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到山西的晉商大院，可能很多人都是通過電影《大紅燈籠高高挂》裏面的喬家大院，一下讓山西的晉商大院聞名全球了，其實在山西像喬家大院這樣的深宅大院還有很多，就拿晉中市來講，興盛了幾百年的晉商，在晉中市這塊地方，就留下了好幾處的商家豪宅。 在中國民居中，山西大院和皖南民居齊名並列，一向有“北山西，南皖南”的説法，是因為昔日這兩地的人都善於經商，並在故鄉大建豪宅而出名。山西大院就是興盛了五百多年的晉商，留下的豪宅大院。
山西大院專指明清時期山西境內的一批具有特色的北方深宅大院，其中最富足，最華麗的大院主要集中在汾河灣一帶的晉中地區，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靈石王家大院，祁縣渠家大院，喬家大院，太谷曹家三多堂以及榆次的常家大院。獨具特色的山西大院，以其規整的建築風格和地方特色，展示了山西大院獨特的魅力。
山西大院佔地面積成千上萬平方米，四和院是這些大院的基本結構。大型的山西大院能達到上百個四和院相互組合，每個院子即相互連通，又自成一體。即可方便的相互交往，又保留有隱私的空間。房屋多采用青磚青瓦的梁柱式木建築，樓高院深，墻厚基寬，院落建築如城堡般堅固，防禦性極強。院落多為東西窄南北長，主要房屋都是單坡頂，外墻高大，下雨時雨水都向院子裏流，取“肥水不外流”之意。
明清時期的山西大院，在總體佈局上，體現出以農業為主的封建社會中國人的一種心態；創造出一個對外相對隔絕、對內自給自足、親近自然與家人的獨立的大院環境。
山西的晉商大院，它其實和當時的歷史背景是有一定的關係的，它的誕生和晉商的發展軌跡是同步的。古今中外，住宅都是主人的身份、地位、財富的象徵。在中國封建社會時候，是農工社會，是實行重農仰商的政策。在這種時代下，山西商人，他是有發財、還家、蓋房子、置地，養老少這麼個思想，作為他們經商成功的一個追求。歷代政府對住宅都有所規定，就以明代來説，明代洪武二十六年規定，恭候卿王的間數，正常的間數是七間，五品以上，是五間，六品以下和老百姓是三間。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商人勢力的增強了，普遍就有所變化，到了正統12年，就規定入深可以加大不受限制，這樣使商人有了入深不受限制，他就可以多蓋幾個，多蓋幾個院中院，院裏面套院。大院背後滲透著是三種財富，一種歷史財富，一種是文化財富，一種是建築財富，通過這些星羅棋佈的大院，可以使我們了解到，在我們的昨天，在明清年間，全國富商五百強中，排名前16位的大財東都是山西人。山西被稱為中國歷史地上文物博物館，所謂地上博物館，留下了歷朝歷代許多精品建築，比如説漢代的石闕，南北朝的石窟，唐宋的金礦，明清的大院，構成了我們中華民族建築史完整的清晰的歷史發展脈絡。
山西人善於經商，由來已久。早在春秋時期，晉國就採取了種種便利措施，運銷他國的剩餘産品。以至從中獲利的商人“其財足以金玉其車，文錯其服”。隨著朝代的更迭，到明清時期，晉商一躍而成為中國商幫之首。甚至開創了國際貿易。
清代中期是晉商最輝煌的時期。山西商人的商品經營資本如綢緞莊、茶莊、顏料莊、布莊等和貨幣經營資本像票號、錢莊、帳局、當鋪，相互滲透，相互支持。到清代山西商人上通清廷、下結官紳，商路達數萬里之遙，款項可“匯通天下”；山西商人所到之處，開店舖、建商號、設貿易，形成相當規模的為商品集散地，並逐漸由普通的村鎮發展為城市。因此，在東北有“先有曹家號，後有朝陽縣”，內蒙古有“先有復盛公，後有包頭城”，青海有“先有晉益老，後有西寧城”之説。晉商在張家口以日升昌票號命名的日升昌巷曾經一度成為北亞的金融貿易中心。
在晉商最興盛的時期，從蒙古草原的駱駝商隊到揚州起錨出海的商船，南起香港、加爾各答，北到伊爾庫茨克、西伯利亞、莫斯科，東到大阪、橫濱、西達阿拉伯國家，都留下山西商人的足跡。晉商自稱“凡是有麻雀能飛到的地方都有山西人”。世界經濟史學界把山西商人與意大利商人相提並論，給予很高的評價。
