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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書法 


  湖筆是我國“文房四寶”之一的傳統手工藝品,作為古老的書寫工具已經有1500年的歷史。湖筆的産地在浙江吳興縣善璉鎮。湖筆的選料十分講究,工藝精細,品種繁多,粗的有碗口大,細的如繡花針,具有尖、齊、圓、健四大特點。就是指筆鋒尖如錐狀;筆鋒撮平以後,齊如刀切;筆頭圓渾飽滿;還有筆鋒挺立,富有彈性。湖筆分為羊毫、狼毫、兼毫三大類。湖筆還被稱為“湖穎”,這種筆蘸墨以後,筆鋒還是尖形,把它鋪開,內外的毛整齊而沒有短長。一隻湖筆,筆頭上的每一根有鋒穎的毛都是在無數粗細、長短、軟硬、曲直、圓扁的羊毛裏挑選出來的,具有尖圓齊健,毫細出鋒,毛純耐用的優點。

  徽墨因為産于徽州府而得名。現在的黃山市屯溪區和歙縣兩地是制墨的中心。高級的漆煙墨用桐油煙、麝香、冰片、金箔、珍珠粉等十多種名貴材料製成。徽墨素來有拈來輕、磨來清、嗅來馨、堅如玉、研無聲、一點如漆、萬載存真的美譽。徽墨上還經常刻出名人的書畫,集繪畫、書法、雕刻、造型等藝術形態于一體,成為一種綜合性的藝術珍品。徽墨製作已經有1000多年的歷史。

  歷史上有關宣紙的記載最早見於唐代乾符年間,也有一千多年之久。原産地在安徽省涇縣境內的丘陵山區,涇縣在古時屬於宣州府。唐代書畫評論家張彥遠著述的《歷代名畫記》寫到:“好事家宜置宣紙百幅;用法臘之,以備摹寫”。這説明,唐代的造紙術已經很發達。相傳,當時製造宣紙要經過十八道工序,一百多道操作過程,歷時一年有餘。到了南唐時,後主李煜監製的“澄心堂紙更是“膚如卵膜,堅潔如玉,細落光潤,冠于一時”。歐陽修曾經用“澄心堂紙”起草《新唐書》和《新五代史》,還送了若干張給大詩人梅堯臣,梅堯臣收到這“滑如春冰密如繭”的名紙,高興得“把玩驚喜心徘徊”。可見“澄心堂紙”有多麼名貴難求。

  端硯産于廣東肇慶,居中國“四大名硯”的首位,到現在已經有1400多年的歷史。肇慶古時屬端州,端硯因此而得名。初唐時期,古端州東郊羚羊山一帶出現了採石、制硯的勞動者,逐漸製作出了硯臺這種獨特的工藝品,歷代皇朝也把它列為貢品。端溪硯石石質特別幼嫩、純凈、細膩、滋潤、堅實、嚴密。製成的硯有“呵氣可研墨,發墨不損毫”的特色。一方端硯的問世要經過探測、開鑿、運輸、選料、整璞、雕刻、打磨、洗滌、配裝等十幾道艱辛而細緻精巧的工序。端硯的雕刻更是就石狀物,千奇百趣,栩栩如生。

  書法和中國的物質文化、中國的精神文化還有和中國的制度文化都有密切的關係。

  當代著名學者季羨林先生説:“世界藝術林林總總,而書法獨秀于震旦,此真所謂有特色者也。”有的學者甚至提出,書法是中國文化最具代表性的門類之一,要了解中國文化、中國藝術,首先必須了解中國書法。南北朝時期,南方延續了王羲之、王獻之的書風,是東晉書風的傳承。而在北方由少數民族政權控制的地區,也學習漢族文化,採用漢族制度,所以出現了像龍門造像記、洛陽芒山墓誌、山東摩崖刻石等等大規模的書寫活動留下的遺跡,表現出一種特殊的氣質。

  王羲之是晉朝著名的書法家,作品風靡於世,被後人尊稱為“書聖”。

  王羲之生於公元303年,東晉時期。字逸少,瑯琊臨沂人,後來移居會稽山陰。他七歲開始學習書法,啟蒙老師是他的伯父和著名的女書法家衛鑠夫人。先學正楷,年紀較大以後開始創立自己的風格。曾任秘書郎、寧遠將軍、江州刺史、會稽內史等,人稱“王右軍”。

