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傳教士與屠城血證

央視國際 2003年12月08日 10:00

　　對於戰爭責任的反省，日本不如德國。我們不願説日本人不如德國人，而寧可説日本政府不如德國政府。但不願承擔戰爭責任的政府畢竟會使自己的民族蒙受羞辱。只要這樣的政府存在，不管日本多麼富有，多麼強盛，多麼彬彬有禮，多麼精明能幹，它在世界人民的心目中也難以受到應有的尊敬，更難以贏得真正的友情。

　　以上這段話引自《天理難容——美國傳教士眼中的南京大屠殺（1937－1938）》（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殘酷的南京大屠殺已經過去62年了，這個人類歷史上慘絕人寰的災難給中國人乃至於世界上一切愛好和平的人們心中蒙上了永遠難以磨滅的陰影。在三個月內（1937年12月13日至1938年3月），日軍殺死無辜中國平民30萬人，並強姦了8萬多婦女。施虐手段也極為殘酷與變化多端（砍頭、刺殺、活埋、燒死、輪姦等），人類尊嚴蕩然無存，施暴者如同禽獸。而在日本，一小撮右翼軍國主義分子一直企圖抵賴這一事實。對此，不僅無數中國人都拿出了無可辯駁的的鐵證，近年來，許多外邦人士的證據資料也得以陸續公諸於世。《天理難容》一書即是繼《拉貝日記》、《東史郎日記》出版以後，又一本有力地揭露南京大屠殺真相的史料著作。南京淪陷前，南京城有27個西方人留了下來，他們不顧本國政府多次敦促撤離的通知，不顧個人及家庭的安危，自告奮勇地籌建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在委員會中，除拉貝外，還有金陵大學留守人員貝德士（副校長、歷史學教授）、史邁士（社會學系教授）、林查理（農藝學系教授）、麥卡倫（鼓樓醫院行政主管）等人。在南京大屠殺的日子裏，他們一面以懇求、爭辯乃至自己的軀體，在日軍刺刀與受害者之間從事救護工作，救死扶傷，制止暴虐，伸張正義；一面通過日記、信函等方式，以他們的親身經歷，真實地記載了這一悲劇的所見所聞。把《拉貝日記》與耶魯大學神學院收藏的國際委員會原始文獻加以對照，便可發現它們的記述基本一致，而耶魯館藏更是目前保存得最好和最多的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檔案全宗。

　　《天理難容》這一書的編譯者章開沅教授為華中師大歷史系教授，曾任華中師大校長，一直從事南京大屠殺有關資料的收集、整理和研究工作。1988年6月他就初次利用耶魯神學院特藏室的資料，發現貝德士文獻中有許多關於“南京大屠殺”的原始檔案。1991年，他又在這個特藏室整整工作了8個月，系統研究貝德士文獻，並收集了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的原始檔及部分委員會成員的信函、日記，在此基礎上撰寫和編譯了《南京大屠殺的歷史見證》、《南京——1937年11月～1938年5月》兩本書。很巧的事，章開沅早年就讀於金陵大學歷史系，為貝德士的學生。他現在所做的工作，是繼承老師遺志的神聖事業。貝德士有知，當欣慰於九泉之下。

　　1997年春，南京大學出版社總編輯任天石教授獲悉章開沅先生正在從事的工作，立即設法與章先生取得聯絡並提出：金陵大學是南京大學的前身之一，南大現在的本部校園就是原金大校園；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的不少人士都是金陵大學的教師，與南京大學有一脈相承的淵源。希望章先生為南京大學出版社編譯一本更為完整並更具權威性的揭露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罪行的資料集。作為原金大學生與現南大校友，章先生慨然應允。同年5月，他專程再次前往美國耶魯大學神學院圖書館，擴大資料收集範圍，與該館特藏室負責人瑪莎斯茉莉女士協商，決定以她主編的《目睹南京大屠殺的美國傳教士，1937－1938》為底本，進一步擴充編譯，收錄了經歷南京大屠殺事件的十位美國學者、傳教士的文獻。

　　與《拉貝日記》相比，《天理難容》更有其特色。首先，從時間上講，《拉貝日記》只記到1938年春季為止，而貝德士等人所記則到1940年為止，比前者多兩年有餘，更為完整、全面。貝德士除揭露日軍大屠殺罪行外，還花費許多精力調查研究日本侵略者在南京擴展毒品貿易、販賣毒品的事實，保存了許多詳實的記錄。此外，貝德士文獻中還保存有南京日軍慰安所（美其名曰“第四日支親善館”）的海報，上面清楚地標明“支那美人”四個大字與該館地址，並附有貝德士在報紙上發佈的批判性説明，這是有關南京慰安婦的第一手材料。　　其次，從文獻種類而言，除了日記外，還有給親友的信函、給使館的公函、新聞發佈稿、公開信、證詞、報告等。而這當時就已流傳的信函等更加反映了記事的真實可靠。如1938年4月2日馬吉給紐約J．C．麥金牧師的信中説：“我注意到您曾致函（紐約）《時報》説，有關日軍屠殺的故事是虛構的。可能這時你已經知道它們只能是確鑿無疑了。如果我不是親眼看見這些事情，我也不能相信這樣的事會發生在現代社會。這使人想起古代的亞述暴行。我們未曾料到如此恐怖，當這些事情開始時，對我們是可怕的震憾。”

　　第三，從作者的身份來説。這些美國傳教士不僅是一些富有人道、富有同情心的人，而且還是學者。如貝德士就是經過牛津、哈佛、耶魯等名校嚴格訓練，1935年在耶魯大學以中國歷史研究獲得博士學位的學者，時任金陵大學歷史教授、系主任、副校長，是一位歷史學家。史邁士，1934年在芝加哥大學獲社會學博士學位，時任金大社會學系教授，安全區國際委員會秘書。這些人都有學者的素質，除了當時面對殘酷暴行的共憤以外，還具有史學家、社會學家的嚴謹態度。經他們整理並正式通報日方的日軍暴行案例報告，都經過多次核實，並有可靠的知情者作證。所作的調查報告，都體現了較好的科學規範和嚴謹作風，所遵循的最高原則就是“客觀準確”，為後世留下經得起時間考驗的歷史實錄。（左　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