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長沙8月27日電 侵華日軍細菌戰訴訟中，有兩位中國女性始終是最得力組織者。她們是中國原告代表團團長王選和常德地區負責人陳玉芳。
細菌戰讓她們結緣
今年已經50歲的王選1977年從杭州大學畢業後，在家鄉當了8年中學教師。1987年，王選留學日本築波大學，畢業後到她丈夫的貿易公司擔任海外特派員。1995年8月3日，一則關於日軍細菌戰的報道改變了她的生活軌跡。這則日本共同社采寫的消息説，首屆731部隊國際研討會在中國哈爾濱召開，其中提到王選父親的家鄉——浙江省義烏市崇山村，3個村民代表就當年日軍實施細菌戰向日本政府提出謝罪並賠償。報道還提到，參加會議的幾名日本人將赴崇山村調查。
“崇山村，我的老家！”王選看到這裡一下子跳了起來，她很快與這些日本人取得聯絡，並説：“崇山村就我一個人在日本，只有我才能準確地把崇山方言翻譯成日語。”就這樣，她義無返顧地加入到日本細菌戰調查團。由於王選本人也是細菌戰受害者家屬，1997年，中國第一批原告起訴時一致推舉她擔任原告代表團團長。
1996年9月，在常德市對外友好協會工作的陳玉芳女士接到上級任務：接待幾名日本人來調查細菌戰受害情況。陳玉芳説，當時來的是一瀨敬一郎律師等一行9人，王選是翻譯，不是調查團成員。當時她不知道細菌戰是怎麼回事。為了尋找受害者親屬，她和王選等人挨家挨戶打聽，到老居民區找了五六個人，有的是受害者，有的是見證者。老人們對當時的情景記憶猶新，悲憤不已。
當時日本律師表示願意為死難者打官司，陳玉芳一口就答應下來。從那以後，在對細菌戰的調查訴訟中，陳玉芳與王選並肩作戰，結下深厚的友誼。
直率、真誠、容易感動
記者第一次見到王選女士是今年5月份。當時，日本律師、老兵、教授、大學生等一行組成的訪問團到湖南省常德市訪問，王選也隨團到訪。只見她習慣地背著一個偌大的牛仔旅行包，風風火火的樣子。介紹過後，她從包裏拿出一疊很厚的有關細菌戰訴訟的資料遞給記者。
給記者留下最深印象的是訪問團舉行一個細菌戰訴訟的報告會，一些原告對這場官司逐漸失去了信心，不停地向日本律師提問：“要是一審敗訴了怎麼辦？”還沒等律師回答，王選總是搶過話筒，大聲嚷道：“這是咱們中國人自己打官司。自己的官司要自己打，問日本律師幹嘛！”
王選對記者談到這幾年的坎坷經歷時説，她最深刻的體會是，中國人的事情要中國人自己來做，不能靠別人，也不能有幻想，但是對正義，始終要有堅定的信念。
陳玉芳女士同樣有著倔強的性格，但她的感情卻十分脆弱。“我面臨的受害者90％是農民，調查的時候我們不要他們出一分錢，每年開一兩次情況彙報會，來回車票、餐費、誤工補助等都由我負責解決。我們的調查人員20公里以內騎自行車，自帶乾糧。”
“只要有人談細菌戰訴訟，我就感覺到非常親切。”陳玉芳説。今年六七月份，湖南省常德和長沙市的38萬名學生簽名聲援訴訟，70多本簽名冊，裝了滿滿3個大紙箱，日本律師要求8月初要送達日本法官。7月18日，陳玉芳找到郵局，打聽到發特快專遞需要9000元，後來郵局職員想辦法，結果花了2000多元發航空郵寄。郵寄的時候，陳玉芳在箱子上寫了一行字：“箱子裏裝的是38萬人的簽名，聲援細菌戰訴訟，必須在8月1日之前送達。”
8天后日本律師打電話説簽名冊收到了。“速度如此之快是我所沒有想到的，以前都得花個二、三十天，這説明中國有很多人支持我們。”陳玉芳一直為此而感動。
一顆跳動心，滿腔愛國情
王選女士是細菌戰受害者親屬，她時年13歲的叔叔王海寶死於那場災難。1969年，王選作為知識青年，從上海下放到崇山村，和村民們一起生活了近4年。“末日般的鼠疫災難、強姦、搶劫、放火、活體解剖，無惡不作的日軍罪行，深埋在村民們記憶中。是我，一個農民的子孫，在青少年時代，從村民們那裏受到最好的歷史和愛國主義教育。”
王選始終強調，民間賠償是日本政府向人民謝罪的一種合適方式。打這樣的官司，對中國受害者來説，絕不是為了賠償多少錢，主要揭露歷史真相，討還歷史公道。在日本的10多年裏，王選切身感受到，在中國差不多的人都知道戰爭中日軍的種種暴行，而在日本很多的人都不知道。
陳玉芳的家人都不是細菌戰受害者，但是她依然為之呼號奔波，其中還受了不少委屈。陳玉芳在調查中感受到，細菌戰給受害者親屬和後人留下的心靈創傷是幾十年也抹不平的。她告訴記者，有一中學生在細菌戰中11口家人全部死亡，別人為了給他“衝喜”，幫助娶了個媳婦，但沒有親人的他一直鬱鬱寡歡，30多歲精神錯亂，媳婦也受影響，生的兒子都性格孤僻。
去年4月份日本律師提出幾次開庭都稀稀拉拉沒幾個人，原告方能否在12月份開庭的時候，組團到日本宣傳演講？陳玉芳當即挑起這一重任，召集了10多人到日本進行了10多次演講，律師非常高興。陳玉芳説她的演講的題目是《中日友好的前提》。開始演講的時候，大概有30多人，最後一次演講時，居然有七八十人，連走廊裏都站滿了聽眾。（丁文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