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彩網評]《孫子兵法》與現代局部戰爭
央視國際 2005年02月18日 14:50
作者:深藍0075(2005-02-18 12:59)
《孫子兵法》是産生在距今2500多年前我國最古老的兵法著作,也是人類歷史上第一部比較系統的軍事理論著作。現代局部戰爭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出現的,體現現代科技水平的一種戰爭樣式。戰爭是發展的,戰爭規律也是發展的,刻板移用過去的規律是不行的。但是,也必須看到,探討未來戰爭的基本規律,貫徹落實中央軍委的新時期軍事戰略,必須以史為鑒,認真汲取歷史經驗,才能探索新的戰爭規律,為打贏現代技術特別是高技術條件下的局部戰爭奠定理論基礎。縱觀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的近200場現代局部戰爭,尤其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發生的高技術局部戰爭,用《孫子兵法》的基本理論來考察,有幾點格外引人注目:
一、從戰略上看,“慎戰”、“合交”、“伐交”顯得尤為重要
1慎戰的思想十分突出 局部戰爭的高消耗,政治、外交、經濟、心理等方面的綜合效益,以及廣泛使用昂貴的先進技術裝備,使發起攻擊一方對於戰爭決策、戰爭準備、戰爭實施直至戰爭結束,都與孫子的觀點一樣,主張慎之又慎。一方面儘量採用伐謀、伐交的戰略策略,達成“不戰而屈人之兵”;另一方面,當政治、外交、軍事實力威懾的推進受到嚴重阻礙,非戰爭不能解決問題時,也都主張“因利而制權”,不隨意擴大戰爭規模,不無故推遲戰爭進程,不輕易提高戰爭等級,總是力求以達到戰略目的為前提條件。戰爭發起方無論在確定戰爭目標、使用作戰力量、採用技術手段、選擇作戰方法等戰爭決策方面,都更謹慎,要講求戰爭的效費比。不僅謀求直接的作戰效益,而且更重視戰略威懾效益,以達成其戰略目的。在這方面,海灣戰爭、科索沃戰爭顯得尤為突出。 此外,局部戰爭大都以突然襲擊開始,力求速戰速決,因而對作戰方案(計劃)的要求增高了。必須周密科學,完善有效,以保證行動的突然性,“未戰而廟算勝”。美國早在87財年國防報告中就指出,恐怖活動、顛覆暴亂、遊擊戰爭、代理人戰爭和邊境衝突等低強度戰爭,“構成了對美國利益最現實的威脅”。故而美國對一些擅長恐怖活動的國家早就存有戒心,預有計劃,以隨時予以打擊。如對利比亞實施的軍事打擊,從決定襲擊到實施襲擊,僅用了8天的時間,計劃較為周密,加之行動突然,使利比亞猝不及防。無怪乎美國稱此次戰役行動“是一次成功的空、海軍聯合作戰”。一些國家的作戰方案就是其平時不斷修改完善的演習方案的翻版。局部戰爭的現實威脅及高技術性,迫使各國加強戰爭準備,尤其是擬定適合局部戰爭特點的戰略規劃。
2戰爭受政治、外交因素的制約更為明顯 現代局部戰爭受政治、外交鬥爭的嚴格制約和影響,軍事行動帶有鮮明的政治、外交色彩,戰役行動的高低強弱直接受制於政治、外交鬥爭的風雲變幻。戰前、戰中和戰後政治、外交鬥爭頻繁而隱蔽,戰爭結局大多以政治解決告終。現代局部戰爭的軍事行動,涉及的國家和地區有限,但對所在地區以至整個國際戰略形勢都會産生相當的影響,因此,政治因素對軍事行動的制約作用更為明顯。在軍事行動的選擇方面,不僅要確保軍事鬥爭的勝利,更要適應政治外交鬥爭的需要。因此,在局部戰爭過程中,交戰雙方往往進行緊張的政治外交活動。“合交”、“伐交”,雙方都力圖通過政治外交活動達成行動的突然性、實效性和及時性,爭取有利於己的國際支持,即使是美國這樣的軍事大國,要襲擊一個小國家之前,都要徵求同盟國的意見。必要時謀求國際調停,外交鬥爭與軍事鬥爭緊密配合,共同服務於戰爭的政治目的。
