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畫下流動中的汴梁城？

　　如何畫下流動中的汴京城？這既是李尉昂筆下的角色張擇端等人，在小説中面臨的問題，也是李尉昂作為小説家，必須思考的問題。歷史小説家面對的汴京城就是歷史真實──龐雜錯綜，無所不包，幾乎不可能作為知識的對象。然而在歷史真實之外，還存在另一個歷史：經過史家或小説家選擇、裁切、解釋的歷史。最後才是歷史小説家以當代讀者能夠理解的形式，再現出來的作品。

　　倘若史家的工作，如布洛克的主張，包括判斷何者為真，何者為偽，及何為可能（identifying the true, the false and the probable）。則小説家越過真、偽，更偏重尋找的是最末的那個選項：「可能」。那麼，當史家黃仁宇，試圖以小説家李尉昂之眼看歷史時，他是在哪看見了小説的可能？

　　也許《汴京殘夢》的故事題材本身，可以回答這個問題。《汴京殘夢》描寫北宋徽宗年間，一名參與繪製「清明上河圖」的畫官的故事。在其中，我們也可窺見作者的歷史小説觀。

　　清明上河圖繪製的時代與動機，在學界很有一番爭議。這幅名畫，有不少摹本存世。其中公認藝術成就最高，且為一般人所習知的，應是故宮博物院館藏的清院本清明上河圖。這幅圖並非北宋年間的作品，而是清宮畫院裏的五位畫家，于幹隆元年合繪的畫卷。雖然倣自宋代張擇端的畫卷，卻在成就上超越了原圖。

　　《汴京殘夢》書中所指的清明上河圖，顯然不是清院本，而是宋清明上河圖。問題是宋代清明上河圖的身世極為模糊，作者張擇端傳世的記載不多，關於他的生平，留下的不過是幼讀書、遊學京師等籠統的敘述。甚至他是宋人還是金人，也有一番討論。非僅如此，存世的本子當中，何者為真？何者為偽？真本是創作于北宋，還是南宋人因思念故都而作？這些都是尚無定見的疑問。在清明上河圖一片「汴京富麗天下無」的景致中，隱藏的只是無數歷史的可能性。

　　這種種歷史的可能當中，作者李尉昂選擇了其中一種可能性，當作小説作品中的真實。在李尉昂的筆下，清明上河圖是北宋徽宗下詔，令畫院畫師們繪出京城汴梁的景物與民間生活。由於歷史真實難以斷定，相關的事件在史料中湮沒于無形，它們和《汴京殘夢》小説中的真實，兩者間的對應關係也就無法得知。《汴京殘夢》等於是抓緊著這一種可能性，在史料的縫隙間建構起來的。李尉昂既然選擇了將清明上河圖視為北宋徽宗年間，下詔繪製的一幅畫作，由此便引伸出整本小説中，關於清明上河圖繪製過程的描述。而徽宗時代的人物如蔡京、童貫；史實如運送花石綱、黨爭遺風、靖康之難等，則紛紛取得相對位置，次第落座。歷史小説家的敘事發明，便是在這些歷史事件與時間錯落的相對位置間，展開佈局。

　　在李尉昂虛構發明的情節當中，有關於三任畫學主持不同的繪畫觀點，很可以當作他的歷史小説觀來解讀。

　　在《汴京殘夢》中，這清明上河圖的繪製，帶有帝王欲藉以了解京城民生百態的用意，要將一座繁華喧囂的東京汴梁，加載平面的畫卷中，成為知識的對象。然而偌大個京城，究竟什麼應該入畫，什麼不該入畫？這其中牽涉到主其事者的選擇。在李尉昂筆下，主導清明上河圖繪製工程的畫學主持，先後換過三任。第一任要畫中景物樣樣出自實錄，要求畫官們寫生街上風景，完全得「我筆畫我眼」地照實寫生，不得隱瞞扭曲。第二任主持和第一任大不相同，以為畫之可貴在於近乎神仙仙品，不可出自強求，於是這位畫學主持喝酒的時間，倒比作畫的時候多。

　　第三任主持，也就是最後與清明上河圖一起留名的張擇端。在史料中僅找得到聊聊數行記載的張擇端，在這裡便由李尉昂的小説家之筆來為他賦生血肉，成了一位處事有條不紊的翰林學士。這個小説角色張擇端的主張，介於前兩任之間。他認為畫作既不能脫離現實，也不能一磚一瓦照單全收，無論如何，要將一城的景物，畫進二十尺的畫幅內，就不能不透過畫家之眼，加以「選擇」。（「選擇，選擇──選擇。我的名字不就叫做張擇端嗎？」小説中的角色張擇端如是説。）

　　小説中這歷任主持的三個角色，正象徵了三種藝術態度。也可説相當程度地反應了李尉昂的歷史小説觀。在小説中李尉昂為清明上河圖的創作加上一道來自帝王的最高指令：寫實──寫京城之實，於是清明上河圖之於當年汴京的現實景況，遂構成一種再現的關係（representation）。正如李尉昂的歷史小説，之於歷史真實情境，同樣是一種再現；至於再現的方法，李尉昂藉張擇端這個角色寫出的，可以説正是他的歷史小説觀：既不應是一成不變的臨摹，也不應是天馬行空造起空中樓閣，而是考實與想象相互襯托。在這再現的過程中，「選擇」尤其必要。

　　由此便可對應到李尉昂在《汴京殘夢》篇首的〈楔子〉裏，以後設的筆法，自問自答的問題：「你寫的是歷史，還是小説？」他給自己的回答是：歷史只注意現實如何展開，歷史小説雖不偏離現實，卻是在顧及當代讀者心理的基礎上，去做那再現的工夫。

　　如何畫下流動中的汴京城？這既是李尉昂筆下的角色張擇端等人，在小説中面臨的問題，也是李尉昂作為小説家，必須思考的問題。歷史小説家面對的汴京城就是歷史真實──龐雜錯綜，無所不包，幾乎不可能作為知識的對象。然而在歷史真實之外，還存在另一個歷史：經過史家或小説家選擇、裁切、解釋的歷史。最後才是歷史小説家以當代讀者能夠理解的形式，再現出來的作品。

　　於是，我們似乎在李尉昂的歷史小説觀裏，嗅到一絲與前述明清文人的歷史小説論述相近似的氣味。李尉昂的歷史小説，同樣預設一道寫實的界限，在這界限內虛構。但他的歷史小説不去背離的真實，不是明清文人眼中的正史。在這裡，作「選擇」的人，是受過現代史學訓練的黃仁宇／李尉昂。

　　問題是，受現代史學訓練，經常從財稅等制度面思考歷史問題的黃仁宇，他所關照的歷史面貌，有可能寫入傳統上以人物、事件為中心的歷史小説嗎？在黃人宇的大歷史史觀影響下，歷史小説中的人物，會呈現出什麼樣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