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穆的史學三派論及對胡適派的微詞

央視國際 2004年12月20日 14:32

　　讀錢穆先生的著作，常為他的民族主義情懷與對中華文化的摯愛所感動。他對中國數千年傳統文化的關愛，他的治學精神，給後人留下楷模。民族文化本位論、文化民族主義，此為錢穆人文、人格精神的一大特點。而他的史學三派論則別有特點，隱含著他的基本史學態度。

　　一、 《國史大綱》的"敬意與溫情"及史學三派論錢穆一生力作，首推《國史大綱》。《國史大綱》原為一部抗日救亡,宣傳愛國的國史教科書。918事變以後，南京政府指令中國通史為大學必修課。北京大學遵命由傅斯年召集北京大學教授討論此事，最後決定由錢穆獨立擔任。由1933年秋起，錢穆開講國史。戰火綿延，講學不輟。從北京大學一直講到西南聯大。同事中有陳夢家，曾聽過錢穆的課，與錢穆過往也多，力勸錢編撰國史。錢動意，本其中國通史講義，歷時13月成《國史大綱》。

　　全書採綱目體材，時為經，事為緯，凡8編40章177節,分上古三代、春秋戰國、秦漢、魏晉南北、隋唐五代、兩宋、元明、清代諸部為編。以編領章，以章領節,實為章節體。間有地圖、係表等。

　　以上説《國史大綱》寫作緣起與編寫體例。然而筆者更將注意力置於扉頁上短短幾句話。其中折射錢穆編寫《國史大綱》的思想原由與他提倡的"國民當知國史"的史學精神。此數語以"凡讀本書請先具下列諸信念"開頭，接下去説：

　　一、 當信任何一國之國民，尤其是自稱知識在水平線以上之國民，對其本國已往歷史，應該略有所知。(否則只算是一有知識的人，不能算是一個有知識的國民。)二、 所謂對其本國已往歷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隨一種對於本國已往歷史之溫情與敬意。(否則只算是知道了一些外國史，不得雲對本國史有知識。)三、 所謂對其本國已往歷史有一種溫情與敬意者，至少不會對其本國已往歷史抱一種偏激的虛無主義。(即視本國已往歷史無一點有價值，亦無一處足以使彼滿意。)亦至少不會感到現在我們是站在已往歷史最高之頂點。(此乃一種淺薄狂妄的進化觀。)而將我們當身種種罪惡與弱點，一切(委加言旁）卸于古人。(此乃一種似是而非之文化自譴。)四、 當信每一國家必待其國民備具上列諸條件者比較漸多，其國家乃再有向前發展之希望。(否則其所改進，等於一個被征服國或次殖民地之改進，對其國家自身不發生關係。換言之,此種改進,無疑是一種變相的文化征服,乃其文化自身之萎縮與消滅,並非其文化自身之轉變與發皇。)此數語多次提出國民概念。這是因為作為一個人，雖説是一個生物的人，但由於離不開社會，唯在社會才能生活，又是一個社會的人，必屬於一個國家與民族。這樣他就必須是一個國民。從國民觀出發，錢穆繼續演繹自己的觀點：既然是一個國家的國民，就要了解認識自己國家的歷史，否則將不是一個合格的國民，一個有知識的國民。

　　他又説，了解是為了對自己的國家産生一種溫情，一種敬意。他又認為,要有溫情與敬意,首先要有對於本國歷史的"知"。所謂知，就是認識，只有認識才能産生感情。無識則必然無情。他舉兒女與父母之間的關係説："人之父母，不必為世界最崇高之人物；人之所愛，不必為世界最美之典型，而無害其為父母，為所愛者。"顯然，這裡錢穆先生重復了寫作《國史大綱》的本意，即讓人們得以在國難當頭的時刻，通過習史認識祖國歷史、熱愛祖國文化，以激動保種護國之心。每個國民都應了解本國歷史，熱愛本國文化，對祖國充滿溫情與愛意，只有兼具以上素質的國民多起來，國家才具有向前發展的希望。不然，國家將陷於弱亡之列，或成為一個"次殖民地"。

