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穆與商務印書館

央視國際 2004年12月20日 11:07

　　當我們回首20世紀百年中國學術最高文化平臺時，在曾經發生過廣泛影響的獨立學人的群賢中，有錢穆的身影。這位從江蘇無錫鄉村教育走入學林高人行列的錢穆先生，自新文化運動時期著《論語文解》、參加科玄論戰，開始了他的學術生涯。而後參加古詩辨、著《國史大綱》、創辦香港新亞書院、提倡新儒學運動、著《朱子新學案》，以中國士傳統的通儒與《春秋》家的角色參與著20世紀中國學術文化的進程。一部新作《通儒與春秋家——錢穆與中國文化通論》即將在商務印書館付梓出版，回眸錢穆先生一生的學術足跡，不難發現著作等身的他曾經與商務印書館結下不解的淵源。或許正是當年張元濟先生不遺餘力地提攜人才，或許就是那張百元商務書券成就了日後一代學術宗師錢穆。

　　錢穆是當世公認的學術大家，一代宗師。他以史學成名，但學問之淵博，已經使其治學超越了史學而成為所謂“國學大師”。他曾在《中國文化史導論》中這樣表示：“心中不求空間之擴張，唯望時間之綿延，絕不想人生有無限向前之一境，而認為當體具足，循環不已。”可以説他實現了這一目標。在他逝世之際，他的弟子逯耀東曾發出“絕了，絕了，四部之學從此絕了！”之感嘆。

　　錢穆1895年7月30日（農曆六月初九）生於江蘇無錫，1990年，以96歲的高齡于台北寓所去世。終其一生，錢穆都與商務印書館有著密切的交往。1912年，中學剛剛畢業的錢穆以《論民國今後之外交政策》投稿商務印書館主辦的《東方雜誌》，參加徵文比賽。文章認為目前英法侵犯我國東南海疆，日俄霸據我國西北邊陲，一可謀和，一可交戰。該文獲三等獎，得獎金25元。按理所錄取之徵文均應刊載，但該文因所謂“涉外交機密”而未登出。儘管如此，它是他“投寄報章雜誌之第一文”（錢穆《師友雜記》語），在錢穆生平中具有相當大的意義。

　　1918年，錢穆《論語文解》在商務印書館出版。這部書倣《馬氏文通》例論句法，以《論語》為例逐條釋讀而成，是他在無錫縣立第四高級小學講解《論語》的副産品。未經任何名人、熟人推薦，他徑自寄稿給時在上海的商務印書館，準允出版。一個沒有任何背景的毛頭小夥、沒有受過正規高等教育的學界無名小輩，能夠在當時已經雄踞中國出版業龍頭的大出版社商務印書館出版專著，在今天看來是難以想像的事，也是當時商務印書館主事者張元濟不拘一格提攜人才“昌明教育”等出版理想的具體體現。《論語文解》是錢穆正式出版的第一部著作，它開啟了錢穆60餘年的著述生涯。另外，這部書對錢穆還另有一種裨益，按照他與商務印書館達成的協議，圖書出版後商務“酬贈原著百部”（當時的初印數一般在數百部，超過千部的甚少）。錢穆去函相商，希望以此換商務書券一百元，得到了認可。商務書券本來是作為代用金購買商務本版圖書的，在全國許多地方可以使用，信用非常好。在拿到書券後，錢穆與無錫城中的一位書店老闆協商，用此百元書券，在其書肆中隨意選購圖書，不限商務版圖書，而重點選購了他所缺的經史子集類圖書，這些書構成錢氏早期藏書中重要部分。錢穆在回憶錄中這樣寫道：“自此余學問又進。此百圓券實于余大有裨益也。”

　　而後，錢穆在商務印書館出版了大量著作：1926年，《論語要略》（又名《孔子研究》）：此書講述孔子事跡，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日本學者蟹江義丸《孔子研究》的啟發。1930年，《墨子》和《王守仁》：此二書為商務印書館大型叢書《萬有文庫》擬定的選題，錢穆自負責此叢書的方壯猷處申請而來，“以一週成一書”的速度完成于1928年春。1931年，《周公》、《國學概論》和《惠施公孫龍》：《周公》一書係編譯日本學者林泰輔《周公傳》而成。《國學概論》1926年夏開始編著，本為錢穆在無錫江蘇省立第三師範任教時的講稿，隨講隨錄。此書是錢氏的代表作之一，它採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的大意，分期敘述，“于每一時代學術思想主要潮流所在，略加闡發”，“其用意在使學生得識二千年來本國學術思想流轉變遷之大勢，以培養其適應啟新的機運之能力”。1935年，《先秦諸子係年》出版，此書經歷了一個漫長的寫作過程。錢穆自稱從1923年開始動筆，在蘇州中學任教時完成大半，定稿于任教燕京大學之時，正式出版時已改在北京大學歷史系任教，可謂作者著力最多、考證最細的著作之一。1937年，《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出版，此書本為作者在北京大學任教時的講稿，初講之時正值九一八事變驟起。

　　書中對當時言政“一以西國為準繩”、“言學則仍守舊故叢碎為博實”的現象頗多感慨，立意“明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求以合之當世，備一家之言”。據説此課旁聽者甚眾，屢由小教室改大教室，在“選定之課可任意缺席”的北京大學成為罕事。即便是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等動蕩不已的歲月，錢穆與商務印書館的交往仍未中斷。1940年，他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國史大綱》由商務印書館印行。這部當時被列為部定大學用書的教科書“為全國大學青年計”，“為時代急需計”，其立意與寫作受到了陳夢家的鼓勵與啟發。書成後1939年夏交商務印書館（當時由滬遷到了香港），因戰亂及審查等原因遲至半年後方在上海印刷。又由於太平洋戰爭爆發，此書印成後僅有最先一批書數百種運銷後方，不得已在重慶以國難版發行。1945年11月，重慶商務印書館又出版了錢穆的《政學私言》；同年，錢穆在《東方雜誌》上發表了《中國傳統政治與五權憲法》、《中國學術思想史之分期》、《選舉與考試》、《神會與壇經》、《學統與治統》、《人治與法治》等文。綜觀錢穆前半生，他的幾乎所有重要著作都是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的。

　　1949年之後，由於各種原因，錢穆與50年代初由上海搬遷到北京的商務印書館總部脫離了關係，但與由商務印書館台灣分館發展起來的台灣商務印書館仍維持了較為密切的關係，並在那裏出版了《孔子論語新編》等著作。20世紀90年代中期，他的著作又陸續交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如《國學概論》、《國史大綱》、《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國文化史導論》、《先秦諸子係年》、《史記地名考》和《兩漢經學今古文評議》等。近年錢穆遺孀錢胡美琦女士更有意把錢穆所有著作交由商務在祖國大陸出版。歷史在這裡轉了一個大彎。而這也許正合錢穆先生的遺願。（來源： 中華讀書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