3孫子的實力(威力)論煥發出新光彩 “伐交”是孫子全勝戰略思想的組成部分,強調以實力為後盾的戰略思想。它不僅重視實力,而且主張運用強大的軍事實力對敵構成威脅。“威加於敵,則其交不得合。”這完全是以實力地位迫使敵國在政治上、外交上、軍事上孤立無援,故而俯首聽命。孫子這一思想,在今天的海灣戰爭、科索沃戰爭和車臣戰爭中,有了全新的發展。一是通過顯示武力,達到懾止敵方軍事行動的目的。二是一旦採取出兵行動時,能有效地阻止其他軍事勢力插手,控制戰爭的有限規模,把握主動權。三是僅以有限的兵力兵器,通過有限的戰爭規模,造成對敵有效軍事壓力、心理壓力,把緊張氣氛導向敵方,從而使敵不敢貿然行動。四是利用信息戰及網絡信息戰的威力,既保證戰場直接軍事目標的實現,而更重要的是有效實現政治、外交鬥爭的目標,達到牽一髮而動全身、敲山震虎之目的。而在未來的國際網絡戰中,他們完全可以採取切斷因特網入口,中斷對方內外聯絡;可能採取措施,造成對方網絡癱瘓;可能利用“邏輯炸彈”、“病毒程序”,摧毀對方由電腦網絡控制的軍事、經濟系統。
二、從作戰指導上看,時、空、人三要素日趨重要和深奧
1時間因素要求嚴、強調先機制敵 孫子十分強調戰爭的突發性,“其用戰也貴勝”,“兵聞拙速,未睹巧之久也”。從戰爭規律上十分講究兵貴神速,注重先,“先為”、“先機”,乘人所不及,爭取主動權,是確立戰爭勝敗的重要因素。利用時間的高效,跨越時間間隔,縮短時間,提高時間利用率。美軍突襲利比亞僅用了幾小時,以軍襲擊貝卡谷地也僅用了6分鐘,埃軍在10分鐘內全殲了以軍王牌190旅。英阿馬島之戰表明,戰爭中的快速反應能力是奪取戰爭主動權的重要因素。1982年4月2日阿佔領馬島後,英國首相當晚召開內閣緊急會議。3日成立了戰時內閣,同日決定緊急派遣南大西洋特混艦隊重佔馬島,5日艦隊主力啟航,在航行中完成編隊、臨戰訓練和制定作戰方案等項任務。12日開始對馬島實施海上封鎖,22日突擊分隊登上南喬治亞島偵察,25日佔領該島,30日艦隊主力到達馬島海域,5月1日開始對馬島的作戰行動,可見其利用時間之高效。打一場曠日持久的局部戰爭,對發動戰爭一方來説一般是利少弊多,一是戰爭中的巨大消耗,經濟上負擔增大;二是戰爭一旦久拖不決,有釀成升級難以控制之戰;三是國際國內壓力大,對統治集團不利。因此,速戰速決戰爭對進攻者更為有利。所以,軍事強國將憑藉其經濟、軍事、技術的綜合實力優勢,實施快打快撤的速決戰。
2空間更廣闊,“九地、六形”有了更大發展 戰爭是在一定的空間中進行的。孫子受當時戰爭發生的空間局限,僅詳細論述了幾種地形和內陸湖澤江河的利用,而他卻從其認識到的地面進行了具體的分析,得出了:“地形者,兵之助也”的精闢結論。“知天知地,勝乃可全”和“天地孰得”,都是從戰略高度強調地理對於剋敵制勝的重要作用。地理正因為在戰爭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因而孫子非常強調行軍作戰必須偵察、掌握地理條件。他説:“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者,不能行軍”,“知戰之地,知戰之日,則可千里而會戰;不知戰地,不知戰日,則左不能救右,右不能救左,前不能救後,後不能救前”。現代局部戰爭中任何一方,如果忽視對軍事地理的研究運用,都將導致被動甚至失敗。美軍在海灣戰爭和科索沃戰爭中,不惜直接從本土出動戰機到戰區參戰,行動隱蔽、突然、迅速。第四次中東戰爭中,以軍從提姆薩湖和大苦湖之間的埃及第2軍和第3軍的接合部插向埃軍“後院”,使埃軍陷於被動。美軍從出兵巴拿馬的行動中,開始使用F—117A“隱形”戰鬥轟炸機,是“不虞之道”的高層次發展。由走對方意料不到的道路到對方難以發現的隱形行動。
