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3日，被稱為“銀幕上的千面人”、“中國的卓別林”的著名表演藝術家及導演藝術家謝添在北京因病醫治無效去世，享年89歲。 　　

　　記者昨日聯絡到謝添的長子謝鋼，正在浙江橫店拍戲的他語氣傷感而鎮靜地告訴記者，謝添是13日早晨6點多辭世的，生前曾留下遺囑，要求死後不設靈堂不舉行任何儀式，不給大家添麻煩，將骨灰撒到臨近天津的渤海中。謝鋼表示，家人們將尊重他的意願。

　　關於謝添導演去世的原因，謝鋼説主要是心臟衰竭，“89歲的父親身體太弱，器官各項機能衰弱。”據了解，1997年拍攝《紅娘》之前，謝添做了腦血栓手術，在頭蓋骨上打了兩個洞將淤血引出；1998年11月底，謝添導演在北京某醫院住院進行一次全面體檢，不幸染上病毒感冒，高燒不退，引起心臟、血壓及其他臟器的衰竭，導致生命垂危，由於年事已高，患的又是綜合性疾病，這次住院竟在病床上躺了三年，醫院曾三次開出病危通知書。幾年來，謝添導演主要依靠藥物進行控制。12月12日，家人發現謝添每分鐘心跳達到100多下，趕忙將他送到醫院，沒想到第二天就不行了。

　　謝鋼今天他將飛回北京和家人處理謝添的後事。謝添的女兒也會在今天趕到，老人的遺體明天火化。

　　鄭榕：謝添幫我完成了從舞臺到銀幕的轉換

　　曾與謝添導演在電影《茶館》中有過親密合作的表演藝術家鄭榕回憶當年的往事時這樣説：謝添導演拍攝《茶館》完全是出於對這出話劇的喜愛，因此在拍攝時他可以説是傾注了心血。開拍前，他非常虛心地徵求大夥兒的意見，並和我們一起觀看話劇《茶館》的錄像，他是個十分嚴謹的人，一個場景有時要拍上百個鏡頭。我記得他對結尾時三個老頭談身世那一段非常滿意。此外，他還邀請了孫敬修等人來客串第一場中的茶客，給這些文化名人提供了一個留影的機會。

　　其實在拍《茶館》前，我們曾在電影《丹心譜》中合作過，我在片中扮演的是方凌軒，那一次謝添對我要求非常嚴格，他認為我的表演方式有些過火，太舞臺化，拍攝過半，他才漸漸肯定了我的表演。記得有一次在一個藥廠拍攝一個簡單的下樓鏡頭，拍了七八次他都對我不滿意，那次，老捨得女兒剛好在現場，回家後她對老舍夫人説：“您能跟謝添叔叔説説，對老演員客氣些嗎？”不過，就我自己而言，我非常感謝謝添導演，正是他的嚴格和認真幫助我完成了從舞臺到銀幕的轉換，後來他評價我是比電影演員還像電影演員。

　　黃健中：“喝醉酒爬手電筒”是謝添的段子

　　1971年左右，謝添導演被下放到大興的五七幹校，我那時是負責看管他的人，當時謝添屬於重點看護對象，人們都怕他自殺，因此我緊張得整宿整宿睡不着覺，他就説“你睡吧，我肯定不會自殺的”，慢慢的，我們熟了起來，我發現他是個非常樂觀的人，對什麼事情都沒有怨言。謝添是在“文革”後入的黨，我當時還參加了他的支部會。他對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不公平事一點怨言都沒有，有一次我跟他説，“您經歷了那麼多次運動，我覺得每次運動都會對人進行一次搜刮，感覺像做了場噩夢”。可他回答我説，“還行吧，就是耽誤了很多事情”。

　　在幹校時，隨着看守的放鬆，我們經常一起打乒乓球，我説：“做導演您是我老師，可打乒乓球，我就是您老師。”但謝添是個非常智慧的人，他的乒乓球很快就練得很好，在北影廠也是名列前茅的。我們去新加坡，他用英語跟人家對話沒問題，我們都很驚訝，問他什麼時候自學成材的，他説就是年輕時看英文電影學會的。

　　我拍完《小花》後，很想拍一部《蒲松齡與他的女鬼們》，想讓謝添演蒲松齡，他非常願意，還總放在心上，總問我籌備得怎樣了。後來這部電影未能拍成，到了1997年我拍《紅娘》時，立刻想到讓他演那個善良的法本長老，儘管當時謝添已經85歲，而且已經做了腦血栓的手術，但他仍然很願意出演這個角色。那時由於年齡和身體狀況，他已經無法上臺階，只能是人們把他背上去，但他在現場的表現依然是一絲不茍的。

　　謝添永遠是有説有笑的，不管發生什麼，他也始終樂呵呵的，他與侯寶林大師私交很好，侯寶林著名的“喝醉酒爬手電筒”等段子都是謝添講給他聽的。

　　有一年，謝添得了金雞獎終身成就獎，那時他在醫院所以沒去頒獎現場，我和北影廠兩個副廠長去給他送獎盃，他還親那個金雞的雞屁股，因為謝添就喜歡吃雞屁股，他管那個叫“後福”。我敬重他的表演、他的導演，尤其敬重他的人品。

　　蔡明：他是第一個看出我有喜劇天賦的人

　　謝添是第一個看出我有喜劇天賦的人。我演《海霞》的時候只有12歲，當時北影廠的廠長想把我培養成謝芳那樣演悲劇的演員，而謝添老師卻説：“你錯了，蔡明是天生演喜劇的料。”

　　我跟他在一起合作永遠是快快樂樂的，他就像小孩子一樣。一次，謝添住院我去看他，問他想吃什麼，謝添説想吃荸薺，可當時北京冬天沒有荸薺，我後來去南方拍戲給他特意買了一些，送到他那裏時，我説：“老爺子，我要沒買到荸薺都不敢來看您。”謝添説：“你要是再買不到，就嫁給賣荸薺的得了。” （北京青年報記者蕭揚、劉江華、姜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