面是由於企業的不懈努力，另一方面也與１０年來我們市場經濟體制的不斷完善有關。”浙江省外經貿廳有關專家説，“這起‘洋官司’的經歷是中國市場經濟進程的一個縮影。”
何止是這家企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給中華大地帶來了勃勃生機和活力，許多“禁區”被打破，中國經濟空前繁榮。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會長高尚全説：“１０年實踐，我國傳統的計劃經濟已經轉向市場經濟：國有企業轉換經營機制，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開始形成；政府職能得到轉變，宏觀調控體制得到完善；合理的個人收入分配和保障制度已經建立……這一切都標誌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作為我國的基本經濟制度，已經初步確立。這在中國改革歷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當各種票證成為人們收藏的對象，當“相對過剩”成為人們的口頭禪，我們不能忘卻的是：中國共産黨人在歷經半個世紀的探索後，終於帶領人民在改革中找到了一條強國富民之路━━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是中國共産黨人的偉大創舉
在廣東省物價局工作了２０多年的價格專家莊振錫清楚記得，一直到２０世紀８０年代中期，廣東省給每個居民發放的極少的票證中，每月２兩的豬肉票還非常緊俏。
“現在，誰還會憑票買商品呢？”在廣東，如今除了自來水、電力、煤氣、公共交通和煙葉等特殊商品的價格仍然由政府控制外，其餘已經全部由市場調節。“我們日用商品的豐富程度與發達國家已經沒有太大區別。”莊振錫説。
今天的人們輕鬆地談論著市場經濟，快樂地享受著市場經濟帶來的成果。但這是中國共産黨人在用了近半個世紀的艱難探索後，才終於找到的將社會主義基本制度與市場經濟結合在一起的經濟制度！上了年紀的中國人大多有過挨餓的記憶。千百年來，中華民族一直在為溫飽的夢想而追求。如今，從過去的憑票供應到商品極大豐富乃至“相對過剩”，１３億人民過上了夢寐以求的小康生活━━這一來之不易的歷史性跨越，正是在改革開放的進程中，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探索中奇跡般出現的。
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前無古人的改革實踐。
１９９２年１０月，黨的十四大明確提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開始進入一個新階段。
１９９３年１１月，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了《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成為我國進行經濟體制改革的行動綱領。
１９９３年３月，八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將“國家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寫入憲法。
１９９７年９月，黨的十五大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所有制理論進行了創新和發展，第一次系統闡述了公有制實現形式多樣化的理論，肯定非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
２０００年底，我國初步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新體制的目標基本實現。
浙江省委書記張德江説，中國共産黨人提出社會主義建立和發展市場經濟體制，是中國共産黨人與時俱進，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的豐碩成果，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成功實踐。
“墻”翻過去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閥門一旦被打開，億萬人民的創造力被激發，無數的市場細胞被激活，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從對舊體制的“破”全面走向新體制的“立”
管理著中國最大的縫紉機生産基地的民營企業中國飛躍集團董事長邱繼寶，每當産品打入一個國家，他就在公司親手升起一面這個國家的國旗。
現在，公司大廳裏已經挂上了１００多個國家的國旗，公司生産的工業縫紉機主要品種佔據了國際市場的５０％。然而，１２年前為了接到國外訂單，邱繼寶是翻墻爬下水道才“混”進廣交會現場的。“因為我們是民營企業，當時沒有資格參加廣交會。”邱繼寶説：“現在‘墻’翻過去了，我們不僅成為國家重點出口企業，還在國外建立了３０多個分公司和生産基地。”他感慨地説，“市場經濟體制給了民營企業平等的地位，我們揚眉吐氣，如魚得水。”
作為眾多中國民營企業的一員，飛躍集團演繹著我國市場經濟改革中的傳奇。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確立後，經濟體制全面向市場並軌，改革舉措也由過去的小步推進、單項實施變為整體推進、綜合配套改革。改革的重心開始由“破”而“立”，全面走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制度創新。其中，完善所有制結構，最終形成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格局，成了改革中亮點最多的領域，奠定了中國市場經濟改革的基礎。
以市場經濟的觀念和機制推進改革事業，使過去感到束手無策的難題有了新的解決思路和辦法，許多矛盾迎刃而解。２０００年底，我國國有企業改革與脫困三年目標基本實現，國有大中型骨幹企業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改革也取得重大進展。
廣東省社會科學院院長梁桂全教授認為，國有企業改革的實質，在於探尋一條公有制與市場經濟相結合的有效途徑。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原則的指引下，我們成功地找到了一條國有企業改革發展之路。在改革中使國有工業企業的資産１９年增長了８０多倍的廣東省，目前已經建立了２３家國有資産公司，並通過改制增強它們的活力，以求國有資産存量的盤活和資本的增值。擁有２４５家國有企業共１５０億元國有資産的廣業資産經營公司，採取“一退二調三進”的戰略，將１０３家沒有發展潛力的企業全面退出，做大做強能源、原材料等一批骨幹企業，並對不屬於公司主業、風險較大的企業及時轉讓。去年，廣業公司實現利潤５５１４萬元，國有資産保值、增值率達到１１３％。