3人員素質要求高,更強調精兵強將 孫子認為,如若“不盡知用兵之害”,也就不能“盡知用兵之利”。限於局部戰爭的規模有限,但機動範圍大、距離遠,一次小襲擊往往要長驅數千公里,超越數個國家和地區,跨越幾個氣候帶,甚至越過國際日期變換線,對人員的個人技能和心理素質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從某種意義上講,高技術戰爭是人才的較量。集中優秀的指揮員和謀略人員精心制定行動方案;挑選素質好、軍事技能精和主動意識強的官兵擔負作戰行動。中央三代領導核心一貫強調的“人才為本”的思想,適應高技術局部戰爭的需求。“任勢者,其戰人也,如轉木石。木石之性,安則靜,危則動,方則止,圓則行。故善戰人之勢,如轉圓石於千仞之山者,勢也”。軍隊如同“木石”,只有擺在險而要的地方,才能釋放出它最大勢能。和平時期,軍隊只有通過各種訓練途徑,增大訓練強度和難度,才能提高部隊的實戰能力。
三、對將帥的智、信、仁、勇、嚴等方面素質的要求很高
《孫子兵法》在將帥問題上,充分地反映了孫子培養、選拔、任用軍事人才的遠見卓識,認為“知兵之將、生民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我們結合局部戰爭學習和研究《孫子兵法》,正需要借鑒和印證孫子在軍事人才問題上的遠見卓識。具體來説,孫子提出了五條標準。智(足智善謀)、信(賞罰分明)、仁(愛卒撫士)、勇(勇敢堅定)、嚴(以嚴治軍)。前人杜牧曾作過精闢的解釋:“蓋智者,能機權,識變通也;信者,使人不感於刑賞也;仁者,愛人憫物,知勤勞也;勇者,決勝乘勢,不逡巡也;嚴者,以威刑肅三軍也。”
1強調以“智”為上的指揮才能。孫子尚智。我國古代“智”與“知”是通用字。因此,“智”既包括智慧、謀略方面的才能,又包括掌握各方面知識,以博聞強識作為足智善謀的基礎,將帥的智謀更多地表現為“因敵而制勝”;知識結構方面:從自然地理上“知天知地”;從信息上要“知彼知己”;從治軍上要知道部屬是否能“用”、“有能”(作戰能力);從作戰指揮上要“識眾寡之用”、“知迂直之計”,要知陣法、識戰機,而最重要、最根本的要知“戰道”,即戰爭指導規律。局部戰爭的歷史一再表明,只有足智多謀,知識豐富,才能洞悉敵我,掌握戰爭主動權,也才能預知勝負,實施快速、準確、靈活、有效、不間斷的指揮。
2制定以“信”為本的作戰指揮要則和規定。局部戰爭由於目的有限,對戰爭勝利的要求有所不同。因此作戰上的打與不打,採取什麼樣的樣式,打多大規模,要根據戰略目的來確定。一般都有嚴格的限定,由統帥部確定作戰方針,戰役行動必須嚴格遵循作戰方針,充分體現統帥部的戰略意圖。對戰略全局有利的,要堅決實施之。反之即或在戰役範圍內看來是有利的,也不能只顧局部和眼前利益而任意行事。“卒未親附而罰之則不服,不服則難用也;卒已親附而不罰不行,則不可用也。”制定必要的戰爭動員、戰爭準備、戰爭實施和戰爭結束等方面的法規和制度,達到有法可依。“戰道必勝,主曰:‘無戰’,必戰可也;戰道不勝,主曰:‘必戰’,無戰可也”。