  為了練好書法,王羲之經常鈐刻歷代碑刻,積累了大量書法資料。他還認為,養鵝不僅可以陶冶情操,還能從鵝的體態姿勢上領悟書法執筆、運筆、,到隋唐時期,中國社會進入一個黃金時代,書法也獲得了空前的發展。這時期各種字體都得到藝術家的喜愛,甚至朝廷的教育制度裏、行政制度裏、人才選拔制度裏,也都為書法保留了位置。唐代人把書法看作“不朽之盛事”,投入了極大的熱情。像懷素,一個和尚,不遠千里,從湖南到西安求學,向當代名家討教,成為歷史上最著名的草書家之一。龍秦時代,篆書從甲骨到金文到小篆,不斷地完善,並由於不同的物質條件、社會文化氛圍,呈現出不同的審美特徵的道理。為了買到道士的一群鵝,他急切地答應條件,為道士寫下了《黃庭經》,從而留下了“王羲之書換白鵝”的佳話。

  東晉時期有個風俗:每年的陰曆三月三日,人們必須去河邊舉行“修禊”活動以消除不祥。永和九年的三月三日,王羲之和文人朋友共四十一位來到蘭亭河邊,把輕便的酒杯羽觴放在水上,順水而下,每人順序取觴,飲酒作詩。寫不出詩的都要被罰酒。當天有26人作詩,一共寫了35首,更喝了不少酒。做完詩,大家把詩收集起來合成一本《蘭亭集》,公推王羲之作序。這時,他已酒醉,趁著酒意,即席揮毫,這就是名震千古的《蘭亭集序》。據説,幾天以後,王羲之再重寫近百次,但總比不上他當天即興完成的作品。《蘭亭集序》被譽為中國書法史上最偉大的作品,唐太宗得到原本以後,命最好的書法家臨摹許多副本,原件則被他作為自己的陪葬品而失傳。而令人欣慰的是,我們還可以看到王羲之的其他書法作品,以領略這些傳世的珍寶。

  龍秦時代,篆書從甲骨到金文到小篆,不斷地完善,並由於不同的物質條件、社會文化氛圍,呈現出不同的審美特徵先。從戰國到漢代,在逐漸孕育産生、發展出隸書、章草、楷書、行書,其中,隸書、章草在漢代得到廣泛應用,在東漢後期隸書達到高峰,成為隸書最有代表性的典範。

  從甲骨文到小篆統稱為“古文字時代書法”。這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書法,是書法的萌芽時期。但是又很講究文字美,剛勁有力,不僵硬,有彈性。到了金文時代,筆畫,結構,章法變得渾厚大度,它是與銅器的紋飾等相結合,相呼應。但仍然不是單獨的書法創作,只是製作得精美罷了。古文字時期,受材料、工具等的限制,因而不可能突破“字符”的框框。它們是實用的,也追求美,是和當時的文化背景相一致的。

  到了漢代,隸書、草書(章草)、行書三種字體形成,書法也開始出現。三種字體的出現意味著成熟的書法從附庸地位獨立而出,不同的流派也開始出現。

  南北朝時期,南方延續了王羲之、王獻之的書風,是東晉書風的傳承。而在北方由少數民族政權控制的地區,也學習漢族文化,採用漢族制度,所以出現了像龍門造像記、洛陽芒山墓誌、山東摩崖刻石等等大規模的書寫活動留下的遺跡,表現出一種特殊的氣質。

  經過魏晉南北朝的制度、文化、民族大調整、大融合,到隋唐時期,中國社會進入一個黃金時代,書法也獲得了空前的發展。這時期各種字體都得到藝術家的喜愛,甚至朝廷的教育制度裏、行政制度裏、人才選拔制度裏,也都為書法保留了位置。唐代人把書法看作“不朽之盛事”,投入了極大的熱情。像懷素,一個和尚,不遠千里,從湖南到西安求學,向當代名家討教,成為歷史上最著名的草書家之一。唐代大書法家懷素,俗姓錢,湖南零陵人,生於唐玄宗開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歿于德宗貞元十五年(公元799年)。

  這位領一代風騷的草書家,與唐代另一位草書家張旭齊名,人稱“張顛素狂”或者“顛張醉素”。懷素自幼眉清目秀,聰明好學,深得父母鍾愛。十歲那年,懷素“忽發出家之意”,“二親難阻”,進入佛門以後,改字藏真。

  懷素為了學習書法,在漆盤上練字,竟把盤子磨穿;《懷素別傳》説:懷素家貧,買不起紙,只好在寺裏的墻上、衣帛上、器皿上練字;又説:嘗于故里種芭蕉萬餘株,剪其葉以供揮灑。李肇説懷素:“有筆如山墨作溪”。

