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長沙8月27日電 隨著有關資料的公開和國際社會的調查，日軍細菌戰事實日益清晰，中國各地的受害者及家屬要求日本政府承擔責任的呼聲越來越高。上個世紀90年代中後期，先後有浙江省的衢州、寧波、江山、義烏市和湖南省常德市共180名受害者代表，將日本政府起訴至法庭，要求謝罪並賠償。
細菌戰浮出水面
1941年11月4日，湖南常德市大霧瀰漫，一架日軍輕型飛機飛臨上空，常德城內立即響起刺耳的警報，居民們像往常一樣慌忙地躲避空襲。可是這架飛機卻沒有投下炸彈，而是撒下一些破布、爛棉花等。幾天之後，常德城內鼠疫流行，居民大量死亡，全城陷入一片哀傷、恐怖。
在此前後，浙江省的衢州、寧波、江山、義烏等市也爆發大規模的鼠疫，許多無辜百姓死亡。一時間，這些地區人心惶惶，一片混亂。
可是，當時有誰會想到，他們竟然是被一種特殊的武器——傳染病殺死的！四五十年後，隨著越來越多的證據被發現，當年日本軍隊令人髮指的細菌戰逐漸浮出水面。
1993年，日本的研究人員從防衛廳研究所圖書館館藏的井本雄男的日誌中發現了多處細菌戰的記述。井本雄男是當時日本731部隊大本營參謀部作戰科科員，作戰期間寫有23冊業務日誌。其中清楚記載著當時對常德實施細菌戰的情景：航空班增田美保操縱九七式輕型轟炸機，5時30分從機場起飛，6時30分到達上空，從不到1000米的高度空投36公斤帶鼠疫跳蚤的棉花、穀物等。投放時有“一側撒布器開蓋不充分，只好將整個容器連籠子投在西洞庭湖上”。
在良知的驅使和正義的感召下，一些日本老兵勇敢地揭露當年罪行，篠塚良雄就是一位。今年5月，將近80歲的篠塚良雄第一次來到常德，向常德的受害者鞠躬謝罪。在這之前，他已在多種場合講述過自己當年的罪行。“1939年我來到731部隊，犯下了一生最大的罪行——為細菌戰生産細菌。”篠塚良雄接著説：“我究竟生産了多少細菌？最多的時候用30小時生産了10公斤。這些細菌有霍亂、鼠疫、炭疽病菌等。此外還發明了大量傳播鼠疫的跳蚤。我們把這些細菌用飛機送到南京等華中地區，或者以實地調查的名義撒播到各地，用來殺害大量中國人。”
“提起細菌戰訴訟，不能不想到一位名叫森正孝的日本中學教師。”常德市對外友好協會秘書長、常德地區細菌戰訴訟負責人陳玉芳説。森正孝為了弄清當時的歷史真相，展開大量調查。1988年，他在調查中發現一個叫“榮字1644”的日本部隊，發現細菌戰的疑點。為此，森正孝利用假期到浙江省的義烏、金華、寧波等地調查，並拍攝電視專題片披露日軍在中國實施細菌戰的罪行。回國後，森正孝發起成立“細菌戰調查團”，並考慮通過法律途徑幫助中國細菌戰受害者討還公道。
委託日本律師起訴日本政府
早在1994年10月，浙江省義烏市江灣鄉崇山村村民向日本駐華大使館遞交了當地1萬多村民署名的“聯合訴狀”，就日軍當年實施細菌戰所造成的傷害，向日本政府提出謝罪並賠償的要求，但是沒有得到任何答覆。
在浙江調查時，日本“細菌戰調查團”聽説湖南省常德曾發生過鼠疫。1996年11月，在一瀨敬一郎律師的帶領下，他們來到常德調查受害情況。陳玉芳回憶當時的情景時説，在與雞鵝巷幾位受害家屬座談時，調查團成員垂首起立，向他們謝罪，説：“我們的先輩在中國犯下不可饒恕的罪行，我們深感慚愧。我們來常德就是為了弄清這段歷史，為受害者討回曆史的公道。”
1996年底，日本律師再次來到常德，表示願意接受細菌戰受害者的委託，起訴日本政府。陳玉芳回憶説：“我們的受害者家屬，一聽説打官司，二話不説就簽了字，壓在他們心底的憤怒實在是太久了，他們至少可以伸冤、控訴。”
要打官司就得有證據。為了調查清楚常德地區受害情況，一些受害者家屬和志願者自發成立“侵華日軍細菌戰受害者接待室”，10多名志願者在不要一分錢報酬的情況下，搞起了調查取證、整理資料等工作。不知從哪天起，在常德的農村經常看見背乾糧、騎自行車走鄉串戶的人，專門找村裏的老人，打聽幾十年前的事情。他們就是“細菌戰受害者接待室”的志願者。有一年的夏季，志願者孫克富一個人一口氣走了14個村，整整一個月沒回家，調查到了3000名青壯年感染鼠疫，全部扔在荒山野嶺的一個破瓦窯內的情況，在當地老人的帶領下找到那座幾十年都無人敢探視的廢瓦窯。
在長達4年的調查中，志願者們踏足10個縣、30個鄉的150多個村子，整理出了上萬份控訴材料，將7000多名死亡者登記註冊。這些調查有力地支持了律師的工作。這些材料同時也再現了當年的情況，引起了國內史學研究者和輿論的關注。他們整理的細菌戰受害死亡名冊已經存入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日本侵略者在常德犯下的滔天罪行，終於穿透歷史的塵埃，血淋淋地暴露出來。