3注重以“仁”為核心的領導管理水平的提高。“施無法之賞”,以賞罰分明,達到愛卒撫士,目的還在於提高部隊戰鬥力。試想,孫武如果不斬美姬,怎麼能夠達到樹立威信、整肅軍紀,又怎麼能夠強大吳國軍隊呢?因此,愛卒撫士要“視卒如愛子”,但並不是溺愛,一味愛撫,“譬如驕子”。要真正做到愛卒撫士,應“令素行以教其民,則民服;令不素行以教其民,則民不服”,以達到“齊勇若一”。説到底,真正的愛卒撫士,是嚴格地訓練和管理他們,以提高軍隊的戰鬥力,盡可能地避免戰爭中不必要的傷亡,以小的代價換取大的勝利。美軍20世紀90年代以來,一改過去只針對在歐洲戰場打高強度戰爭的做法,加強了針對中、低強度戰爭的訓練。英、法軍也看到了在歐洲爆發戰爭的可能性很小,更加重視旨在進行海外干涉的快速反應訓練。其目的是有針對性地進行戰備訓練,進一步提高部隊應付局部戰爭的水平。我們認為提高軍事素質,增強局部戰爭條件下的作戰能力,儘量減少傷亡,是孫子愛卒撫士在新的條件下的重大發展。着眼點都是一個,“視卒如嬰兒”、“視卒如愛子”。
4力求以“勇”為主的果敢指揮才能。局部戰爭這種特殊的戰爭環境和條件,給將領的指揮品格提出了更高的標準。在這方面,孫子對將領的品格提出了要杜絕發生五種缺陷。他説:“故將有五危:必死,可殺也;必生,可虜也;忿速,可侮也;廉潔,可辱也;愛民,可煩也。凡此五者,將之過也,用兵之災也。覆軍殺將,必以五危,不可不察也”。從反面指出了作為一名稱職的將領應該避免有勇無謀,剛愎自用;臨陣畏怯,貪生怕死;急躁易怒,容易衝動;廉潔好名,過於自尊;姑息求全,謹小慎微。因此,將領必須具備較強的指揮品格和心理素質,做到雖勇而不“必死”,雖慎而不“必生”,雖剛而不“可侮”,雖廉而不“可辱”,雖仁而不“可煩”。局部戰爭發展到了今天,對指揮官的指揮品格和心理素質提出了更高、更嚴的標準。為將之道,當先治心。不僅要洞察世界風雲,而且要掌握軍事氣候;不僅要熟悉己軍,而且要熟悉彼軍;不僅要了解各軍兵種的特點,善於運用,而且要了解先進武器裝備和現代後勤的作用,善於組織;不僅要知道軍事革命,而且要預見到今後的發展趨向;不僅要有相當的指揮品格,而且要有較強的心理素質。歷來名將的品格很少是單一的、固定不變的,往往是剛與柔、愛與舍兼而有之,相輔則靜,當進則進,當退則退。分析一下古今中外有所造詣的將領,還可發現這樣一種情況,他們大多並不僅是軍事家,同時還是政治家、思想家和外交家,甚至還有經濟學家和文學家。尤其是作為一個將領不能是一介武夫,缺乏政治、外交頭腦,那是難以勝任本職,難以適應局部戰爭的。
5提高以“嚴”為準的控制、協調指揮能力。“嚴”的主旨是以法治軍,在孫子看來,將帥指揮部隊要恰當掌握愛與令、厚與使、亂與治的分寸,如果“愛而不能令,厚而不能使,亂而不能治”,那就“譬如驕子,不可用也”。從局部戰爭的實際情況來説,具有更深的內涵,必須實行嚴的戰場控制。所謂戰場控制,就是戰役指揮官定下正確的戰役決心後,按照戰略目的和決策,運用各種手段,通過一系列的控制行為,對戰場各種信息進行處理,調節我方行為,制約敵方行動,控制戰場局勢的發展,掌握戰場的主動權。“明法審令”,應做好以下幾點:一是計劃上的控制。“知天知地”,根據戰略企圖,擬制周密、科學的作戰預案,使計劃置於總的作戰意圖之下。計劃一經確定,必須嚴格遂行。二是對所參戰的軍兵種部隊實行嚴格的統一控制,加強信息反饋,使戰役指揮員及時掌握戰局的發展,適時控制部隊的行動。三是運用一切手段,對戰爭情況實行全程控制。如有的軍隊使用航空偵察、衛星偵察、視頻監視、遙感技術等手段,對戰場情況實施多層次、多方位、多方式的控制。四是適應戰場情況變化急劇的特點,實施正確及時的指揮,根據不斷變化的戰場情況,適時調整、完善和修正決策。必要時,對焦點上的作戰,戰區指揮員直接干預或指揮,以減少指揮層次,提高指揮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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