　　他批評當今之國人，"蔑棄"或遺忘國史，雖然也談論愛國，但此種愛國又是如何一種的愛國呢。他辛辣地説，此種"愛國"實在是"商業之愛，如農人之愛其牛。彼僅知彼之身家地位有所賴於此，彼豈復於其國家有逾此以往之深愛乎？"沒有。他告訴讀者，"我人今日所需之歷史智識，其要在此。"他將愛國心與宗教心作比較，信徒愛其上帝是由於他在宣教過程中，直接與間接加深了對上帝的了解。了解愈深則敬愛愈深。對於上帝無了解，不可能有愛的情感産生。事實上錢穆確以教士傳教的心情作國史傳播。他要人們以一種宗教心去愛自己的國家。

　　值得注意的是，錢穆還提出"歷史"、"歷史材料"與"歷史智識"的區別觀。三個問題看起來似乎是同一個問題，內涵卻異。他説，然中國乃最缺乏國史智識之國家。中國之國民乃最缺乏國史智識之國民。何而言之？"歷史智識"與"歷史材料"不同。我民族國家已往全部之活動，是為歷史。其經記載流傳以迄於今者，只可謂是歷史的材料，而非吾儕今日所需歷史之智識。顯然，在錢穆這裡，歷史的客觀存在為"歷史"，也就是説，中國作為一個國家的全部過程是"歷史"。至於歷史的記載則為"歷史材料"。"歷史"已沉沒在往日的煙海渺茫中，人們沒有辦法直接看到歷史。人們想通過"歷史材料"管窺"歷史"的"全豹"，但還是做不到。因為歷史記載往往過於破碎，又總是攙雜諸代史家的一己觀點，歷史通過"記載"已經變得面目全非。

　　錢穆認為最好的法子是通過"歷史智識"來了解國家的歷史。在錢穆看來，對於歷史要作認真的思考。凡是思考過的歷史知識才是真正的歷史知識。只有對祖國歷史做深入思考後，才能夠對祖國有真正的愛。

　　錢穆在分析中國歷史時有其獨到眼光。例如將中國社會分為三個層面：最基層的是經濟層面，在其上面有學術層面，學術層面的高層是政治層面。

　　他認為整個社會不斷變動，而變動又有時代特點。譬如戰國變動的是學術，秦漢變動的是政治制度，三國魏晉變動的是社會經濟。根據不同社會的變動特點，寫作時也有側重。寫到哪個時代時便根據該時代的特點來寫，表現了對社會的特殊觀察眼光。

　　關於社會形態，他認為西周是封建社會，戰國是遊士社會，西漢是郎吏社會，魏晉南北朝是門第社會，唐以下是科舉社會，宋以後開始步入"現代型社會"，近代則是"次殖民地社會"與"殖民地化的社會"。至於上古時代，則可從仰韶文化、龍山文化的考古中去發現，以此論述中原華夏文化的形成。

　　他又認為：中國為世界上歷史最完備之國家。其一是"悠久"。從黃帝傳説以來，約得四千六百餘年。從《古竹書紀年》載夏以來，約得三千七百餘年。其二為"無間斷"。自周共和行政以來，明白有年可稽。《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從此始。自魯隱公元年以來，明白有月日可詳。《春秋編年》從此始。魯哀公卒，《左傳》終，中間六十五年史文稍殘缺。自威烈王二十三年《資治通鑒》始，至民國紀元2314年。三者"詳密"。此指史書體裁言。要別有三。一曰編年，此本《春秋》。二曰紀傳，此稱正史，本《史記》。三曰《紀事本末》，此本《尚書》,其他不勝備舉。可看四庫書目史部之分類。又中國史所包地域最廣，所含民族分子最複雜，因此益形成其繁富。若一民族文化之評價，與其歷史之悠久博大成正比，則我華夏文化，于並世固當首屈一指。錢穆對歷史上的農民起義取否定態度。他認為："從漢末黃巾乃至黃巢、張獻忠、李自成全是混亂破壞，只見倒退，無上進。"對於朱元璋、洪秀全則表示讚賞，尤認為洪秀全起義是"近世中國民族革命的先鋒"。

　　錢先生的歷史觀自然有其偏頗的地方。然而他好學深思，有意對中國歷史做重新梳理，以得新證，以為當時抗戰救亡服務。

　　他曾經論中國近時史學大體可以分為三派。其一為傳統派，也可以稱為記誦派。其二為革新派，也可稱為宣傳派。第三為科學派，又可以稱為考訂派。他評論雲：傳統派工作主于記憶，多識前言往行,校勘輯補。此派所繼乃前清中葉以來，西洋勢力未入中國之前的中國文化的舊規模。

