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中的人與小説中的人

　　黃仁宇大歷史的角度觀照下，歷史上非事件性的因素受到重視。相形之下，歷史上的人，均不免變成了某種程度的常人。在這種史觀影響下，李尉昂小説中的重點不在人物的傳奇。相反地，讀者經常被引導去看主角所處的時代背景。小説中的主角，反而像是被過於搶眼的舞臺背景給掩蓋住了。甚至我們可以説，在李尉昂的小説裏，背景才是主角。

　　問題是，受現代史學訓練，經常從財稅等制度面思考歷史問題的黃仁宇，他所關照的歷史面貌，有可能寫入傳統上以人物、事件為中心的歷史小説嗎？在黃人宇的大歷史史觀影響下，歷史小説中的人物，會呈現出什麼樣貌？

　　在真正動手嘗試寫作歷史小説之前，黃仁宇曾説寫歷史小説必須要有闖進紫禁城戲謔慈禧太后的本事 。歷史小説敘事的活潑性，無疑是黃仁宇作為史家而一向心嚮往之的，因此他曾在一次演講中，談到蔣介石、毛澤東等人物而説道：「我希望將來寫歷史傳記的人，在敘述這八十年間的人物時，不妨以《三國演義》的方式寫出。「三國」非正史，內中也有孔明祭東風，替劉備留下錦囊妙計等等想入非非的傳説。可是作者始終以筆下人物為非常之人，所記之事為非常之事。因之不被俗套拘束，而能將各人生龍活虎的姿態描寫出來。」

　　然而在黃仁宇以小説家李尉昂身分發表的兩部作品裏，對人物的描摹卻不至於如此「想入非非」、「生龍活虎」。事實上，李尉昂筆下的角色很少讓我們感受到他們的生命力。這些主角們，整體而言，缺乏前述清代文人金聖嘆所深為吸引的「奇」。

　　在李尉昂的小説中，稍稍有潛力發展成「奇」的一個角色，應是《長沙白茉莉》當中的胡琼芳。胡琼芳是長沙的交際花，後來成了上海清幫領袖杜大耳的情婦。在小説的開頭幾章，我們遭遇這個角色不符合社會常規的行徑，與她對趙克明的大膽戲弄，似乎隱約感覺到有一個奇女子的原型，在這個角色中呼之欲出。然而隨着故事開展，我們終於還是錯失了這個奇女子。她的面目很快地模糊了，至多不過在杜大耳身邊顯得機靈。同樣的情形也發生在《汴京殘夢》的柔福帝姬這個角色身上。帝姬貴為公主，對籠中鳥般的命運有反抗之意，然而她所能採取最激烈的手段，也不過是要求被畫入清明上河圖罷了。

　　相對於兩位女性角色，李尉昂的兩位男主角，從一開始進入故事時的位置，便都極為被動。隨着故事開展，他們對自己命運的掌握程度，也十分有限。

　　《長沙白茉莉》的男主角趙克明，雖然在小説的開頭，帶着幾分慷慨激昂地宣稱：「別搞錯。我仍是共産黨員。就算你用手槍抵着我的腦袋問我同一句話，我也還是這麼説。」這樣一個開頭，可能會讓讀者誤以為以下要講的是一個為主義奉獻的熱血青年的故事。然而讀者很快在下文中發現，關於這位主角「怎麼會捲入這一切是非之中」，竟然和主義或信仰完全扯不上關係。趙克明加入共黨的原因，不過是因為一位他所心儀的一個同班女子，帶了他去參加「馬克斯主義研習營」，由此一步一步，捲入掌控整個上海的幫會勢力。

　　《汴京殘夢》的男主角徐承茵亦然。徐承茵原本與天下學子一般，入塾讀書，等着考取功名，入朝為官。不料遇上王安石變法，學制也整個改變，應舉的學子可選擇參加字法、畫筆、算數、醫理四項專長的甄別考試。徐承茵因為常在讀書無聊時畫茶壺玩，竟因而進了畫學，走上一條始料未及之路。

　　趙克明與徐承茵都不是被理念引導着向前走的人。他們都不是史家黃仁宇口中的「非常之人」。正相反地，他們可能都是歷史上的「常人」。這兩位常人對自己的處境，能夠掌握的範圍很小，他們都是如法國史家布勞岱所説「被命運所決定，而又只有極微力量去改變的人」。只不過，相對於布勞岱曾被批評為「沒有人的歷史」，趙克明與徐承茵所處的世界毋寧更是「太多人的歷史」。無論是上海還是汴京，有太多人在各種位置、為各種利益，發展成錯綜複雜卻穩定的規則。在這太多人彼此牽制的棋局中，趙克明與徐承茵遂都成了「只有極微力量去改變的人」。

　　倘若明清文人眼中的歷史小説，在以人物為中心的史觀之下，着重「摹聖賢心事，如道子寫生，面面逼肖」 ，那麼我們便不難理解，為什麼在黃仁宇的大歷史觀影響下，《長沙白茉莉》與《汴京殘夢》兩部小説的人物都退居次要地位，反而是夾帶了當時政治、社會、經濟情況的敘述，佔據了相當重的篇幅。

　　黃仁宇大歷史的角度觀照下，歷史上非事件性的因素受到重視。相形之下，歷史上的人，均不免變成了某種程度的常人。

　　在這種史觀影響下，李尉昂小説中的重點不在人物的傳奇。相反地，讀者經常被引導去看主角所處的時代背景。小説中的主角，反而像是被過於搶眼的舞臺背景給掩蓋住了。甚至我們可以説，在李尉昂的小説裏，背景才是主角。

　　《長沙白茉莉》與《汴京殘夢》雖是小説，仍不脫黃仁宇對大歷史的關懷，我們在裏面可以辨認出《萬曆十五年》式的企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