  懷素的草書稱為“狂草”,用筆圓勁有力,使轉如環,奔放流暢,一氣呵成。這位出家人嗜酒茹葷,醉後“草聖欲成狂便發,敢從破體變風姿”。字字給人以“劍氣淩雲”的豪邁感。他曾向李白求詩,向徐浩求筆法,向蘇渙求詩,拜訪鄔彤,看“夏雲隨風”,向顏真卿求張旭筆法等等,這些故事都説明懷素的求學若渴,也正是他成為書家大器的奧秘所在。直到貞元十五年,因患風痹病而圓寂。懷素身後留下諸多書法著作,成為中國書法文化的珍貴遺産。

  懷素的“狂草”脫胎于張芝、王獻之的“一筆書”。他圓而長的筆畫有“奔蛇走虺”之趣。顧復評説道:“變化不可端倪,險絕也”。懷素的“自序篇”是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像唐代的文化一樣,唐代的書法也表現出一種全面繁榮、兼融並包的博大氣象。楷書在唐代達到頂峰,也才真正成熟。其原因是:在文化體制上有保證,比如設了“侍書”、“書學”、“楷書手”等職務;而且在選拔官吏時,要求“楷法酋美”;唐太宗、武則天、唐玄宗等歷代皇帝都重視書法。這樣,此時的楷書水平高,風格多樣,影響也深遠。楷書裏有歐陽詢、虞世南、褚遂良、顏真卿、柳公權,行書裏有李邕、顏真卿,草書裏有孫過庭、張旭、還有我們剛才看到的懷素……

  宋代以後,中國文化走向精緻,文人學士對書法的要求,不僅是技巧要高,還要有特別的文化氣息,像蘇軾、黃庭堅要求書法要用學問來滋養、還要與人的氣節保持一致;米芾對藝術、對美的東西很癡迷,收藏各種珍奇的古代書畫作品和石頭,前些日子,他的名作《研山銘》從日本回歸國內,那裏面的內容就是對他收藏的一塊造型奇特的研山所寫的一篇讚頌的詩。他的書法、繪畫都好,用筆墨表現他性格的狂放不羈,他的同時代人和後人經常説他的書法風格像駿馬一樣,奔騰自如。

  到了明代中國社會開始發生一些結構性的調整,物質生活也有一些與書法直接有關的變化。前者比如商業發展、市民階層出現,比如許多文人因為官僚體系無法容納,逐步成為地方文化精英,不再進入中央機構,明代中後期起出現以地域為流派特點的書法家。還有,比如建築物比較高大,適合懸挂字畫。在這種背景下,書法開始出現一些新的動向——例如地域書法流派吳門書派(蘇州地區),它構成了明代前中期最有影響力的書法家群體。大幅式的作品在明代越來越多,到晚明成為書法家主要創作的樣式。晚明書家由於政治和文化的原因,精神比較激越,藝術追求也比較狂放,大幅式正好適合他們的表演,所以明代晚期,行草書一改以前的溫文爾雅的風格,而變得跌宕多姿、酣暢淋漓,挂起來看,很有打動力,其中的王鐸,最受歡迎,到當代影響力還非常強勁。

  清代雖然也是少數民族統治,但是對於漢文化的關注,毫不遜色于漢族統治者,對許多領域的傳統學問,以朝廷的力量,進行了全面的整理,像《四庫全書》,雖然因為政治的原因,排除了一些好書,但是總體上看,對中國文化的意義還是積極的,我們現在又有了《續修四庫全書》,對它是一個補充、完善、發展。清代學者把中國古代出現過的書跡也都作了一次梳理,把宋、元、明書法家所忽視的或不擅長的一些珍貴的東西又挖掘出來,並加以創造性的發展,像大篆、小篆、隸書、魏碑,等等,而原來已有的傳統也沒有忽略,使書法發展出現了繼唐以後又一次全面繁榮的局面。清代的書法家極多,成就也都很高,像開創篆書新局面的鄧石如、擅長隸書的伊秉綬、擅長大篆的吳大澂(cheng)等等。清代的商業進一步發展,文人生活於民間的情況更多,所以已經開始出現一些職業藝術家,使書法藝術走向了更廣闊的空間。比如,鄭板橋的字體,他就説是“世人好奇”。

  書法有三要素:點劃用筆,疊體取勢,章法佈局。我們從書法歷史可以看出來,中國書法至少可以在以下的層次上展示她的魅力,我們就可以從這些方面入手來學習著欣賞她:

  由於漢字是由複雜的點劃組成的,不同的組成方式,可能引起觀者不同的聯想,從而産生不同的美感。比如,如果筆劃向外伸展較多,我們就可能覺得它比較飄逸舒展(比如《石門銘》);如果筆劃都被集中在字的中心周圍,我們就可能覺得它比較含蓄飽滿(比如劉墉的作品);如果筆劃的組織非常有秩序,我們會感到一種理性的美(比如據啟功先生研究,柳公權的楷書結構符合黃金分割律);如果筆劃的組織比較隨便,我們也可能從中感受到一種粗獷的美(比如漢代邊防軍的檔案)……這是從結構的角度講。

