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問人：在貫徹農村包圍城市道路問題上，還需要具備一些什麼條件嗎？

　　趙福亭：這裡有一個問題，就是僅僅開創並確立了這條道路，像列寧説的沒有革命的形勢，沒有革命的客觀條件，還是不能取得勝利。毛澤東作出的對中國革命有重大影響的第三個抉擇，就是北上抗日，經營北中國，在北中國求發展。抓住北上抗日，在當時的中國，就是抓住了革命的契機，掌握了能夠迅速發展的革命形勢，從而引導革命走向勝利。中國工農紅軍二萬五千里長征，固然有第五次反“圍剿”失敗被迫長征北上的原因，但是即使不被迫長征，照中國當時政治發展的總趨勢也有一個要考慮在哪可以得到發展革命勢力，逐步走向勝利的問題。我認為，那時北上抗日，把革命領導重心轉移到北中國是一個具有決定中國命運的大的戰略方向的問題。

　　訪問人：關於抗日，應該説不是毛澤東的發明權，只強調毛澤東的抉擇，重點是在北中國抗日，在北中國求發展上？

　　趙福亭：是的。你們都清楚，1931年，特別是1935年以後的中國。日本侵略軍妄想霸佔中國，妄想由東北而華北，進而滅亡全中國。在這種中國處於亡國滅種的歷史關頭，中國共産黨人只有領導全國人民高舉抗日救亡的旗幟，才能號召群眾，組織群眾，發展革命勢力，中國人民才有出路。那時，中國階級關係起了根本性的變化，工、農、小資産階級堅決抗日，固不必説，民族資産階級也起而抗日，國民黨內部的英美派、各地方實力派，特別像東北軍、西北軍中，抗日的聲浪日益高漲。毛澤東抓住這個革命的大好形勢，大好時機，領導中國共産黨人作出兩項決策：一個是政治上有可能也有必要“組織千千萬萬的民眾，調動浩浩蕩蕩的革命軍”，組成一個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一個是軍事上要“把國內戰爭同民族戰爭結合起來”，“工農兵學商聯合起來武裝保衛中國”，“猛烈擴大紅軍”，使紅軍成為中國人民的抗日先鋒隊，提出並確立作戰指揮上的各項基本原則，分步驟地鞏固發展蘇區、擴大抗日力量。

　　要抗日，要革命，就要有一個地盤，有一個革命的立足點和出發點。江西是呆不住了，到哪能夠迅速地開展革命鬥爭呢？我前面説過，日本是從北中國大肆侵入的。從中國的全局來看，這個革命的主要戰場，只能在北方，在能夠直接對日本作戰而又靠近蘇聯當時可能給予支援的地方。選擇這樣的地方，還要考慮到：第一物産比較豐富，能解決吃穿用的問題，第二人口比較眾多，可以擴充紅軍，可以發展革命力量。遵義會議後，毛澤東提出北上抗日．後來又有東征和西征，其目的都是為着找一個能夠發展革命勢力，能有一個“在發展中求鞏固”的地方。如果在一個敵情、地形、人口、氣候、糧食等都難以解決的、難以存在的條件下（如張國燾主張的那樣）革命勢力是不可能發展起來的。毛澤東提出並確定在陜甘寧，特別在華北大大發展革命勢力的主張，意義是非常重大的。在這樣的地方就可以對日直接作戰，政治上佔有極大優勢，而在抗日救亡的旗幟下，能夠最大限度地號召群眾、組織群眾，有條件發展革命武裝，壯大革命力量。事實證明毛澤東北上抗日這個抉擇的無比正確性，西安事變表明民族資産階級、國民黨內各實力派都贊成抗日，從而形成了包括蔣介石在內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接着盧溝橋事變，全國全民的大規模抗日戰爭就轟轟烈烈地開展起來。在抗日問題上，毛澤東提出並堅持三個戰略性的決策，即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堅持抗日的持久戰，堅持紅軍遊擊戰的戰略地位。由於中國共産黨人堅持了這三條，在抗日戰爭中人民革命力量大大地突飛猛進地發展起來，從而取得了抗日戰爭的勝利，也是中國人民革命的一個大勝利。