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自序

央視國際 2004年12月17日 15:05

　　民國二十年秋，余始任教國立北京大學，為諸生講近三百年學術史，因撮記要指備誦覽。迄今五載，粗成首尾。

　　竊謂近代學者每分漢宋疆域，不知宋學，則亦不能知漢學，更無以平漢宋之是非，故先之以引論，略述兩宋學術概要。又以宋學重經世明道，其極必推之於議政，故繼之以東林。明清之際，諸家治學，尚多東林余緒。梨洲嗣軌陽明，船山接跡橫渠，亭林於心性不喜深談，習齋則兼斥宋明，然皆有聞于宋明之緒論者也。不忘種姓，有志經世，解確乎成其為故國之遺老，與乾嘉之學，精氣瓊絕焉。

　　抑余治諸家書，猶多餘憾。亭林最堅卓，顧其辭薦也，則曰，“人人可出，而炎武必不可出。”二甥既為清顯宦，弟子潘次耕，親兄備受慘毒，亦俯首為清臣。梨洲晚節多可譏。晚村獨持夷夏之辨不變，然余讀其遺訓手跡，縷縷數百言，皆棺衾附身事耳。獨曰，“子孫雖貴顯，不許于家中演戲，”則無怪後人之入翰苑也。船山于諸家中最晦，其子則以時文名。習齋力唱經世幹濟，恕谷乃為遊幕。徐狷石所謂“遺民不世襲，”而諸老治學之風乃不得不變。繼之以潛邱西河，此國亡不復後之所謂考據學也。復繼之以穆堂謝山，此國亡不復後之所謂義理學也。彼其所以與晚明諸老異者，豈不在朝廷哉！豈不在朝廷之刀鋸鼎鑊富貴利達哉！

　　乾隆禦制書程頤論經筵札子後有雲：“夫用宰相者，非人君其誰乎？使為人君者，但深居高處，自修其德，惟以天下之治亂付之宰相，已不過問，幸而所用若韓范不免有上殿之相爭，設不幸而所用若王呂，天下豈有不亂者，此不可也。且使為宰相者，居然以天下之治亂為己任，而目無其君，此尤大不可也。”夫不為相則為師，得君行道，以天下為己任，此宋明學者幟志也。今曰“以天下治亂為己任尤大不可，”無怪乾嘉學術一趨訓詁考訂，以古書為消遣神明之林囿矣。於此而趨風氣，趁時局，則治漢學者以詆宋學為門面，而戴東原氏為其魁傑。起而糾繆繩偏，則有章實齋，顧曰，“六經皆史，皆先王之政典，”然為之君者即不許其以天下治亂為己任，充實齋論學之所至，亦適至於遊幕教讀而止，烏足以上媲王介甫程叔子之萬一耶！

　　嘉道之際，在上之壓力已衰，而在下之衰運亦見。漢學家正統如阮伯元焦裏堂淩次仲皆途窮將變之候也。起而變之者，始於議政事，繼以論風俗，終於思人才，極於正學術，則龔定庵曾滌生陳蘭甫其選也。然而皆無以大變乎其舊，則亦無以挽世運于復隆。南海康氏起，大聲疾呼，學術有不暇正，人才有不暇論，風俗有不暇辨，一切以變法改制為救亡，而讬附於保王。是富欲以天下治亂為己任，而又不能使其君深居高處，而不過問，則徒為兩敗之道也。

　　嘗試論之，中華之受制于異族，有三期焉：一曰五胡元魏，再曰遼金元，三則滿清。當元嘉之末運，一時名流勝望，相繼南遷，其流而在北者，猶守舊轍，務經學，上承兩漢之遺，皆南土清玄之所鄙吐而不道者。然而胡元之貴，受其熏陶，綿綴不絕，卒成周隋之治，下開唐基，此一期也。遼金用漢人，僅保所掠而已。元人挾其武強，最鄙漢化為不足尊，其治無可言。時則中華之文運幾輟，然譬如嚴冬雪虐，枝葉雖辭，根莖無傷也。故明人之學，猶足繼宋而起。滿清最絞險，入室操戈，深知中華學術深淺而自以利害為之擇，從我者尊，逆我者賤，治學者皆不敢以天下治亂為心，而相率逃于故紙叢碎中，其為人高下深淺不一，而皆足以壞學術毀風俗而賊人才。故以玄燁胤禎弘歷踞其上，則幸而差安，以顒琰旻寧弈寧（右邊多“言”字旁，潘按）載湉為之主，則終不免大亂。而説者尤謂滿族入關，卒為我所同化，政權雖移，中華文運依然，誠淺之乎其為諭也。

　　今日者，清社雖屋，厲階未去，言政則以西國為準繩，不問其與我國國情政俗相恰否也。捍格而難通，則激而主全盤西化，已盡變故常為快。至於風俗之流失，人心之餡溺，官方士習之日污日下，則以為自古而固然，不以厝懷。言學則仍守故紙業碎為博實。茍有唱風教，崇師化，辨心術，覆人才，不忘我故以求通之人倫政事，持論稍稍近宋明，則側目卻步，止為非類，其不詆訶而揶揄之，為賢矣。

　　斯編初講，正值九一八事變驟起，五載以來，身處故都，不啻邊塞，大難目擊，別有會心。司馬氏表六國事，曰，“近己則俗變相類，”是書所論，可謂近已矣。豈敢進退前人，自適己意，亦將以明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求以合之當世，備一家之言。雖不能至，心嚮往之。蓋有詳人之所略，略人之所詳，而不必盡當於著作之先例者。知我罪我，所不敢問也。

　　民國二十六年一月九日自序于北平之未學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