　　對於革新派他説，提倡此種歷史學説者其多數為"有志功業、急於革新之士。"關於科學派，他説：他們提倡以科學方法整理"國故"，並形成了具有一定勢力的潮流。在舊材料的整理方面，他們與傳統派有相象的地方。"同偏于歷史材料方面，路徑較近；博洽有所不逮，而精密時或過之。"值得注意的是，對於這兩派錢穆沒有説什麼好話。"二派之治史，同於缺乏系統，無意義，乃純為一種書本文字之學，與當身現實無預"。科學派即考訂派尤其討嫌。傳統派即記誦派下工夫記憶材料，即使於世無補但也于己有益。考訂派則"震于'科學方法'之美名，往往割裂史實，為局部狹隘之追究，以活的人事換為死材料"，從而表達了對胡適派的微詞。

　　錢穆沒有將自己劃到哪一個學派中去，但是以筆者所看，錢先生似在傳統派與宣傳派之間。他以傳統方法做經世史學。以經世史學為當世急務服務。他是將考據與時務，將書齋的學問與國家的命運結合得比較好的一位中國學人。他主張國人當學國史，學國史當對國傢具一種溫情與敬意的思想，即在現在仍然有其積極意義。

　　二、 《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 顧亭林有雲："有亡國，有亡天下。亡國與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將之亡天下。"錢穆主張光了解國史還不夠，還要進一步對本國文化尤其是本國學術史有所認識。在錢穆看來，文化是一國的氣運，文化天下也亡。天下既亡，國何不亡？天下不亡，國尚可救。因此，要救國，維護民族文化乃是一個極大的問題。

　　關於這方面可先對他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作一番考察。《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1937年出版。時值抗日烽火既燃之際。如書題所示，該書考察了中國300年以來的中國學術。共分14章，分析了自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至曾國藩、康有為等51個人物的學術思想。梁啟超曾在清華大學研究院任教，開《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錢穆看過梁啟超的講義，與其學術意見相左，遂開同類課程，自編講義，後歷5年寫出同名書。

　　是書自序説："斯篇初講，正值九一八事變驟起，五載以來，身處故都，不啻邊寨，大難目擊，別有會心。"在錢穆看來，要將學術變為于中國文化建設有用之學，且能啟發民眾，拯救國難，發揮作用，在當前有一件事情要作，即是提倡宋學精神。

　　他在自序中還説：滿清入室，文化專制，致使文人不敢如宋人以天下治亂為己心，不敢過問政治時事，埋頭故紙討生活。這實在是壞學術，毀風俗，絕不是正常的情況。在錢穆看來目下國難當頭，早應糾正這種學風。具體言之，對於久經譏刺的宋學精神應當繼續加以發揚。作學問要不要有自己觀點，要不要聯絡時事，要不要為愛國保國服務，古來乾嘉學派沒有回答好這個問題。即在民國時期，也還有一部分學者將學術與國事、國運相脫離，成為一種不好的風氣。如同當年康有為發動改革，提倡公羊三世説，主張復興今文經學，錢穆為重建中國文化，以使中國文化更好的啟發民眾，解救國難，主張重視宋學精神。他身體力行，主講並編寫學術史，重點于宋學作了充分肯定。

　　如何建設中國新文化，需要作切實的工夫。為此他指責"時論"的淺薄。對當時幾欲專擅文壇，獨步一時的全盤西化説不以為然。他有以下言論：

　　清社未屋，厲階未去，言政則一以西國為準繩，不問其與我國情政俗相洽否也。捍格外而難通，則激而主全盤西化，以盡變故常為快。至於風俗之流失，人心之陷溺官方士習之日污日下，則以為自古而固然，不以厝懷。言學則仍守故紙叢碎為博實。茍有唱風教，崇師化，辯心術，核人才，不忘我故以求通之人倫政事，持論稍稍近宋明，則側目卻步，指為非類，其不詆（言加可）而揶揄之，為賢矣。顯然，他反對在中國文化建設中一以西國為準繩，再次提倡復興宋明精神，主張研究歷史當重理、明理。

