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學勤：想起了魯迅、胡適與錢穆

央視國際 2004年12月17日 17:06

　　我時常想起魯迅，想起胡適，想起錢穆，不太想得起梁實秋，林語堂，周作人。

　　對魯迅，我的認識有過反復，感情上有過起伏。６０年代至７０年代是信奉，８０年代則是懷疑、疏離，甚至有些厭煩。８０年代最後一年起，才明白自己所處的年代還是魯迅的年代。

　　在片面信奉的年代所形成的讀者與作者的關係，無異於一場包辦婚姻。除了意識形態讀物，你能夠讀夠讀到的另一種讀物就是魯迅，你對於２０世紀上半葉的了解如果不滿于教科書的灌輸，那就去讀魯迅全集後面的注解。由此産生的熱愛，是盲目的熱愛，沒有經過選擇的熱愛，與包辦婚姻有什麼兩樣？包辦婚姻是不牢靠的，很容易被第三者插足。８０年代一來，有多少精神世界的新鮮第三者打將進來？由此産生包辦婚姻破裂，出現另一種選擇，完全正常。經受了８０年代的衝擊，還固守原來的狀態，並不令人尊敬，而是一種很可怕的狀態。

　　８０年代結束，所有攪動起來的東西開始沉澱下來。這時逐漸對魯迅發生回歸，發生親近。此時回歸，可以説是痛徹心肺之後的理解。他那肅殺的文風，我一度以為是他個性使然，後來方明白是那樣的現實環境逼出了那樣到文風。他正是以那樣的文風忠實地反映了那個時代的黑暗。反過來，現在讀林語堂，讀梁實秋，你還想象就在如此雋永清淡的文字邊上發生過“三一八”慘案，有過“民國以來最黑暗的一天”？當然，在那樣的心境中，魯迅也消耗了自己。他是做不出也留不下錢鐘書那樣的學問了。

　　我懷念魯迅，有我對自己的厭惡，常有一種茍活倖存的恥辱。日常生活的塵埃，每天都在有效地覆蓋著恥辱，越積越厚，足以使你遺忘它們的存在。只有讀到魯迅，才會想到文字的基本功能是挽救一個民族的記憶，才能多少醫治一點自己的恥辱遺忘症，才能迫使自己貼著地面步行，不敢在雲端舞蹈。

　　此外，還有一個私心所為，那就是對文人趣味的厭惡。這可能是我的偏見。在魯迅的同時代人中，多多少少都會讀到那股熟悉的氣味，惟獨魯迅沒有。而魯迅，本來是比他們中的任何一個都更有資格過上那種精巧雅致的人文生活。在魯迅的精神世界裏，通常是文人用以吟花品月的地方，他填上的是幾乎老農一般的固執。他是被這塊土地咬住不放，還是他咬住這塊土地不放，已經無關緊要。要緊的是，他出自中國文人，卻可能是唯一一個沒有被中國的文人傳統所腐蝕的人。這是一件很平淡的事，卻應該值得驚奇。

　　我曾經以俄國的車爾尼雪夫斯基、別林斯基和陀斯妥耶夫斯基的高度苛求過魯迅。後來才明白，在一個沒有宗教資源的世俗國度，魯迅堅持在那個世俗精神能夠支撐的高度上，已經耗盡了他的生命。想想看，中國人成天念叨魯迅，有無一人敢於繼承他的精神、他的風格？僅此一點，就説明了全部。人人都能談魯迅，卻是把魯迅高高挂起，把人晾在高處，任其風乾。魯迅的生前並不快樂，魯迅的死後更為悽慘。