在市場經濟大海中不斷破解難題的中國，如今已是百舸爭流，千帆競發，改革大業全面推進。
在溫州，人們用“每天都有新故事”來形容１０年來的巨變：每年４５億元産值的眼鏡出口到１５０多個國家和地區，架到了世界“鼻梁”上；一年１３億雙的皮鞋相當於全國人均一雙；年産值２０億元的金屬打火機佔據了全世界８０％的份額；一把小小的剃鬚刀不僅佔據了全國的半壁江山，還帶來了每年１２億元的銷售額……７００多萬溫州人中，經商辦企業的居然有２００多萬！當年是初中畢業的補鞋匠、如今領導著總資産１０多億元的低壓電器生産王國的正泰集團董事長南存輝説，市場經濟像“催化劑”一樣激活了個體細胞，人們可以理直氣壯地捕捉機遇、創造財富、推動繁榮。
在深圳，以率先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為目的，１０年間建立和完善了與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的１０大經濟體系和８大行政管理體系。在近年來深圳市制定的特區法規和政府規章中，有關市場經濟和改革開放的經濟立法佔７０％，其中一半以上屬於先行一步或有重大突破；市政府還在全國率先主動削減４１８項項目審批權，凡與市場經濟原則相抵觸的一律取消。廣東省政府發展研究中心專家雲利珍説，深圳這一系列體系的建設，是政府在市場經濟體制下如何“立”的具體化，這對廣東乃至全國的市場經濟體制建設都具有指導意義。作為全國經濟體制改革的“試驗場”，在市場經濟體系建設上，深圳再次領先一步。
在上海，以浦東開發開放為標誌，上海人民以敢為人先的精神，抓住了２０世紀的最後一次機遇，打破計劃經濟的觀念束縛，大膽試、大膽闖，終於用短短１０年時間創造了大上海的新輝煌，“東方明珠”在市場經濟改革中更加璀璨奪目。正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上海市委書記黃菊所指出的：“在改革的攻堅階段，我們更需要進一步解放思想、實事求是。保持和發揚開拓進取、敢為人先的精神狀態。”
將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結合是人類經濟史上的創舉，儘管改革探索中有歡樂也有痛苦，儘管征途還會有許多“暗礁險灘”，但我們已經掌握解開這道難題的“金鑰匙”，駕馭市場經濟的能力在不斷提高
２１世紀的開年，中國終於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成為這個國際經貿大家庭中的一員。然而，加入世貿組織，並不意味著我們的市場經濟改革已經大功告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我們還僅僅搭起了框架、豎起了臺柱子，大戲才剛剛揭幕。
“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結合是人類社會經濟歷史上的‘哥德巴赫猜想’，沒有成功的先例，全靠我們自己一步步去摸索創新。”國家計委宏觀經濟研究院白和金教授説，“現在我們已經進入了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新階段，改革進入了深水區，需要我們進一步深化改革。”他指出，過去１０年的實踐證明，市場經濟是比計劃經濟更有效率、更適應發展先進生産力的資源配置方式，必須把市場化改革穩步地從體制外向體制內進一步推進，從體制內的表層向深層核心推進，從低端市場向高端市場推進，從國內化向國際化推進，從規範程度低向規範程度高的市場推進。有了市場經濟體制這把“金鑰匙”，我們的探索一定會成功。
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完善，不可避免地要調整方方面面的利益。隨著改革的深化，部分企業破産、職工下崗，農村勞動力流動無序，市場化進程中兩極分化，以及腐敗現象滋長等等，都會在一定時期內存在。在經濟轉軌和經濟結構調整升級的過程中，不僅過去長期積累的矛盾會顯現出來，新的矛盾也會出現。在新形勢下，我們要倍加珍惜我黨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中形成的新鮮經驗，進一步處理好改革、發展、穩定三者的關係。唯其如此，改革事業才會穩步向前。
今年以來，上海市有２０多萬４０歲以上的女性和５０歲以上的男性下崗工人重新走上就業崗位。這些被稱為“大齡工人”的下崗職工再就業的自主能力較弱。早在５年前，上海市委領導就會同２０多個職能部門和社會團體，反復研究幫扶“大齡工人”的對策，設計了一個“４０５０工程”，創辦了４００多個再就業培訓中心，先後輪訓了１００多萬“大齡工人”，其中６０％以上及時找到了新崗位。上海市社會科學院王泠一博士説，正是由於將改革的力度、發展的速度和群眾的承受程度有機結合起來，統籌運作，上海的市場經濟改革才得以穩步推進。
我國加入世貿組織以後，強化政府管理的法制化，改善政務軟環境，已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必然要求。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會長高尚全指出：政府管理必須改革與創新，要實現兩個轉變，一個是從管治轉向維護市場公平競爭和保護産權，二是政府治理與法律治理的觀念要創新，從允許性的規定轉向禁止性的規定。這樣，可以大大提高效率，使企業既有創新的空間，又減少制度性阻礙。
加入世貿組織不到１年，由國務院宣佈廢止或修改的法律法規已達上千件。各地也在努力探索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職能轉換、應對經濟全球化等重大課題。在杭州，市委、市政府每年請社會各界對市委、市政府的職能部門打分，連續２年排名在倒數前２名的單位領導一律免職；同時在市民中開通投訴電話，對機關辦事人員的作風問題隨時可以舉報。目前已有多名幹部被免職、警告或調離。市委書記王國平説，營造市場經濟健康發展的軟環境必須從機關做起。
當年曾經為一個項目蓋了８０多個圖章而苦惱的浙江萬事利集團董事長沈愛琴，如今欣喜地發現，隨著各種“公示制”、“承諾制”和辦事“一條龍”等制度的推行，政府部門的辦事效率提高了，扯皮也少了。今年，集團建５萬多平方米的文化商城，從徵地到竣工只花了一年時間。“這在過去是不敢想像的。”沈愛琴説，“我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未來充滿信心！”（慎海雄 周效政 劉健）
責編：張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