漫漫訴訟路
經過前期大量的調查，1997年8月，中國浙江省和湖南常德市108名原告向日本東京地方法院正式起訴。1999年12月，又有72名原告加入訴訟隊伍。他們強烈要求日本政府謝罪並賠償。義烏市崇山村原告王麗君説：“日本政府應該正式謝罪。我們並不是為了錢才訴訟的。如果拿到賠償，我們要用賠償金在曾經發生過細菌戰爭的村莊建立歷史紀念館。”
“從調查取證算起來，訴訟已經花了7年多時間。”代理律師一瀨敬一郎5月份在常德接受記者採訪時感慨道。一瀨律師1995年在中國哈爾濱召開的一個細菌戰國際研討會上，第一次聽説了細菌戰，隨後他到中國調查受害情況。他在中國細菌戰受害地調查10余次，成為這場訴訟忠誠的代理律師。
一瀨律師對記者説，一審經過27次庭審，一拖再拖的情況下，終於等到今年8月27日的一審判決。這是一個艱苦的過程，不過意義深遠，因為訴訟已經達到一定目的。第一，由於各種原因，細菌戰長期不為人所知，這次訴訟將受害者的聲音直接傳到日本法庭；第二點，庭審中，井本雄男日誌和其它客觀資料已經日本一些細菌學家、醫學家等前後11位專家認定，以及31位受害者直面法官的陳述，有力地揭露了細菌戰罪行，指出實施細菌戰的行為是完全違反國際法。
一瀨律師介紹，目前在日本法庭上追究日本戰爭罪行的訴訟共有50多起，不僅僅是中國，韓國等亞洲其它國家的受害者也來到日本提起訴訟。其中有幾個訴訟已經出了結果，認定了日本政府或日本企業的法律責任。他説：“細菌戰是這些戰爭中最殘酷的犯罪行為，我認為我們在法庭上從法律責任上已經成功地追究了日本的法律責任。”
中國原告代表團團長王選女士表示， 這是一場艱苦而有漫長的訴訟，引起了國際媒體和學界的廣泛關注。7年多來已有24位原告相繼去世，為了使這場細菌戰的審判成為對他們，以及無數的細菌戰受害者們永遠的安慰，原告團將不懈努力到最終。
王選還説，有關訴訟提出的受害部分，證據很充分。日本律師向法庭提交了480多件證據，其中絕大部分是日本學者的研究成果，也有相當部分是原告和受害者的直接證據。但是，訴訟提出的細菌戰受害部分只是全部受害的冰山一角，全國絕大部分細菌戰受害地的調查還沒有開展。（丁文傑）
新聞背景：細菌戰——一場深重的災難
目前，侵華日軍細菌戰中國受害訴訟辯護團調查清楚的中國細菌戰受害狀況如下：
一、日軍于１９４０年１０月在浙江省衢州市用飛機投下感染到鼠疫的跳蚤，從１９４０年１０月到第二年１２月，造成至少２０００人死亡。衢州的鼠疫向相鄰的義烏市區傳播，從１９４１年９月到第二年３月，至少２３０人死亡，同時在崇山村造成至少１９６人死亡，在塔下洲至少１０３人死亡。鼠疫還從義烏市傳播到東陽，從１９４１年１０月到第二年４月，至少有１１３人死亡。
二、日軍于１９４０年１０月在浙江省寧波市上空用飛機投下感染到鼠疫的跳蚤，從１９４０年１１月到同年１２月，這一地區的細菌戰受害者至少有１０９人。
三、日軍１９４１年１１月在湖南省常德市上空用飛機投下感染鼠疫的跳蚤，１９４１年１１月到１９４５年１月間，常德市細菌戰死亡人數至少達到７６４３人。
四、日軍于１９４２年８月採取將混入霍亂菌的食物放到浙江省江山市的一些地方，引發鼠疫流行。１９４２年８月間，江山城區和農村的蔡家山、七里橋等地死亡至少１００人。
這次侵華日軍細菌戰訴訟中，１８０名原告是來自浙江省衢州市、寧波市、義烏市、東陽市、崇山村、塔下洲、江山市和湖南省常德市等８個地方的細菌戰受害者，訴訟以日本政府為對象。第一次提訴是１９９７年８月，有１０８名原告；第二次提訴是１９９９年１２月，有７２名原告，目前兩案並審。他們要求日本國政府道歉，並對每個原告進行１０００萬日元的損害賠償。東京地方法院受理訴訟後，分別於１９９８年６次、１９９９年６次、２０００年６次、２００１年９次開庭審理，２００１年１２月２６日第２７次開庭終審，２００２年８月２７日一審判決。
原告針對被告的不法行為，提出３項主張：
一、根據《海牙條約》第三條、中國民法、日本民法中的相關法律法規和社會公理，原告認為“在戰爭中，被告在中國實施了細菌戰，給中國人民帶來了傷亡”。
二、根據日本國家賠償法第一條，原告認為“戰時及戰後，被告將實施細菌戰的事實徹底隱瞞，這不僅使被害者們向被告追究責任變得更加困難，還給被害者們增加了精神上的痛苦”。
三、根據日本國家賠償法第一條，原告認為“在戰後細菌戰事實更加明朗化後，被告仍然殆于對被害者的損失進行補償的立法，這也是給被害者們增加精神痛苦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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