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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3日,被稱為“銀幕上的千面人”、“中國的卓別林”的著名表演藝術家及導演藝術家謝添在北京因病醫治無效去世,享年89歲。
記者昨日聯絡到謝添的長子謝鋼,正在浙江橫店拍戲的他語氣傷感而鎮靜地告訴記者,謝添是13日早晨6點多辭世的,生前曾留下遺囑,要求死後不設靈堂不舉行任何儀式,不給大家添麻煩,將骨灰撒到臨近天津的渤海中。謝鋼表示,家人們將尊重他的意願。
關於謝添導演去世的原因,謝鋼説主要是心臟衰竭,“89歲的父親身體太弱,器官各項機能衰弱。”據了解,1997年拍攝《紅娘》之前,謝添做了腦血栓手術,在頭蓋骨上打了兩個洞將淤血引出;1998年11月底,謝添導演在北京某醫院住院進行一次全面體檢,不幸染上病毒感冒,高燒不退,引起心臟、血壓及其他臟器的衰竭,導致生命垂危,由於年事已高,患的又是綜合性疾病,這次住院竟在病床上躺了三年,醫院曾三次開出病危通知書。幾年來,謝添導演主要依靠藥物進行控制。12月12日,家人發現謝添每分鐘心跳達到100多下,趕忙將他送到醫院,沒想到第二天就不行了。
謝鋼今天他將飛回北京和家人處理謝添的後事。謝添的女兒也會在今天趕到,老人的遺體明天火化。
鄭榕:謝添幫我完成了從舞臺到銀幕的轉換
曾與謝添導演在電影《茶館》中有過親密合作的表演藝術家鄭榕回憶當年的往事時這樣説:謝添導演拍攝《茶館》完全是出於對這出話劇的喜愛,因此在拍攝時他可以説是傾注了心血。開拍前,他非常虛心地徵求大夥兒的意見,並和我們一起觀看話劇《茶館》的錄像,他是個十分嚴謹的人,一個場景有時要拍上百個鏡頭。我記得他對結尾時三個老頭談身世那一段非常滿意。此外,他還邀請了孫敬修等人來客串第一場中的茶客,給這些文化名人提供了一個留影的機會。
其實在拍《茶館》前,我們曾在電影《丹心譜》中合作過,我在片中扮演的是方淩軒,那一次謝添對我要求非常嚴格,他認為我的表演方式有些過火,太舞臺化,拍攝過半,他才漸漸肯定了我的表演。記得有一次在一個藥廠拍攝一個簡單的下樓鏡頭,拍了七八次他都對我不滿意,那次,老捨得女兒剛好在現場,回家後她對老舍夫人説:“您能跟謝添叔叔説説,對老演員客氣些嗎?”不過,就我自己而言,我非常感謝謝添導演,正是他的嚴格和認真幫助我完成了從舞臺到銀幕的轉換,後來他評價我是比電影演員還像電影演員。
黃健中:“喝醉酒爬手電筒”是謝添的段子
1971年左右,謝添導演被下放到大興的五七幹校,我那時是負責看管他的人,當時謝添屬於重點看護對象,人們都怕他自殺,因此我緊張得整宿整宿睡不著覺,他就説“你睡吧,我肯定不會自殺的”,慢慢的,我們熟了起來,我發現他是個非常樂觀的人,對什麼事情都沒有怨言。謝添是在“文革”後入的黨,我當時還參加了他的支部會。他對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不公平事一點怨言都沒有,有一次我跟他説,“您經歷了那麼多次運動,我覺得每次運動都會對人進行一次搜刮,感覺像做了場噩夢”。可他回答我説,“還行吧,就是耽誤了很多事情”。
在幹校時,隨著看守的放鬆,我們經常一起打乒乓球,我説:“做導演您是我老師,可打乒乓球,我就是您老師。”但謝添是個非常智慧的人,他的乒乓球很快就練得很好,在北影廠也是名列前茅的。我們去新加坡,他用英語跟人家對話沒問題,我們都很驚訝,問他什麼時候自學成材的,他説就是年輕時看英文電影學會的。
我拍完《小花》後,很想拍一部《蒲松齡與他的女鬼們》,想讓謝添演蒲松齡,他非常願意,還總放在心上,總問我籌備得怎樣了。後來這部電影未能拍成,到了1997年我拍《紅娘》時,立刻想到讓他演那個善良的法本長老,儘管當時謝添已經85歲,而且已經做了腦血栓的手術,但他仍然很願意出演這個角色。那時由於年齡和身體狀況,他已經無法上臺階,只能是人們把他背上去,但他在現場的表現依然是一絲不茍的。
謝添永遠是有説有笑的,不管發生什麼,他也始終樂呵呵的,他與侯寶林大師私交很好,侯寶林著名的“喝醉酒爬手電筒”等段子都是謝添講給他聽的。
有一年,謝添得了金雞獎終身成就獎,那時他在醫院所以沒去頒獎現場,我和北影廠兩個副廠長去給他送獎盃,他還親那個金雞的雞屁股,因為謝添就喜歡吃雞屁股,他管那個叫“後福”。我敬重他的表演、他的導演,尤其敬重他的人品。
蔡明:他是第一個看出我有喜劇天賦的人
謝添是第一個看出我有喜劇天賦的人。我演《海霞》的時候只有12歲,當時北影廠的廠長想把我培養成謝芳那樣演悲劇的演員,而謝添老師卻説:“你錯了,蔡明是天生演喜劇的料。”
我跟他在一起合作永遠是快快樂樂的,他就像小孩子一樣。一次,謝添住院我去看他,問他想吃什麼,謝添説想吃荸薺,可當時北京冬天沒有荸薺,我後來去南方拍戲給他特意買了一些,送到他那裏時,我説:“老爺子,我要沒買到荸薺都不敢來看您。”謝添説:“你要是再買不到,就嫁給賣荸薺的得了。” (北京青年報記者蕭揚、劉江華、姜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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