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抄襲”説

央視國際 2004年12月20日 13:39

　　這樁學術公案，無論是在大陸，還是在香港、台灣學術界，有不少人是深信不疑的，甚至認為，郭沫若的一切著作都應否定。

　　一樁學術冤案 説郭沫若"抄襲"者，只將《十批》和《係年》兩書中，討論同一問題所徵引的文獻資料和論斷進行簡單的比較，加上有傾向性的按語，擺出了兩書相同的文字，很能蒙蔽人。

　　從表面看，兩書都是研究先秦諸子的，郭書比錢書晚出十年，確有抄書之嫌。然而，人們只要跳出"相同文字"對比的圈子，就會豁然開朗，見到這樁學術公案的真相。

　　兩書性質不同。《十批》的用意在解釋思想和社會之間的關係，是企圖用歷史唯物論的觀點説明先秦諸子反映了怎樣的社會變動；《係年》則以建立年代學為主，是用年輪推算方法考證諸子年代之作。因此兩書側重點不同。

　　"抄襲"説的真相 任何一位學者的研究，都是在前人的研究成果基礎上進行的，郭沫若、錢穆也不例外。人們只要將《係年》出版以前的有關論著和《係年》做比較研究，就會發現：該書與《十批》論斷相同的問題，幾乎無一不是早于《係年》的學者講過的。當代學者有之，清代著作有之，有的甚至還可以追溯到宋代人。如列子與子産是同一時代人的問題，不是錢穆考證發現的。早在宋代王應麟的《困學紀聞》一書，在討論列子時就有。該書所徵引的文獻，被《係年》所採用，論斷也用了。但是，《係年》在其《列禦寇考》中，對《困學紀聞》及其作者只字未提。

　　關於列子，《四庫全書總目》論述列子所徵引的古文獻，如劉向《敘錄》、柳宗元《列子辨》、高似孫《子略》諸書，梁啟超在《漢書藝文志諸子略考釋》中都引用了，先後順序一樣，論斷也相似。所不同的是，《四庫提要》所説"劉向校上奏"語，在梁書中稱"劉向《敘錄》"；《係年》呢?也用了，而且也稱"《敘錄》"。可見，錢穆用了梁氏的論著，但未註明出處。梁氏循《四庫提要》的思路討論《列子》，用了該書的觀點，在文中提到《四庫提要》；而《係年》雖然用了前人的著作，但在其文中我們既找不到梁氏之書名，也未見有《四庫提要》的文字。

　　《係年》受益於早于它的論著，是至為明顯的，有的考證從材料到結論與早于它的有關論著的字句都一樣。如《係年吳起傳左傳》條與《四庫提要春秋左傳正義》條，就是一個典型事例。當然，錢穆也稍稍改動了一些文字。比如，某人的姓名被其字或號所代替，或者相反。例如"王安石"改為"王荊公"，前者為名，"荊公"即王安石的封爵"荊國公"的簡稱；"葉夢得"，錢穆改為"葉石林"，"石林"是葉夢得的號；"朱子"被改成"朱晦庵"；而"左丘明"的號，大概查不到，為了有所區別，將"丘"加了一個"阝"，成了"邱"。至於"宋元諸儒"，則被改成"宋後諸儒"。還有的字句被錢穆置於其雙行小字的夾注內。可以肯定地説，《四庫提要》的文字，錢穆用了，但在《係年吳起傳左傳》考中未註明出處。

　　《係年》得益於梁啟超的論著不少。如有關孔子門人漆雕開的考證，梁氏的《漢書藝文志諸子略考釋》中，《漆雕子》和《宓子》兩條中的有關文字雖然不多，但使《係年》獲益不淺，被吸收在其考辨二九和一六三之中。不過，梁誤將《漆雕子》一書的篇數"十三篇"，説成了"十二篇"，也給《係年》製造了一個矛盾。《係年》對此産生了兩説。一為考辨二九，與梁説同，此説我們僅見於梁氏之書；一為考辨一六三的"十三篇"説。再如，吳起為法家説錢氏受益於梁氏的《先秦政治思想史》；又如，"《商君書》非商鞅所著"説，梁啟超在其《漢書藝文志諸子略考釋》中用了《四庫提要商子》條的材料，證明《商君書》為後人所作：1.該書第一篇即稱孝公之謚；2.《徠民篇》、《弱民篇》為商鞅死後之作。梁氏註明了引自《四庫提要》；《係年》卻未説引自何書。因此，不查早于《係年》的梁氏等人之書，人們還以為，這是錢穆的一大發現呢!這樣的例子還有，就不一一列舉了。

　　錢穆對前人研究的成果，有的吸收,有的取折衷；有的持與前人截然相反的觀點,有的被化整為零，分別放進其數"考"之中，而且這類"考"多屬細小問題。

　　至此，真相大白，郭沫若"抄襲"説，是不能成立的，此説純屬無中生有，詬誣賢者!（來源：書屋 作者：翟清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