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拜訪錢穆

央視國際 2004年12月17日 17:15

　　就在李敖神交梁啟超的同時，他與當時學術界的一位重要人物有了交往，這段交往在他的求學生涯中曾經起到過不小的作用。這個人就是當代的大儒錢穆。

　　錢穆(1895～1990)，江蘇無錫人，字賓四，歷史學家、思想史家、文化史家。中學畢業後任小學教師，18年後以自己的勤奮和刻苦躋身於民國學壇的主流。1930年受聘燕京大學國文講師，旋任北京大學、清華大學、西南聯大等校教職。1940年隨顧頡剛受山東齊魯大學聘，先後主編《齊魯學報》，主持國學研究所並兼課。1949年到香港定居，創辦了新亞書院和新亞研究所，並講學于香港中文大學。在學術界，錢穆以通史而名著於世，50年代在港臺以通經而馳譽學壇。他的洋洋百萬言的《朱子新學案》，體大思精，頗得時譽，被海外華人學者稱為“新儒家”，他也與大陸哲學家、思想家馮友蘭、熊十力、金岳霖、湯用彤諸人齊名。李敖在小學時代就已知道錢穆的大名。那時，他閱讀過開明書店出版的《開明文史叢刊》，其中收有《孟子研究》，這是他最早知道的錢穆著作。到台灣後，由於國民黨當局在文化宣傳方面的嚴密管制，一切不利於“反共複國”的書刊皆遭查禁，正在求知饑渴階段的李敖，便把許多時間花在了研究古典上面。錢穆的著作，自然成了他的部分讀物。

　　1952年6月，李敖正上高二。其時，錢穆應淡江英專(淡江大學前身)校長居浩然(國民黨元老居正之子)的邀請，在驚聲堂講學，不料天花板突然下落，錢穆受傷。他先是住在著名學人徐復觀家中，後來又改住存德巷一號。徐復觀有子徐武軍，是李敖台中同學，外號“日本和尚”(因他爸爸是赴日本留學生之故)。受父親影響，徐武軍課外閱讀甚多，和李敖很談得來。他説，你李敖程度這麼好，我要帶你去見一個人，李敖問是誰，他説是錢穆。李敖聽了當然高興，他決定去拜訪這位久仰大名的先生。

　　在這個月的15日，李敖隨徐武軍走進存德巷一號。一進門，便看到一位穿著府綢小褂的小個子老人正在院裏走動，李敖想，這便是錢穆了。老先生滿口無錫土音，在李敖眼中，他的長相似乎與他的聲名不大相符，他甚至有點兒懷疑眼前這位是否真是錢穆。錢穆親切地讓李敖坐下，聊起天來。李敖向他請教治學方法，他回答説並沒有具體方法，要多讀書、多求解，當以古書原文為底子、為主，免受他人成見的約束。書要看第一流的，一遍一遍讀。與其十本書讀一遍，不如一本書讀十遍。不要怕大部頭的書，養成讀大部頭書的習慣，則普通書就不怕了。讀書時要莊重，靜心凝神；能靜心凝神，任何喧鬧的場合都可讀書，否則，走馬觀花，等於白讀。選書最好選已經有兩三百年以上歷史的書，這種書經兩三百年猶未被淘汰，必有價值。新書則不然，新書有否價值，猶待考驗也。

　　聆聽大學者的經驗之談，李敖深以為然。他從書包裏掏出自己的一卷讀書劄記請錢穆指教，錢穆欣喜地翻了起來。錢穆看到的第一篇題目是《梁任公上南皮張尚書書》，這是梁啟超于光緒二十二年所寫的一封書信，收入《飲冰室合集》文集第一冊。錢穆感到很驚訝，因為他從來沒有見過有關這封信的材料。他問李敖這封信的出處，李敖告訴了他。錢穆頓時感到眼前這個中學生學問不凡，對他另眼相看。他翻著李敖的札記，一邊連聲誇獎，一邊轉過頭對徐武軍説：“你不如他。”臨走時，他還約李敖再去看他。

　　但就是這一件小事，改變了李敖對錢穆的看法。他認為錢穆不恥下問的學者風度令人敬佩，但他竟不知道這封信的出處，他學問的廣度令人起疑。也許是因為第二個原因，李敖沒有再去看他。儘管那時他家就住在存德巷13號台中一中宿舍，每天經過錢穆門口，看他很方便，但他還是沒有去。

　　沒有去並不意味著李敖放棄了對錢穆的興趣，他不僅讀他的著作，而且展開了自己的思考。第二年(1953年4月13日)錢穆已回香港，李敖給他寫了封信，信的內容主要有兩點：一是表示對錢穆的感謝，二是就錢穆的著作提出兩點疑問，請他“指教”：