　　魯迅是留下了缺憾的。

　　現在知識界用以平衡魯迅的是梁實秋，是林語堂，是周作人。而我以為，真正能夠平衡魯迅，在魯迅之外樹立另一價值坐標，同時也不辱沒魯迅的是胡適。

　　胡適的一生是堅持自由主義的一生。難能可貴的是，他是以與這一信仰相匹配的溫和態度堅持了６０年，同時不失堅定。他既未被那個時代所激怒，在激怒中一起毒化；又未被逃避那一時代的文人情趣所吸引。他完全有理由走向這兩極的某一極，但是這個溫和的人竟然做到了某種倔強性格做不到的事情——始終以一種從容的態度批評著那個時代，不過火，不油滑，不表現，不世故。仔細想想，這樣一個平和的態度，竟能在那樣污濁的世界裏堅持了６０年，不是聖人，也是奇跡。胡適的性格，與這一性格生存的６０年環境放在一起，才會使人發現，也是一件值得驚訝的事。

　　胡適學術建樹一般，但大節不墜，人格上更有魅力。魯迅生前對他有過苛評，但魯迅死後，當後人問及胡適對魯迅的評價時，胡適卻告訴來者，不能抹殺周氏兄弟在近代文化史上的獨特貢獻。雷震一案發生，胡適原來對雷震那樣的活動方式有保留，用今日某些人合情又合理的標準，胡適完全可以袖手旁觀，指責雷震犯了“激進主義”病症。誰也沒有想到，當被問及對此事的反應時，胡適竟然那樣動了感情。他當場以宋人楊萬里詩《桂源鋪》作答：

　　萬山不許一溪奔，攔得溪聲日夜喧。

　　等到前頭山腳盡，堂堂小溪出前村。

　　我曾與一位學界老人談論此事。老人當時病臥沉榻，突然從床上坐起，口誦此詩，熱淚盈眶！

　　我還時時想起錢穆。

　　《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那樣的書名，未及開卷，就讓人體味到儒家的生命觀照，是那樣親切自然：身體髮膚受之父母，精神生命則發育于師友。兩種生命皆不偏廢。

　　學者需錢穆的學術專著，一般讀者僅錢穆回憶錄即可獲益匪淺。錢穆以研究中國文化史著稱，他的回憶錄本身就提供了一部中國近代文化變遷的可信註釋。

　　錢穆沒有讀過大學。但是他在蘇、錫、常度過的小學、中學生涯，同學中有劉半農、陳天華、瞿秋白，教師中有呂思勉等，一時人文之盛，令今天的牛津、劍橋的博士都羨慕不止。１９４１年夏，他回鄉省親，當時聲望已不在呂思勉之下，呂思勉邀其回常州第五中學講演，錢穆恭敬從命。一代國學大師，與當年的師長比肩而立，竟句句以學生自居。他諄諄告誡那些年輕的校友：

　　此為學校四十年前一老師長，帶領其四十年前一老學生，命其在此演講。房屋建築物質方面已大變，而人事方面，四十年前一對老師生，則情緒如昨，照樣在諸君之目前。此誠在學校歷史上一稀遘難遇之事。今日此一四十年前老學生之講辭，乃不啻如其四十年前老師長之口中吐出。今日余之講辭，深望在場四十年後之新學生記取，亦渴望在場四十年之老師長教正。學校百年樹人，其精神即在此。

　　錢穆在學問上與新文化運動分道揚鑣，但是他公正地感謝是新文化運動的中堅人物提攜了他。顧頡剛回蘇州探親，發現了錢穆的才華，推薦他進燕京大學任教。一個沒有大學文憑的中學教師，一步登上了大學講臺。後來他與胡適失和，但並不影響胡適聘他任北大教授。所有這些回憶，反過來該能糾正一些時令學人對新文化運動及其人物批評過盛？

　　魯迅，胡適，錢穆，三人之間，一個與另一個相處不睦，然而他們卻構成了３０年代知識界的柱梁。我們是喋喋不休地重復梁實秋的雅舍、周作人的苦茶、林語堂的菜譜，還是老老實實地告訴我們的學生，我們曾經有過魯迅的社會批判、胡適的自由思想與錢穆的嚴謹學業？三者合一，應該成為我們向學生介紹３０年代知識分子的三種主要形象。那是一個已經逝去的鐵三角，他們凝視著這個輕佻的當下，沉默不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