大體上晉商的歷史，形成發展，是從1368年到1644年，也就是明朝和清朝，將近五百年，這個在商業史是不多的，大體上這五百年中，遇到過五次歷史機遇，山西商人抓住了四次，最後一次沒有抓住。這四次，第一次是明朝初年，因為明朝是把蒙古氏、元蒙氏趕到北邊長城以北以後，蒙古部落是單一的遊牧地區，他要吃的糧食，穿的衣服，做飯用的鍋灶，這些東西，都需要中原給他供過去，可是明朝王朝又對蒙古部落實行嚴密的防範措施，他就不能拿到這個東西，怎麼辦？他就採取臨時的襲擊、搶掠的辦法。所以明王朝採取了一個辦法，把長城重新修飾一番，設立的九個邊鎮駐軍隊。沿長城沿線，把軍隊佈置好。大體在永樂年間有86萬軍隊，還有馬匹，這些人需要吃，需要穿，馬還需要草料，形成了個龐大的軍事消費群， 山西有好多的邊境，偏關鎮、大同鎮，都在山西，他有經營邊境的優勢，他就捷足先登，就給了他這一次機遇。第二次機遇，就是在明朝中葉，這個時候貨幣，商品貨幣比較發展了 山西商人擴大經營的項目，像糧、鹽、布；雜貨，煤炭，藥材全部經營，經營的範圍也擴大了。第三次機遇是清朝，入清以後，清朝滿清政府把國家統一下來了，政局也比較穩定，山西人抓住這個時機，經營的範圍和經營的地區向全國發展，當時號稱遍天下，有麻雀的地方就有山西商人，第四次機遇呢，就是清朝道光以後，中國的商品貨幣經濟發展，貨幣經濟發展，全國各地都有他的商號。在這種情況下，貨幣的結算，資金的週轉。都需要一種代理的辦法，這就産生一種匯票，也就好像咱們現在的郵遞轉匯、轉帳支票一樣，這種形式，用它來代替，把東西運過去，再運過去，結算方式改變，這種發明，山西商人順應時代的要求，應運而生，發明了這種匯票，就産生了辦匯票的這種銀行，就叫做票號。山西的票號最興旺的時候，在全國45個城市都設有自己分號，在國外都有很多分號。清代中期是晉商的輝煌時期，全國各地甚至海外都有山西商人的身影。山西商號尤其以顏料行稱霸。全國各地都布有分號。每年的歲末，山西商人都講究衣錦還鄉，要把賺到的銀兩托鏢局押送回老家，但是由於路途較遠，社會不安定等因素，鏢局押運並不保險。於是就有商家把銀子交到了西玉成顏料莊北京分號的掌櫃雷履泰的手中，再請他寫封信當作證明，待商家回到平遙後，憑藉這份證明去西玉成的總號取出銀兩。起初只是同鄉間的相互照應，沒料到這種異地匯兌的便利吸引了很多人。雷履泰從中得到啟示，他與西玉成的財東李大全一拍即合，決定開辦“票號”。“票”就是那張單據。
道光初年，中國的第一家票號“日昇昌”便在平遙誕生了。取意“四日同升”。
票號是中國近代銀行的前身，是一個專營銀兩匯兌、衝款放款的私人金融機構。票號主要依靠四種渠道賺錢：一是收取手續費、匯費；二是通過天平、銀兩成色上的差距獲得餘利；三是賺取存、貸利率的差價；四是利用銀兩存入後還未被取走的空期放高利貸。山西票號的創立發展，是山西商人的傑出貢獻。
票號的出現，結束了現銀鏢運的金融落後歷史，山西票號被譽為“匯通天下”為世界金融史的發展做出了輝煌的歷史性貢獻。
到清代的時候，晉商號稱足跡遍天下，明代的時候呢，晉商的活動區域在長城沿線比較多，長城沿線北方重鎮比較多，想象一下幾百年前，那樣的交通條件，他不像咱們現在一樣的非常方便，有火車，有高等級的公路，都是那種能過一兩輛馬車的土路、驛站。他是需要這樣的轉運，來實現商品的交換的目的，在長途旅途中，就會遇到很多的困難，這個艱難是我們現代的常人難以想象的。他掙了多少錢，他都想要回到故鄉來享受。因為，你無論腰纏萬貫，你在別的地方享受，你享受不到一種成功欲，就像我們儒家常説的，富貴不還鄉，有如錦衣夜行。從更深角度來講，這就涉及到一種根祖血脈文化，山西的大富商人家，比如説曹家大院，他有規模很大的私塾，他利用這個私塾，教育自己的子弟，你的根永遠在山西，立義田，以賑貧困，雖然你很窮，但是家族對你有一份責任，如果你富了，你對家族有一份責任，所以這個濃厚、傳統、悠久的根祖的文化，把山西人緊緊的和故鄉聯絡在一起，和故土聯絡在一起，無論你走到天涯海角，如果你要想成功，如果你要想萬世留名，如果你感覺到自己是一個成功者，你必須回到故鄉來，才能尋找到這份感受，你回到故鄉來，你才感覺到這是你的家園，外面再好，那畢竟是市場。晉商的衰敗，是在清朝末年開始的，清朝中後期的時候，興起了一大批票號，因為票號有利可圖，而且可以説是暴利，所以好多的商家，都把自己的資金轉向了票號。票號承辦的業務，主要是官方的匯兌，它起了中央銀行的作用，它主要是承接的官款，官款非常大，官款的比重在它的這個業務中，估計佔了百分之八十以上，這樣到了晚清後期的時候，首先是鴉片戰爭，再就是太平天國的戰爭，然後捻軍的起義，甲午戰爭，義和團運動，到了20世紀初的辛亥革命的運動，政府的威信受到了很大的打擊，而這個山西票號呢，對政府的依賴性是非常強的，當時清政府走向了沒落，所以，結交清政府的這些山西票號，必然隨著清政府的腐朽沒落，而一同沉沒。晉商的五百年的輝煌和衰落，是和中國封建王朝的輝煌和衰落聯絡在一起。那麼，儘管晉商他的財富已經散去了，但是我相信晉商人，比如説，他們拓江開土，他們勤儉節約，它們海納百川，這些品質，這些氣魄，實際上在山西，在晉中，已經留下來了。了解了晉商的發展歷程，了解了他們漫漫的茶葉之路，他們拓江開土的那種勇氣以後，希望我們共同來再築晉中的輝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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