　　《中國歷代政治得失》第144頁第7行雲：“第四個禁地是新疆。因此地土壤肥沃，尚未開闢，他們要留作滿洲人的衣食之地，希望滿洲人到那裏去，故不許中國人前往，直到左宗棠平定回亂以後，禁令始馳，漢人才能隨便去新疆。”這一回史實，在羅香林先生的高級中學本國史下冊第二頁中，卻有如下的説法：“先是清主旻寧，即位後改元道光，頗有圖治之志，既平回疆之亂，遂于道光十一年納將軍長齡之議，以回疆‘西四城’閒地，招民開墾，以裕兵糈，回疆始行屯田之法，漢民因是得盛徙其地。”羅先生所述“納將軍長齡之議”一語，似有所據，與先生所雲，時間上相差甚遠，不知何故？再者，《國史大綱》第3頁第11行雲：“美人安達生名此曰北京人”一語，他書皆作“瑞典人”，不知何故？

　　錢穆對李敖的置疑倍加讚賞。4月29日，他回信李敖，在信的開頭寫道：“昨奉來信，知君努力學問，與日俱進，若能持之以恒，繼續不懈，將來必有成就，可喜可賀。”然後又在讀書上給以指點，介紹了《朱子集注》、《近三百年學術史》等書，並提出學問與德性同樣重要，“學問之造詣，必以德性之修養為根基，亦以德性之修養為限度，茍忽于德性，則學問終難深入……”①最後，對他的置疑給予了充分的肯定，並許諾要把自己在香港《人生》雜誌連載的《論語解》每期都贈寄李敖。

　　錢穆的信，寫得工工整整，從文面可以看出此公的修養一面。他對李敖如此鼓勵，一方面是因為李敖的好學引起他的注意，另一方面，也可從中看出他具有教育家的風度。他説要寄刊物給李敖，可謂言而有信，一期不落。李敖對他當然益發感念。但感念歸感念，在治學的方法與思想傾向上，李敖經過從初中到高中的困學求變，已逐漸定型。那時的學者有兩個類型，一個是“胡適型”，一個是“錢穆型”，李敖對他們兩位都加以注意。胡適遠在美國，錢穆卻近在眼前，他一度“走近”了李敖，並對李敖産生了一定影響，但李敖並沒有緊跟錢穆走下去，最終還是把他“擺脫”了。他説：

　　按説以錢穆對我的賞識，以我對他的感念，一般的讀書人，很容易就會朝“變成錢穆的徒弟”路線發展，可是，我的發展卻一反其道。在我思想定型的歷程裏，我的境界很快就跑到前面去了。對錢穆，我終於論定他是一位反動的學者，他不再引起我的興趣，我佩服他在古典方面的樸學成就，但對他在樸學以外的擴張解釋，我大都認為水平可疑。錢穆的頭腦太迂腐，迂腐得自成一家，這種現象，並無師承，因為錢穆的老師呂思勉卻前進得多，老師前進，學生落伍，這真是怪事！①

　　李敖沒有走錢穆的道路，但這並不意味著他對錢穆的全盤否定。錢穆對他的影響從未消失，尤其是在治學方面。1981年李敖在黑牢中寫作《我為什麼不看電視》時，依然談起這位“老歷史家”“不看出版後沒有經過十年以上的書”的讀書經驗，他已經能夠從歷史的角度對一個人物進行比較公正的評斷了。比如，在與錢穆通信後第三年(1955)，他考入臺大歷史系。而臺大歷史系是“胡適型”的地盤，對“錢穆型”是隱含排擠的。在胡適有生之年，錢穆就是未能當成“中央研究院”院士。李敖認為這是不公道的，他説：“錢穆的理學怪説固不足論，但他在古典方面的樸學成就，卻更該先入選成院士。”

　　後來，李敖與這位儒學大師的緣份依然不斷。在他與錢穆通信後第九年(1962)，他已經鍛鍊成為成熟的戰士。他在《文星》發表的《給談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中，開始激烈地攻擊錢穆。這種攻擊一直不斷，直到他們會面後的第34年(1986)，錢穆老了，93歲了，李敖還發表文字，表達他對錢穆“倒在蔣介石懷裏”的不滿，批評他已失去了知識分子的“德性”。在錢穆的五代弟子們慶祝錢穆93歲生日的時候，李敖卻為錢穆感到可惜，他認為，憑錢穆的才學和智慧，他有成為“一代儒宗”的機會，但他卻拜倒在蔣介石的腳下，而歷史上，“真正‘一代儒宗’是不會倒在統治者的懷裏的！”

　　在錢穆死前不久，李敖去“故宮博物院”，遠遠望見一位步履艱難的老人，老態龍鐘，動作遲緩。他知道，那是錢穆。他並沒有趨前問候，但心裏卻一直在感念他。這位癡迷于中國傳統文化的老學者，畢竟在他的少年時代曾被心儀，並曾熱心指導過他、幫助過他，這种老輩風範的人物，對李敖之後的新生代來講，真正已變作“上古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