  漢字書寫的工具是毛筆,我們古人有一句話“唯筆軟則奇怪生焉”,是説因為毛筆是軟的,所以有各種奇特的效果出現。

  當代學者也有同樣的看法。著名美術家、美術教育家楊永善先生説,據他的觀察,我國公元前3000至4000左右時期的彩陶,上面的圖案一定是用優良的毛筆繪成的,否則許多精彩的細節出不來;他還説,有一位波蘭人,50年代在中國留學,最初不會用毛筆,結果到他回國時,買了許多的筆和墨,認為毛筆是最好的美術工具。這個工具的能量確實太大了。它能細能粗、能中能側,一枝筆既能寫出最細微的筆觸,也能塑造最粗獷的形體,正是它的出現,使本來已經比較複雜多變的漢字點劃,經過書寫後,表現出更加豐富的姿態。它可以寫方硬斬截的筆劃(比如北魏時期的龍門造像題記);也可以寫柔和圓潤的筆劃(比如王羲之《蘭亭序》);如果寫的時候加上提按,寫出來的筆劃有粗細的變化。特別是和宣紙結合以後,毛筆的神奇得到進一步的發揮。用中鋒寫出來的筆劃,兩側的墨色往往比中間略深,形成層次,顯得厚實;用側鋒筆法寫出來的筆劃,墨色比較均勻,顯得明快;如果在寫的過程中,把筆毫裹一裹,則筆劃中的墨色出現一種複雜的狀態,或濃或枯,有一種澀的感覺;如果寫的時候墨少了、或者寫得比較快、或者有意使用較濃的墨,有可能出現一絲絲的白,這叫飛白,和有墨的地方形成虛實的對比;……這是從筆法的角度講。

  葉培貴:欣賞書法藝術的第二點是把文辭內容。

  我們説,一幅書法作品,書寫的總是有一定意義的文辭,與作品的筆墨形式一起,綜合用於欣賞者。特別是那種有著專門的針對性的,更要注意文辭的得體、合題,在賓館裏懸挂一幅“歸去來兮”,那意思是“還是回去把”;或者寫一幅《涼州詞》:“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飲琵琶馬上催。醉臥沙場君莫笑,古來征戰幾人回。”喝酒的人還能喝得下嗎?又有人愛為新婚夫婦寫“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

  欣賞書法藝術的精神和文化的內涵。

  先談精神的。

  藝術創作完成的主體是人,人是有七情六欲的,高興時寫的字,與不高興時寫的字,當然有可能不一樣。所以孫過庭講,書寫作品時成功的第一個條件,是“神怡務閒”,就是説精神愉快、沒有特別急迫的事物糾纏。這是在一般情境下的要求,只有在精神放鬆的時候才能比較好地發揮自己的藝術積累,根據自己的意願完成作品。然而,書法創作在藝術創作中有其特殊性,它是一次性的、即時性的,筆跡能夠捕捉作者當時的心理狀態。所以歷史上最著名的作品有不少是在特殊的情境下完成的,王羲之的《蘭亭》、顏真卿的《祭姪文稿》、蘇軾的《黃州寒食詩》,都是如此,這三件作品分別被後人尊為天下第一行書、天下第二行書、天下第三行書。

  再談文化的。

  是一種綜合的東西,不一定通過作品的形式體會出來,而可能需要一定的知識背景支持。一幅作品總是反映作者的個人修養,我們常説:人品,書品。而且,欣賞是雙向的:包括作者的作品審美,欣賞者的審美。還有些是歷史慢慢賦予的,只有通過歷史,才能體會得到。(比如顏真卿的《祭姪文稿》和《爭座位稿》中所負載的政治道德倫理的東西)所以古人講“人品書品”,人品不一定反映在作品的筆墨上,但後來的人會在欣賞的過程中考慮這個因素。秦檜的字不差,但不會有人欣賞它,也不會有人以收藏它為榮。

  漢字從很早開始就流傳到周邊國家:漢代,有“漢倭奴國王”印賜日本;唐初,高麗使者重金收購歐陽詢作品;盛唐,在中國書法影響下,日本出現了多位藝術水平高超的書法家——平安三筆、平安三跡,此後綿延不絕,一直盛行不衰;近代楊守敬出使日本,帶去大批法書拓本,培養了一批日本弟子;西方當代藝術家米羅,受到書法的影響,發展了獨特的藝術語言,在西方當代藝術中獨樹一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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