　　三、 根據民族的精神尋找"此後的新生"。

　　1949年以後錢穆定居於港臺，此間寫下了大量的學術著作。主要有：《中國歷史精神》、《中國歷代政治得失》、《國史新論》、《中國歷史研究法》、《中國思想史》、《宋明理學概述》、《中國學術通義》、《人生十論》、《中國現代學術論衡〉《朱子新學案》等。另有《中國文化史導論》、《文化學大義》、《文化與教育》、《民族與文化》、《中國文化叢談》、《中國文化十二講》、《從中國歷史來看中國民族性與中國文化》等屬文化史研究。

　　在此期間，錢穆進一步從事中國文化的研究。他説："余自《國史大綱》以前所為，乃屬歷史性論文，僅為古人伸冤，作不平鳴，如是而已。此後造論著書，多屬文化性，提倡復興中國文化，或作中西文化比較。"余英時曾説：錢先生治學的"終極關懷"，"分析到最後，是為了解答心中最放不下的一個大問題，即面對西方文化的衝擊和中國的變局，中國的文化傳統究竟將何去何從。"正是從這種終極關懷出發，錢穆提出了自己的民族文化本位的思想。

　　錢穆在《中國歷史研究法》中説：史事嬗遞,因其深層內在歷史精神的涌動。這種歷史精神實質就是一個國家的文化精神。研究歷史發展大可從文化史角度切入，一旦掌握了中國文化精神的進程，中國歷史來龍去脈亦大體理解不誤。

　　錢穆一方面主張恢復中國文化精華，同時又主張不斷發展中國文化，俾使適應日益發展的世界形勢。"我們要根據歷史文化與民族精神，來打開當前一條出路，來尋找我們此後的新生，那決不是頑固，決不是守舊，那是生命延續之唯一原理"。他指陳：中國文化本來就處在不斷進取變動之中。其變遷經過分四階段：其一是上古至秦，國家形成，民族融合，中國人精神理想也在此期初成。這一時期是中國文化的重要奠定期。其二是漢唐時期。中國政治制度、經濟制度、文化制度、軍事制度已經制定，中國民族精神出現共通境界，中國人個性境界也得以拓展、發揮。其三是宋明清時期。中國人個性精神進一步發揮，中國文化充分發展。這是中國文化的個性發展期。其四是清以後時期。這個時期中國民族共通精神與個性精神已經安排週到，所要做的是注意如何將精神與物質同一融合，進而關心周圍物質環境，儘量改善與利用它，以協調精神與物質的關係。他説中國人常抱一種天人合一的大理想。"覺得外面一切異樣的、新鮮的所見所值，多可融合協調和凝為一。"錢穆有《中國文化精神》一書。這本書是錢穆的演講稿，講的是中國文化的性質，及對中國文化的理解。出版時間是在1971年。他在序言中説："我之平生，在前清光緒乙未，即馬關條約台灣割據日本之年。我之一生，即常在此外患紛乘，國難深重之困境中。"他説自己民國元年即在鄉村教書，此後任教大學,著述立論,皆因受國難之"鼓勵與指導"。又説進行這樣的演講是"從我一生在不斷的國難之鼓勵與指導下困心衡慮而得。"他在此講話第一節中説：想分兩個方面講述中國文化。一是知識問題，究竟中國文化是什麼。二是評判問題，"究竟這種文化要得要不得，該發揚不該發揚。"他説應該首先了解中國文化是什麼,才能講到中國文化價值的優點在哪，缺點在哪，以及如何光大與改進。書中《中國文化的變與常》、《文化傳統中的衝突與調和》、《文化中的積累與開新》等篇章都詳細論證文化變動與更新的必要性與可能性。

　　閱讀錢穆先生主要著作,領略其中思想,筆者已經意識到錢穆是如何以對中國文化無限的摯愛深情,從事著艱辛的薪火傳承的事業。正如錢穆先生後繼,新亞書院院長金耀基所説:錢穆的一生"承擔是沉重的,他生活在文化傾圯、國魂飄失的歷史時刻","他真有一份為往聖繼絕學的氣魄"。他有時很寂寞,"與當代的學術氣候也有大隔,但他耐得住大寂寞,他有定力"，終為中國20世紀新文化建設,落下一塊重要的基石。（作者：盛邦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